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感触颇多。这里面讲了一个情况，就是明清两代的官员，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清官，这就涉及到一个潜规则的问题。
咱们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一个腐败，你收了钱，收了好处，你就是腐败，行为堕落，就是腐败；但是在明清的官员眼里，上至一品大学士阁老中堂“宰相”，下至七品知县九品牢头小吏，所谓的“腐败”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典型腐败”，一种是“非典型腐败”。不仅官员如此认为，就连帝国的统治者，至高无上的皇帝，对这个的态度是默许，煮饺子似的浮起来一个捞一个，不浮起来的我也不管了。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对“典型腐败”是零容忍的，是要除尽的，但是对于“非典型腐败”，就是一种默许，这就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潜规则。
那么什么叫做“非典型腐败”呢？
说公元1839年，清朝道光十九年，SX的一位姓林知县，换句话说就是林县长，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系列官员违法乱纪行为，并且这封报告是拦不住的，到省政府里不过是让你们看一看，这报告上到朝廷里，那是必然的。这封报告厉害在什么地方呢？他揭发的内容有二十二条，涉及本省的主要官员，跟他同级的几个县长，他头上的正五品知府（市长），正三品按察使（管监察和司法的副省长）、从二品布政使张灃中（管民政财政的副省长），前任SX巡抚（省长），封疆大吏陕甘总督，在往上从一品的某部（无记载）尚书隆云章（部级），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应该是副国级）。涉案官员级别如此之高，范围如此之广，如果上报到朝廷，后果不堪设想。
这位林县长，难道是个清高之人？错了。是前几次省里排了个市级专员虞某某，奉命到林县长这里来查案，这林县长对他呢，是吃好喝好，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要泡妞也给他泡了，虞专员临走时他还送了大把钞票。结果不知道怎么地，这个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说林县长的好话，反而撺掇布政使张灃中张藩台大人向中央告了林县长的状，林县长乌纱帽给丢了。林县长听说此事，气得暴跳如雷，好嘛，老子官快没了，我就要你们好看！他心知这封报告绝对上不去中央，肯定先到这张藩台的手里，张藩台断然不敢将材料上交，可是不交又不行，看老子不好好的敲你一笔！
果然张藩台拿到报告，是吓得魂不附体，睡不好觉，马上跑去找新上任的SX巡抚杨国桢汇报。
这封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是说这汤大学士、隆尚书两人被皇上派做钦差大臣来SX视察时，总要太原府出面，以公事的名义向藩司借两万两银子来招待，然后呢，太原府再把这两万两层层摊派下去，让下面的官员从百姓身上剥削上来给太原府，太原府再还给藩司，但是太原府借了两万，却向下面的官员门要五万。这就有问题了，一是钦差大臣代天巡狩，代表天子威仪，你们怎么能骄奢淫逸呢？招待一下就两万两银子（正一品官员月奉一百八十两银子）？吃饭用不了这么多钱吧？剩下的肯定就进了你们钦差大臣的腰包；二是钦差大臣要了两万，你却问我们要了五万银子（相当于人民币壹仟万元），多余的钱哪去了？进了张藩台的口袋吧！这事可不小，一旦上去，张藩台、隆尚书、汤学士，就算不掉脑袋，也得丢了乌纱帽。张藩台没办法，只能给林县长好处了：一万两白银，并且把他任期的亏空一笔勾销，由后任填补。
这些不叫腐败吗？不一定叫，至少官员们认为不叫。新任的SX巡抚杨大人听到张藩台的报告，说了一句话：“你们SX的官怎么这么荒谬？”这句话有意思。说谁荒谬？这些腐败的官员吗？不是！他说的是“SX的官”，说的是这个林县长。
为什么荒谬？这上级来了我们送礼，送钱，也就是叫“程仪”，下级去给到上级，也要送礼，送给地方政府，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门，叫“部费”，这是规矩，也合情合理。为什么合情合理？因为是办公事，这大家都是办公事，就比较奇妙了。好比同样两个县长来我这市长这里办事，而且万一都是想得些拨款，你们县说遭了水灾，他们县说遭了旱灾，你们县说死了五百，他们县说死了两百但是也有六百准备死了，你们困难，他们也困难，总不能像周星驰唐伯虎一样比谁更困难吧？我这个市长难办啊！都是办公事，都有困难。那怎么办？你看着办！你不办？好啊，我们都是公事，那我们就公事公办，他们县的，我给公办了，你的呢，我只能不办，或者说“拖办”，什么你手续不全啦，公文写错啦，这么大的事我市长要和副市长们商量啦，你先回去吧！上级来下级这里，那也更要给，我来你这，是看得起你，我肯走，那是我体恤你，你难道不该表示一下你恋恋不舍吗？而且我上级官员，日理万机，你上来找我，我还不一定见你呢，现在我来你这，是给你机会，要是看你顺眼，提拔你一下，再顺眼，到阁老中堂，皇上那儿去美言几句，你岂不是前途无量？
下级官员们想得通。上级官员就更想得通了，你们这些七品县官从五品市长，都是直接管着老百姓的，再往上的官都是见不到百姓的，你们手里捞的那钱啊，嘿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还真是清知府，脏知府可就看你爱好了）！我们哪里有钱？手里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动国家的钱，那可就是真正的贪污了，这是皇帝不能忍的！你们给的钱，不是钱，那是礼！
既然如此，上级觉得该要，下级觉得该给，这就出现问题了。
一是要多少，给多少？上级怕你玩命了给，你给主管的本藩台五万，给不直管的巡抚大人三万，臬台大人两万，他们俩肯定想，凭什么啊！我还怕他们心里不平衡呢，要让别人知道了，别人怎么想？下级也想啊，您这是要多少呢？您狮子大开口，十万八万，把我这县二十年后的钱都要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二是什么时候送。你不能说送就送，你也不能想要就要。
于是官员们就宁愿这些礼仪，变成规矩。规定了大概送多少，什么时候送，什么级别的人该得多少。
什么时候送？冬送炭敬，夏送冰敬，春节端午中秋三节，您生日和您老婆生日两寿（有些官员贪得无厌，儿女生日，父母寿辰也加进去），这些是“敬”是“礼”，实际上送的就是钱，还有说送“瓜敬”的，夏天热了，给领导们吃瓜降温，但说是吃瓜领导，但您来看市长，送俩西瓜？你是不想当了吧？送的是买瓜的钱！但送的可不是俩西瓜的钱，那恐怕得是两吨西瓜的钱吧。
得多少？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也没收过，是吧？但从本案来看，一品大员，就是个两万白银。
定下了规矩，官员们就放心了。谁坏了规矩，谁就是千夫所指，万官唾骂。明清两代贪污公款、草菅人命、科举舞弊之类的，那是墙倒众人推，被你的政敌知道了，就拿这事弄死你，出了这种事，除了和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的，不然没人愿意捞你。但是规矩，却是规矩，我规矩着收，你规矩着送，你乱收是你没规矩，小官我管不了你，有人管你；小官乱送也是不懂规矩。所以林县长“荒谬”，就是因为杨巡抚大人觉得他“不懂规矩”：你看，这明明就是规矩，你怎么能够举报说是人家贪污呢？你懂不懂规矩？
所以明清两代，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清官，所谓的纪晓岚、刘墉，两敬三节两寿，都受了，民族英雄林则徐那是收，抗倭英雄戚继光那是送，唯独只有一个海瑞，既不送也不收，所以人际关系很差，官运也不怎样。
但是这送礼的钱，从哪来？管民的官收的。收怎么收？想怎么收怎么收。管民的官，也叫“牧”，什么意思？把人民当羊来养起来着呗，想刮你几根毛就刮你几根。国家收多少，我照交，你们交多少，我说了算！除了税是你们该交的以外，县官还有各种办法收钱，比如你来交税，除了交税，还得给钱，哈！不是他收税，是你交税，而且你还得拿钱先给你，他再收你的税。还有就是“耗羡”。什么叫耗羡？国家收粮食，我这县上收，运到市里、省里、中央，中途总有损耗吧？所以我说收一百石，但是你交给我就是一百石外加“米耗”，毕竟户部要收的是足米；你叫的税，我们要把碎银重新融化，铸成足银、官银，这重铸总有消耗吧？这个叫“火耗”。米耗怎么个收法？比如，明朝，农民交米，是你背着米去交，然后倒在他官府里指定的容器（斛）里，而且不仅要倒满，要倒得再也倒不下去，上面堆起一大个小山，然后这个时候，称粮官（斗级）往这个斛上踢一脚，上面满出来的粮食自然要掉许多下来，这掉下来的，就是“米耗”，不算在你交的粮内，也不许你拿回去，这个就叫做“淋尖踢斛”。你想啊，这个东西，不是比例算的，不是规矩算的，是什么算的，“一脚”算的，我这一脚怎么踢，你管得着吗？你想我踢轻点？你跟我是亲戚吗？朋友吗？不是，怎么办？你看着办！不办？看我怎么踢：我退后，来个五十米助跑，起跳，空中三百六十度转体，在用上我练了三十年的内力，三十年的外功佛山无影脚，一脚踢在斛上，地动山摇，这斛也是上大下小，站立不稳，倒在了地上。这样，一大半的米就洒在地上了，这地上的全都是米耗，你交的粮就是斛里剩下的，抬起来拿去称，对不起，交的不够。不服？要求重踢？闹事是吧，来人啊，给我把他打出去！
这多出来的米耗，就是钱啊！至于火耗，就更离谱了，米耗好歹还有“一脚”，火耗交多少，他说了算，你要交税银一两，那你就得交一两五钱，也就是多交百分之五十，有些州县，甚至要你交三四两，也就是三四倍。各地的耗羡交纳标准，都是各地自己定的。这耗羡，就好比现在的所谓“手续费”，但是现在的手续费，有国家物价局管，在古代，可就是没人管的。
除了交税要交钱，还有耗羡以外，当然还有巧立名目，胡乱收费，借机敛财，种种种种。还有的，比如说我请你提个字，我得给你钱！我给你买房子，我象征性的收一点钱，我卖你的，总行吧？平时打点麻将打点牌，我想贿赂你，就故意输给你，你手气好赢了不少，这总行吧？
为什么这些官员要这样敛财呢？穷呗！谁说的？雍正皇帝说的。
因为自从朱元璋起，官员的工资那是大大的下降，他觉得吧，做官呢就是要做道德表率，要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住烂房子，腹中空空，只有诗书之气，毕竟“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嘛，你做官都高人一等了，精神上应该满足了吧？所以俸禄就很低，清朝前期一个县长的俸禄，折合人民币一个月一千一百三十块。一千一百三十块，县长？给你当一县长，不许贪不收礼，一个月挣这么点？我还不如去当乞丐。而且以前的县长还不能跟现在的县长比，现在的县长，吃可以吃食堂，便宜一些，出去办事有差旅费，招待有公款，上下班有油钱，办公事有公款，还有许多福利，以前的县长呢？没有福利，也没有公款，你出差，自己出钱，你升官走马上任、左迁贬职、回乡养老，路费你自己出，生病请病假不带薪还没医保，吃的东西自己吃，住的房子自己买，没有福利房也没有什么房改住房公积金，老婆还是全职太太，全家人就吃你的用你的，不仅如此，你当个县长，总要请秘书吧？工资你自己出。除了秘书，总还要会计吧？工资你自己出。师爷、书启、挂号、账房，这些人的钱你都得自己出，万一你再请些管家、仆人、书童，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若问，我退休了我老了我吃什么？还有退休金吗？没有！靠谁养？你儿子呀！你说我没儿子我只有女儿，“赔钱货”嫁给别人了怎么办？谁叫你不多生几个啊？你再问多生几个我仅凭工资怎么养啊？我怎么知道！
你说这怎么能不贪？那些个学子刚刚毕业分配了工作，心中满脑子的忠君爱国，爱民如子，还是很有信念的。不过，有的人有信念，有的人没信念，就算是有信念，那也有坚定还是不坚定的。一上任，钱包空空，肚子空空，两袖清风，吃苦挨饿，信念往往敌不过现实。终究还是往体制里走了。
雍正皇帝看到这点，上任就提出了三点，高薪（和谐）养廉，耗羡归公，取缔潜规则。具体就不说了，但是至少还是有些效果的，在雍正任上的十几年，是清朝政治最清明的时候，远胜康熙，更胜乾隆。
雍正一死，这个宝贝儿子乾隆就把他爹反腐的事情给反了，自从乾隆以后，清朝的腐败是日益加重。而且，养廉银子终究还是太少了，实际上还是没能杜绝潜规则，大家还是照样送礼，只不过送的少了一些。
清朝的皇帝平均水平是最好的，至少没有昏庸的，只有平庸的，而且大都还是克己复礼的，可是有用吗？也就是林县长闹事这年，正好是所谓史上最“节俭”的道光皇帝当政。
这位皇帝节俭吗？节俭极了，衣服破了，不舍得丢，让内务府补，平时吃的也很节俭，而且节假日不许庆典，于是朝堂之上挂着一股“节俭”之风，大家都争着穿旧衣服，还专门去把衣服磨破，朝堂之上比谁更“节俭”。道光皇帝宴请群臣，一桌就上五个菜，还没几个荤的，搞得大臣们不敢落筷，把菜夹完了皇帝多没面子啊。皇后生日几十年不过，终于有一年要过了，宴请群臣，每个人一碗打卤面，这还是道光皇帝痛下决心，血本宴请，特旨着内务府杀两头猪才有的打卤面。
他自己宫中吃菜，也是素多荤少。有一天听说一个大臣一天吃了四个鸡蛋，气得暴跳如雷。为什么呢？道光皇帝喜欢算账，算自己的花销，算花销方便节俭，于是就要问内务府每样东西的报价。报价就好玩了，内务府说鸡蛋一个五两（一两银约人民币贰佰元），道光皇帝听说吃了四个鸡蛋，二十两银子，能不怒吗？这个大臣连忙说，这是我家里自己养的鸡，没那么贵！结果道光皇帝说，哈哈，养鸡还省钱，着内务府买几只鸡来，朕也要养鸡省钱。当然，一只鸡内务府报价四十两。前面道光皇帝打补丁，一个补丁也是十几两。他哪里知道十几两银子足够一个三口之家生活好几个月呢。
由此观之，加薪，没用，靠好皇帝，没用，那么靠什么？靠监管吧！
监管，古代的监管，比现在的监管还要厉害。御史们监管百官，可以“风闻言事”，就是你只管说，说错了不用负责，乱说也不用负责，别看六科给事中们才七品，当他们头戴獬豸冠（獬豸正好就是神羊）走上朝堂时，一品大员心中都要慌乱，给事中站到堂上，拿出奏折，弹劾当朝大学士某某某，这个官员别看是大学士，必须马上出列，等待处分，而且给事中不仅别人管不着，他的上级也管不着，右都御史别看是督察院最高长官，“督察院中无长官”，我要弹劾谁，还不需要经过你。
这样的监管权力，简直大得要毁灭宇宙。可是结果呢？你看清朝和明朝，有效吗？没有，谁来查案我都给你钱。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他们的监管不够系统，不能下到基层。
别说是以前，就是现在所谓的“媒体监管”，有效吗？扬扬止沸而已！去年还有报道，说某媒体，监管贪官，得到了证据，反过来去对别人进行敲诈勒索。再看现在的“网络监管”，变成了官员们你整我我阴你的利器，给你下个套，网上一放，你就完了。况且媒体监管、网络监管，甚至是百姓监管，都是靠不住的。我监管别人，我不监管自己，别人家腐败，我看不下去，我自己家腐败，我高兴得很！人很容易搞双重标准。
不光有监管，还有规定。规定有用吗？规定我吃四菜一汤，我四菜一样菜价值千金，你怎么说？那要便宜的？行啊，我来个拼盘，一个菜是四个菜拼起来的，盘子比四个人的脸都大，你怎么说？
只靠监管，也没用。那靠什么？靠体制？
对不起，只要是有权力，就必定会有腐败，这是个程度问题。而人类的智慧，目前只能创造出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不能创造出好的政治制度（所以别信那些傻佬吹什么台湾美国英国政治制度好，那是傻子）。政治制度，只有最不坏的，也就是坏处最小的，让你贪的机会最少的，破坏民众、个人权利最小的。
况且，腐败仅仅在政治之中吗？没有吧！你看现在，学生给老师送礼，病人给医生送礼，这也是“体制”问题吗？不是吧，这就是一个人心问题。这一点在东亚这些专（和谐）制制度延绵不绝的国家里最为明显。谁最大？钱啊！我见那些医院写着不收红包，医生也写着不收红包，结果病人硬要送；我还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的小学老师听说我的老家在凌云，便顺口说了一句凌云听说是茶乡呢！结果没想到我奶奶怎么的就听出了个味道，赶忙指派人买了一箱好茶，送给老师去了，老师的脸也很尴尬，也不收，可是我奶奶就是不信，就是一定要你收，他收下了，我奶奶就放心了。因为中国人送贯了，且中国人很喜欢以己心度人腹，他不送他心里不舒服。
所以照此看来，仅仅靠高薪、好皇帝（换成现在，应该叫做好政府）、好监管、好体制来反腐，是没有根本作用的。
怎么办呢？难道腐败就是不治之症吗？也不是。上面这些东西单个实施，或者几个实施，没有用，应该要全面实施，多管齐下，才能奏效。况且，仅仅靠这几样东西，也还差最最核心的东西。
那就是人心和道德。
人心虽然是最靠不住的东西，道德虽然是最脆弱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的力量确是最强的，所以反腐这个东西，人心和道德才是最核心的。监管到位能让人不敢腐，体制好能让人没理由腐，高薪让人没必要腐，好政府也就只能保证让人不想腐。这些只能让你不主动腐，但是还是有被动腐的，况且政坛腐败，只不过是腐败的一个小角罢了。人心和道德，不仅不想腐，还能让人想不腐。人心和道德的事情，是最为任重道远的，因为没有高薪水好政府好监管好体制做前提，人心和道德根本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人心和道德，要靠教育，要靠潜移默化，要靠改变思想，这绝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事，这是“百年树人”的事！
改变思想，就绝不能再讲以前那一套。中国古代是家天下，宗法社会，人情总是大于法律，人们总是讲人情，不讲法律。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
这笔思想的帐，还必须要算到儒家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