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月号”出发前的几天里，周庄其实已经赶出了那篇论文——他编写了一个更为周全的模型，在他的电脑上算出等星文明可能的未来，然后赶出了那篇论文。他证明了自己一直的猜想，这已经很明确了。但他隐匿了那篇论文。
当“岁月号”发射升空时，周庄就是一个一点也不合群的特殊存在，但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留下的人普遍认为岁月号此行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而等星文明却会因为减轻了沉重的生态压力而逐渐恢复健康，因此一面在心里提前祭奠“烈士”，一面庆幸着自己的美好生活又有了保障。周庄的神色肃穆、谈吐中透出的绝望，还有对记者采访的残忍拒绝，都被看作一个科学家的正常高冷以及面对变故时应有的庄重，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绝望和痛苦。
周庄是留下来的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在亲身赴一场悲剧。尤为可悲的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一场悲剧。即便在将来悲剧发生之后，也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曾主动选择接受这场悲剧、加入这场悲剧。人们只会以为他和所有人一样，是完全意外地与悲剧正面遭遇。这种孤独，实在是更为可悲的事。
岁月号是前所未有的庞大飞船，它将遇到的困难会比小飞船多一些，因为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比个体更为复杂。除了老生常谈的生态崩溃问题，可能出现的问题还包括经济能力退化造成的社会危机、治理体系不适应带来的政治风险、全新生存环境造成的社会心理问题等等，甚至还有更多无法预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解决的办法十分简单粗暴：冻结时间。简而言之，就是让飞船整体处于一种接近冬眠的状态里，除了监控舱里的少数人，其他人都要在半梦半醒中度过路上这段漫长时光，也许几十年，可能更久。这样做能让所有崩溃的发生都来得最慢，慢到他们足以抵达谜盏星的新世界。到那时，这批冒险者可能都已经无缘看见谜盏星的真容了。
这是“征途纪元”提出的重要原因：岁月号上的时间流逝处于一种严重不正常的状态里，不能用正常的纪年法来衡量。而且由于相对论效应，飞船和等星文明本土之间总会存在越来越大的时差，待岁月号停泊在谜盏星后，两边所经历的年度可能相差数十倍之多。
在飞船升空前一个小时，领航员马霍将军宣布启用这种新的纪年法——征途纪元。征途开始前一年为征途前元年，征途开始的第一年为征途中元年，征途结束的次年为征途后元年。这段漫长的征途被摆在了纪元的中心位置，无疑具有了历史性的地位。人们逐渐觉得，只要能抵达谜盏星，就是死了也值了。于是在这绝望的旅途中，忽然又燃起一些希望。
和飞船上普遍洋溢着的那种决绝的勇敢相比，后来首屈一指的天文学家石闻元就显得格外淡定。石闻元的淡定和周庄的绝望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假如他们之前认识的话，也许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吧。
那时的石闻元还是一个初露头角的博士毕业生。尽管也发过一些文章，但在国际上还是无人知晓的。而若干年后，他将因为“发现”巨械座而天下闻名。
石闻元看着蓝灰相间的故土渐渐远离，渐渐成为一个天文学上的问题。天文人的直觉告诉他，也许这个文明不会存在很久。当然生命还会继续，而且只要有水，新的文明就会继续。但是这一轮文明该结束了。不知道这种直觉从何而来，但科学人的直觉往往可靠，因为都是在潜意识里经过计算的。
石闻元因为不愿目睹故土逐渐变成遥远天体的过程，选择了在此时进入长时间的定期沉睡。
征途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大事，所有的崩溃尽管再缓慢，却都如期而至。初次冒险，人们事先考虑得再周全，也难免漏掉一些事情。人们事先没有想过，这种持续崩溃而毫无建树的倾向，本身就是一种对心智的煎熬。我们看到每年都有若干个物种陷入灭绝。我们看到暴力恐怖事件连年增加。我们看到枪，血，腐败，传染病，流脓的创口。仅有的几部文学及影视作品都是关于文明的困境，关于绝境中的渺茫信念。一切都在崩塌，这本身就是一种煎熬。不是说冻结时间就能减缓这种煎熬，而是只要清醒一秒，就有一秒的煎熬。
征途中三年，马霍将军自杀。遗书说：“我以为我要活着，至少能给你们生的信念，而自杀只是我自私的解脱。我努力说一些充满正能量的话，却最终得到一个‘骗子’的名号。也许我真的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重要，我不是你们的表率，也不是你们的偶像。那就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吧。世界，再见！”
马霍将军死了，征途纪元还要继续。那时人们忽然发现，这趟征途已经不是当初想象的那样了。它既不伟大，也没有无奈，只有如茫茫宇宙一般无边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