曹操出生于“赘阉遗丑”，地位微贱，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击败了吕布、袁绍、袁术等各个敌手，统一了北中国，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于他的思想路线全貌，历史学家、学者们，均作了推绎而论之。笔者在此试从曹操的“游仙诗”探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游仙之作，始自屈原。曹操的游仙诗，如《气出唱》、《粗列》、《陌上桑》、《秋胡行》等，长期以来是不被人们重视，选集一般不选，一些文学论著，也大都认为是他早年的模拟之作，是受道道家思想影响。其实，就是在他的游仙诗里也同样反映了曹操反迷信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并非悲叹人生无常，道慕神仙幻镜的消极情绪的反映。
首先，从这几首诗的内容上不难判断是曹操的晚年作品。《气出唱》其一写道：“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受气寿万年。”这种希望延年益寿，为完成未竞带来的进取精神，说明是曹操晚期所作。《秋胡行》开首写道：“晨上散关山，”据《武帝记》记载，曹操是建安二十年三月西征张鲁时首登散关山。说明此诗只能是在这个时候所作。《精列》中写道：“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这种时不我待的感叹，反映出要珍惜晚年，既是晚年，就不可能是他早期所作。《陌上桑》写道：“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点出了他的游仙思想还离不开尘世，他延长寿命的目的，是为了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也说明他晚年所作。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失利以后，曹操又多次对孙权、刘备用兵，都没有成功，三国鼎足之势已定。这时他已是五十大几的人，时光流逝，暮年将至，产生壮志难酬的思想是很自然的，只有这时，他才可能产生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
曹操的游仙诗，表面像是蒙上一层迷信色彩，实际上在批判迷信思想。是以实现为基础，不是离开人间的现实的空虚幻想。是曹操以浪漫的手法抒发他的政治情怀。
《气出唱》说的是曹操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面前，滋生了延长寿命的愿望。这种愿望正是在于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第一首是说，为完成未竞的事业，他要寻求长寿方术，访贤问谋，有能帮助他实现政治抱负的人，即使到天涯海角，神岛仙山，他也要去寻求。第二首是说他希望得到的贤士终于来了，他要把这些贤士都汇集到自己的身旁，共谋方略，共图大事，建立不朽功业。第三首是说他求贤的真心诚意，天下的贤士本来就有，现在都来了，表露了宾主互相对酒祝贺的喜悦心情。诗中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和他求贤令的思想是一致的。
《精列》表达的是“志在千里”的曹操，不愿放弃统一四海的政治抱负。他清楚地认识到，“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死亡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于是他要去寻求长寿之术。在现实与愿望以统一的矛盾中，发出“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的感叹。这种时不我待的感叹，表明他要珍惜晚年，来完成未竞事业。虽诗中写了“见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莱”，也并非是他有迷信思想，而去“观神仙于瀛州，求安期于海角”。为的是研究养生之术以求大智若愚寿。正因为这样，所以曹操没有象秦皇汉武坠入求仙的迷网。
《陌上桑》是说曹操为了谋求养生之术不耻下问的思想。曹操的政敌孙权、诸葛亮都比他年轻27年，他为完成统一大业，只有希望寻求养生之术，延长寿命。“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就是他这种心境的写照。“寿比南山不忘愆”，延长寿命的目的，是为了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实现他的统一大业。
《秋胡行》是曹操60岁以后的作品，说的是他统一大业未完成，心中郁闷，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复杂矛盾心情。清代学者朱嘉征在《乐府广序》中说：《秋胡行》歌“晨上”，思治也。武帝有大一统之志，尔时三分之业已定。第一首说他感到完成事业的艰难。正在征战艰苦的途中，神仙迷信思想向他袭来，可是他根本不想念什么“道深有可得”的说法，更不愿去过那种“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的神仙生活。可痛恨的是世人受所谓神仙的欺骗太多了，应当揭穿其骗局。所以他借用宁戚遇齐桓公的故事，表述他对霸业的向往。他抒发的是一种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第二首是说得道成仙之说都是荒诞之谈，高寿的人是有的，但可能未见过谁得道成仙。谋求长生不老的思想只能是纯属幻想，惟有珍惜时光积极进取。四时更替是自然规律，有作为的人才是时间的主人，要有毫迈乐观的积极进取精神。因而断然否定“汛汛放逸，亦同何为”，批评了那种贪图享受、无所作为的人生观。
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曹操的游仙诗是他“性不信天命之事”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他接受的只能是道家学说中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科学的养生法，不是接受道教中的无为颓废思想或神仙迷信思想。
值得提出的是，曹操所说的“所服食施行导引”“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淡，无所揭欲。闭门坐自经较完备。早在曹操几十年前的魏伯阳著撰《周易参同契》就是一部气功著作。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气功理论帛书《却欲食气》就更早了。曹操青年时代就博览群书，对养生也好研究，气功之著作他不会不读的。因此他所寻求的延年益寿之主亦必然包括气功之术。
曹操应运而生在空前动乱的东汉末年，他顺应历史潮流，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他不信天命，那么，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的是“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生民”、“万生”、“感受其民”等“人”或“民”的概念，在他的不小诗文中不断提到。含义虽不尽相同，介不能说是他进步思想的表现。由于“人为贵”，他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度关山》）。有一次，袁绍问他：要取得天下，主要靠什么？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武帝记》）曹操和袁绍作战时，当时袁绍“兼国州之地，众十余万”，曹操诸将以为不可敌。曹操则认为“兵无常势”，只要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能转弱为强，事实确是如此。正因为曹操衽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终于以少胜多，以弱用强，打败了北方最大豪强袁绍。他统一中国的志向至死不屈。在他临终前数月还亲自率军南征关羽。曹操从总结自己在赤壁这战失利的经验中再次得出，要完成统一大业，必须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游仙诗就曲折地反映了他思贤若渴的心情。曹操虽出身宦官之家，社会地位并不高，是现实把他推上既要代表本阶级利益，又要关心人民利益的地位。这正是他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所在。
当然，曹操虽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他毕竟是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的历史观还不能完全离开唯心主义。因此，他还不可能看到人民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而只能把实现统一事业视为个人的抱负放在延长寿命的基础上，致使他发出“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的感叹。但这并不影响他是个伟大的哲学思想家。
曹操之所以能够实现北中国统一大拥，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消灭割据，顺应当时，提倡耕战，实行屯田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组织路线，其主要原因是因他具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他继承和实践了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揽申（不害）、商（鞅）之法术”，反对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曹操行的是法治思想，但也渗杂着儒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