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白行简的《李娃传》则从另一角度鞭挞了罪恶的士族婚姻制度，在李娃这个妓女形象的塑造上，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作品不是把李娃写成一个纯情的女子，而是根据她妓女的身份，深刻揭示了她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她本质纯洁善良，也爱着郑生，但长期的妓院生活又使她在计逐郑生中忍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她并未绝情，所以当她看到郑生沦为乞丐，“枯瘠疥厉，殆非人状”时，心灵深受震动，怜爱交织，她怀着一种悔过、赎罪的心情不惜一切地去救郑生，使他重新出人头地。这里，李娃的思想性格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爱情的坚贞、忠诚，否则就无法解释她前面参加的计逐行动。应该说，李娃后来的爱情掺和着强烈的道义感，她只要求把郑生从沉沦中拔起，并不奢望与郑生将来的结合。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子，根本没有什么夫贵妻荣的念头。当郑生金榜题名，即将走马上任时，李娃是这样对郑生说的：……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风尘女子纯洁而痛苦的灵魂。她不是不爱公子，而是她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一条在当时是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然而，作品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地呈现出喜剧的色彩，妓女李娃竟为郑家明媒正娶，并进而受封汧国夫人。这个结局就本质而言，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在当时人民极力反对士族婚姻制度的情况下，虚构这一完满结局，似乎也可以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也是可以突破的。这无异是对士族婚姻制度的挑战。
《李娃传》主题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通过荥阳公这个形象的刻画，揭露了门阀制度维护者的虚伪性。在郑生沦落时，他为了家族门第的尊严，不惜置亲子于死地；一旦看到儿子做了官，却又立即表示“吾与尔父子如初”，而且主动聘娶李娃。这种出尔反尔的前倨后恭的举动，正是封建统治者虚伪的阶级本性的表现。
元稹的《莺莺传》是写张生与崔莺莺相爱，后来又负心背弃的故事。女主角崔莺鸾是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典型，她聪明、敏感，感情纤细，加之封建礼教的熏陶，赋予她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大家风范。她有着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却深藏内心，表现得比较隐蔽和曲折。如她爱张生，并约他幽会，可是一旦张生真的出现在她的眼前时，她又感到十分惊惧，竟采取了完全违反自己初衷的行动，“斥责”张生“非礼之动”。这种爱而却惧的心理状态，正表明她的封建意识和爱情要求间的深刻矛盾，经过内心的激烈的斗争，她终于不顾一切后果地与张生私自结合，这一行为，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最大的叛逆。这对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大家闺秀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遗憾的是，张生的始乱终弃，使得莺莺又一次无可挽回地陷人悲惨的境地。莺莺的悲剧无疑概括了历史上许多纯情女子被负心男子遗弃的共同命运。作者对张生却抱着肯定的态度，并把他抛弃莺莺、另娶新人的行为誉为“善补过”，这反映了作者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以至于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唐传奇中还有一些具有神怪色彩的爱情小说，如沈既济的《任氏传》、陈玄佑的《离魂记》和李景亮的《李章武传》、裴铘的《裴航》等。这些小说继承了六朝志怪的传说，又有所创新，在神奇怪异的描写中充满了人间社会的清新气息。这些小说都侧重于讴歌精诚专一的爱情，并把这种爱情描写与反封建礼教紧密交融在一起，在创作上更倾向于浪漫主义。《任氏传》中的任氏，是一个没有受到封建礼教浸染而带有几分野性的狐女，在与郑六的恋爱过程中，她处处采取进取的姿态。但她性格开朗却并不轻佻，当富公于韦釜上门凌辱她时，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洁，她机智而勇敢地与之周旋，义正辞严，入情人理地谴责韦峑“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的不义行动，终于说服韦崙放弃邪恶的念头。而当郑生远出就职时，她明知此行不吉，但为了不使郑生失望，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途中果为猎犬所害。任氏虽为狐妖，然而我们读来却觉得她可爱可亲，这是因为在她“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的行动中，体现了广大妇女的优秀品质，反抗强暴的可贵精神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离魂记》是写一个官家女子倩娘因爱而病，竟致魂离躯体，私奔出走，与青年王宙结合的故事。《李章武传》是写有夫之妇王氏与李章武相爱，王氏思念成疾而死，死后亡魂与李章武再会。这两个故事都十分凄婉动人，它通过非现实的描写，体现了两位女子对爱情的精诚专笃以及她们在礼教束缚下的苦闷。《裴航》是晚唐较有影响的一篇传奇小说，它写书生裴航爱上贫女云英后，一往情深，放弃了科举考试，而去一心一意地追求云英，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与她结为婚姻，裴航最终也因云英是仙女而得道成仙。在爱情和仕途上的飞黄腾达的矛盾面前，裴航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在当时势利熏心的世风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当然，作者的本意无非是想通过这个凡人与仙女结合的故事，宣传求仙学道的思想，但由于他在客观上写出了裴航鄙视流俗的高洁品格，赞颂了不带任何世俗势利色彩的爱情，因此使得这篇小说在思想上发出了夺目的光辉。
在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传奇中，李朝威的《柳毅传》也是一篇独具特色、值得注意的上乘之作。它把当时人们所喜闻乐道的爱情、灵怪、侠义三方面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柳毅传》的爱情描写与同时代的爱情婚姻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描写柳毅与龙女的结合，不是出于什么郎才女貌，一见钟情，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道德理想做基础。柳毅救助龙女，完全是出于对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弱女子的同情。正是柳毅的这种正义感和光明磊落的胸怀，才引起龙女全家的恭敬和感戴，而龙女对柳毅的倾慕和追求，也是出于柳毅对自己有救助之恩。这样的爱情描写，显然寄托了比一般郎才女貌的爱情小说更多的道德理想和美学理想。同时，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露出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要求男女婚姻自主的进步思想。故事中写龙女的不幸婚姻是由“父母配嫁”，这就暗示出龙女的夫妇失和的原因是婚姻不是出自于自由的选择，而柳毅不肯在钱塘君的威逼下娶龙女，龙女不愿违背“心誓”改嫁给由父母择定的“灌锦小儿”，也都表明了男女婚姻应该自主的意思。
四、揭露封建政治的腐败
深刻揭露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和政治的险恶，也是唐传奇重要的主题之一。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不论是旧时的豪门世族或新发迹的达官贵人，都已不可能长久保持其荣华富贵。升官发财，封妻萌子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于是，他们产生了人生无常、祸福难料，追求功名利禄而又畏惧风云变幻的心理。
唐传奇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反映，代表作便是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这两篇传奇用虚幻的故事，典型地、形象地揭示了中唐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面貌。《枕中记》中卢生的形象在唐代士子中是具有典型性的，他醉心仕途的思想和愿望，反映了当时士子的普遍心态。他认为人生在世，应当建功立业，出将人相，享尽荣华富贵，成为豪门世族，而不应该落魄潦倒，困居乡里。吕翁的一个枕头使他在梦境中一切如愿以偿，娶了贵族家的女儿，做了节度使，当了宰相，但也因此而招致嫉恨，先后两次被贬流放，几乎自杀，后来借助于宦官的力量，总算重新得到皇帝的宠信，位极人臣，寿终正寝，可醒来后却是黄粱一梦。作者通过卢生梦境中一生的遭遇，无非是要劝诫世人不要热衷于功名富贵，人生的荣辱穷达不必萦绕于心，这显然是作者历尽仕途沧桑后产生的看破红尘的思想。
《南柯太守传》的立意，与《枕中记》差不多，但它所反映的人物关系、矛盾性质与《枕中记》却有所不同，它所反映的不只是一般的君臣关系或大臣间的倾轧，而是皇亲国戚之间的疑忌。淳于棼以驸马身份出任南柯太守，倚仗公主之势而显赫荣耀，又因公主之死而失势，因有植党招权的嫌疑被皇帝疏远，软禁起来，最后把他遣返原籍。这显然是当时那些依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显贵们的活生生的写照。淳于棼的宦海沉浮典型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那种岌岌可危、朝不保夕险恶的政治环境。篇末又借李肇赞语进一步点明了小说主旨：“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把封建朝廷比作蚁窟，把那些爵禄高登的庸碌之徒斥为蚁聚，其讽刺之情，鄙夷之态，是何等的鲜明、强烈。这个结尾是十分成功的，它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两篇小说都充满了厌世无常和浮生若梦的消极情绪，这固然表现了作者在佛道思想影响下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作者对政治现实愤懑和对当权者的讽刺。
五、礼赞除暴安良的豪侠
唐传奇中还有一些赞颂豪士侠客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出现在晚唐时期，这类作品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更为严重，它们割据一方，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有的甚至称王称帝。藩镇之间为扩张势力也互相攻伐，明争暗斗，并往往蓄养侠士刺客，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因此社会上盛行游侠之风。而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群众，对现实极为不满，也希望出现英雄豪杰来扶危济困，仗义除奸。这些都为豪侠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由于当时神仙方术的盛行和许多侠义小说的作者都信奉佛道，又使这类小说披上了一层超现实的神秘色彩，出现在小说中的侠客往往具有特殊的武艺和神术，是一些神出鬼没的奇人。
袁郊的《红线传》写身为女奴的豪侠红线，运用盗取金盒的特殊手段，及时制止了藩镇田承嗣和薛嵩之间的一场血腥斗争。它虽然间杂着封建报恩观念和因果轮回，遁身隐迹等佛道思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唐代末期藩镇割据、互谋吞并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对藩镇战争，渴望安居乐业的思想。作者对红线这个女豪侠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她既有“势似飞腾，寂无形迹”的超人技艺，又具备普通人生活习俗和情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敢于把一个普通的奴婢写成豪侠，这对讲究等级名分、“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而身为女奴的红线，她立身行事，不仅着眼于“报恩”和“赎身”，而且还能考虑到：“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这就使红线的行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个人的恩仇观念，从而使整个作品的内容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
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也是一篇带有超人色彩的侠客小说。它以杨素宠妓红拂大胆私奔李靖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隋末有志图王的虬髯客在“真命天子”李世民面前折服，出海自立的故事。这个故事英雄传奇的色彩很浓。红拂、李靖、虬髯客三个人物性格鲜明，英气勃勃，被后人誉为“风尘三侠”。出身卑微的红拂于乱世中，识穿杨素尸居余气的本质，毅然私奔风流倜傥、卓有才智的英雄李靖。红拂的这一行动，说明在激烈的社会变苹时期，受压迫的奴隶思想上的解放，他们敢于突破封建意识的束缚，蔑视腐朽的权贵，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虬髯客的形象较为复杂，作者把他塑造成豪放慷慨，仗义助人，有远见卓识而行动诡秘的侠客。他胸怀壮志，饶有资财，不同于李靖、红拂择主而事，而想乘社会动乱之机，干一番争王图霸的事业。但他又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见，当他认识到太原李世民是“真命天子”时，便主动放弃逐鹿中原的念头，而远走海外，自立为君。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一方面重在宣扬李唐王朝的神圣和永恒性，但另一方面又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这在晚唐群雄割据、社会动乱不安的特定历史时期，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裴锄的《聂隐娘》的故事近似于《红线传》，而情节更为离奇。在聂隐娘的主要行动中，既反映了藩镇之间尖锐的矛盾斗争，也部分地体现了人民要求复仇，渴望出现为民除害的豪侠的迫切心情。
豪侠小说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品将侠士排难解纷的精神渗透到爱情婚姻的领域中。中唐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中，已偶有出现侠客的形象，如《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柳氏传》中的许俊，都是挺身而出、成人之美的侠客，而《柳毅传》中的柳毅，也可算是以书生的形象来表现侠客见义勇为的作风。晚唐这类题材的豪侠小说也有不少，写得较好的有裴铡的《昆仑奴》和薛调的《无双传》。《昆仑奴》塑造了一个聪明机智、侠骨义胆的“义仆”磨勒的形象，磨勒突破重重难关，把受奴役、被侮辱的红绡妓从大官僚的魔窟中救了出来，使她与所钟爱的年少貌美的崔生结为夫妻。磨勒这个行动的意义已不仅限于封建的恩主义仆的范畴，而是表达了当时受压迫人民希望解脱苦难的良好愿望。同时作品通过对红绡遭遇的描写，也反映了豪门贵族的倚势欺人以及封建女奴的悲苦命运。
《无双传》中的古押衙，也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侠义之士，他为了救出被籍没人宫的无双，以成全王生和无双的爱情，冒着困难和危险，暗中施行奇计，救出无双后，为了保证他们二人的幸福，又举刀自刎以灭口，舍命报恩。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体现了受恩必报、舍命全交的道德观念，赞扬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但古押衙在行计过程中，为保守秘密而冤杀十几个知情相助的人，这就绝不是一种道德行为了，这也说明了“士为知己者死”这类封建道德本身的局限性。
六、唐传奇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