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一处地方，万树梅花，香雪如海，正在游玩，忽然自己的身子陷入一个坑内，将已及顶，万分危急，忽见一个美少年，玉貌如神，一手将他提了出来。琴言感激不尽，将要拜谢，那个少年翩翩的走人海花林内不见了。琴言进去找时，见梅树之上结了一个大梅子，细看是玉的，便也醒了。明日进城在路上挤了车，见了子玉就是梦中救他之人，心里十分诧异。这是“惊梦”、“寻梦”、“遇梦”，以后又有了第十回的“复梦”，“从此一缕幽情，如沾泥柳絮，已被缠住”……在《青楼梦》第十一回“诗感花妖，恨惊月老”中，作者也写了金挹香在牡丹花畔一夜惊梦，几夕寻梦，由于化用巧妙，所以潇湘馆侍者叹曰：“一回书中，写得全部灵动，作者真神乎技矣！”
第二，把戏曲的形式与小说的描写结合起来。戏曲中抒情性的唱段，是戏曲作者运用延伸和放大内心活动的办法，来表现人物细致、复杂的思想过程和丰富、深刻的感情波澜的。小说作者把这种形式融进小说的描写中，确实给人以空灵摇曳的艺术感受。像《品花宝鉴》第六回写梅子玉听杜琴言唱“惊梦”的情态，还有《花月痕》第十四回写秋痕唱《红梨记》和痴珠听《红梨记》的情态，夸张地渲染出一个充满伤感、凄楚色彩的艺术境界和审美氛围。这种笔法明显是模仿《红楼梦》第二十三回黛玉回潇湘馆路经梨香院听墙内唱《牡丹亭》的情景。但黛玉与唱戏的之间毫无关系，且又隔着一堵墙，黛玉的内心情感是通过唱戏的代言而抒发出来。而这里唱戏的和听戏的都是作品的主角，且又是情人的关系，把他们放在同一场面上，犹如把他们推到同一舞台上，让他们通过演唱直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唱戏、听戏，不如说他们全都进人角色在演戏。
第三，用戏曲结小说。《花月痕》第五十二回把痴珠、秋痕的故事编成戏曲，全书结于梦中听戏，可谓别具一格。其空灵之效果，如栖霞居士所评：“此回为全书余波，纯乎羽化登仙，非复人间烟火，以菊宴一剧，结五十二回文字，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也。”
不过，作为人情小说的分支，作为学《红楼梦》之作，狭邪小说在内容上没能很好地把人情描写同社会批判结合起来，题材狭窄，思想平庸，无论在反映现实或表现理想方面，都缺少优秀的人情小说的深刻性，它只能说是人情小说的末流。在艺术上，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摒弃了人情小说的写实精神，理想化地塑造人物、处理关系，过分美化狎邪生活；其次，太多诗词曲令的插人，妨碍了情节的正常进行，损害了小说自然的结构，像六十回的《品花宝鉴》，就有近十回是繁冗无昧的诗词曲令；第三，一些秽亵描写，冲淡了作品本来具有的清丽雅洁之灵气，从而破坏作品的艺术美感。
（第八节）儿女英雄小说
后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已经开始和神魔、侠义小说揉合在一起，到了乾隆以后，更进一步把儿女情和英雄气结合起来，才子佳人故事和神魔或侠义故事融合，演化为儿女英雄小说。这类作品都产生在《红楼梦》之后，它们发展了才子佳人小说中理想主义的成分，而演变为更加脱离现实的虚假的理想主义，他们塑造封建主义“高、大、全”的理想英雄，艺术上更加公式化和概念化。如果说，产生在《红楼梦》之前的才子佳人小说，还可以看作是《红楼梦》的铺路石子，还有过积极意义；那么，儿女英雄小说则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红楼梦》唱反调，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是一种倒退，除个别小说在艺术上尚有可取之处外，从总体上看，是没有多少历史进步作用可言了。
儿女英雄小说以《野叟曝言》、《岭南逸史》、《儿女英雄传》为代表。
《野叟曝言》，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1作者夏敬渠0705—1787），字懋修，号二铭，江阴人，诸生。他好学多才，知识渊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自负才学，游历江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北诸省，足迹走遍半个中国，但科场不利，终身不得志。除《野叟曝言》外，还著有《纲目举正》、《唐诗臆解》、《浣玉轩诗文集》、《医学发蒙》等。《野叟曝言》是他晚年作品，大概完成于乾隆四十四年前后，一直以抄本流传，到了光绪七年（1881）才付梓。
《野叟曝言》以明代成化、弘治两朝为背景，叙写文白（字素臣）一生的英雄业绩。文素臣文武双全，胸怀壮志，见宦官擅权，政治黑暗，于是游历天下，一路除暴安良，相继救得美貌才女璇姑、素娥和湘灵，后皆纳为侧室。人都后，为皇帝及王子治病，钦赐翰林。奉诏平定广西苗乱，大功告成又闻京中景王谋叛，立即匹马人都救护太子，赴山东莱府为皇帝保驾，除尽奸党。东宫太子即位，素臣为大学士，兼兵吏二部尚书。后又平倭寇，破日本，征蒙古，服印度，使拜佛之国皆崇儒术：素臣二妻四妾，子孙繁衍，皆得高官厚禄。小说结尾写除夕之夜，素臣四世同做一梦，意谓素臣当列于圣贤行列，地位当不在韩愈之下。
据说主角文白二字，合起来是一个夏字。作者以文白自况，把文素臣写成无所不能的英雄，不但事业上飞黄腾达，而且又有幸福家庭，娇妻美妾，儿孙满堂。作者是在做白日梦，用以填补生活中的缺陷，表现对功名富贵的艳羡。虽然作者竭力塑造封建主义的高大英雄，但由于思想迂腐，脱离现实，漏洞百出，因而人物形象苍白无力。此书又是作者炫耀才学之作，把自己的经史论著大段移人小说，使作品漫长无味，失去艺术魅力。
作品把文素臣和四个爱妾的悲欢离合故事与他建功立业、斩妖除奸的英雄业绩结合起来，脱离不了才子佳人小说和神魔小说的俗套。
《岭南逸史》，二十八回，题“花溪逸士编次”。作者黄岩，号花溪逸士，嘉应州（约今广东梅县）桃源堡人。生卒年代不详，约为乾隆、嘉庆间人。一生以医为业，著述尚有《医学精要》、《眼科纂要》等。
《岭南逸史》书首有三篇序文，最早的是乾隆癸丑五十八年0793醉园序，此书应成于此之前。现存最早的是嘉庆十四年楼外楼刊本。
小说根据《广东新语》、《杂录圣山外记》和永安、罗定、广州府志等地方志有关明代广东瑶军及历次征剿山民武装起义的记载虚构而成。一书叙明万历年间，嘉应州秀才黄逢玉，奉父母之命去从化探望姑母，经罗浮山梅花村，在庄主张翰家投宿，遇贼，以法术保护张翰一家，因而与张女贵儿订婚。后因姑母迁离从化，逢玉在途中经嘉桂岭时，被新瑶王李小环公主强迫成亲。逢玉仍不忘父母之命，继续寻找姑母，又误人天马山，为年轻瑶王梅英所劫，被迫与其姐映雪成亲。逢玉始终怀念贵儿和李公主，趁机逃脱，在仙女的帮助下乘船赶到贵儿家，但其家已遭贼劫，不知去向。逢玉遭诬害，被南海知县以瑶军间谍罪逮捕人狱。梅英姐弟与李小环合力攻广州城，官军难守，只好议和，释放逢玉。
贵儿遭贼劫后，女扮男装去嘉应州寻找逢玉，途中被强盗蓝能强招为婿。蓝女谢金莲非蓝能亲生，而是被掠来的妻子前夫之女。金莲和贵儿一起，要杀掉蓝能报仇。
逢玉出狱后，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率嘉桂、天马二山瑶军征剿蓝能，功成之后，逢玉被封为东安侯。张贵儿、李小环、梅映雪、谢金莲并为黄逢玉之妻，隐居大绀山，后仙去。
此书不脱才子佳人小说之窠臼，又杂以神仙、战争故事，黄逢玉和他的几位妻子都是英雄儿女，作者以黄逢玉功名显赫，一夫多妻的大团圆结局。写瑶族反叛，变闺阁佳人为能征善战的女豪杰，这是它与其他儿女英雄小说不同之处。思想腐朽，艺术虚假，亦无足称道。
《野叟曝言》和《岭南逸史》产生在《红楼梦》之后，但没有证据说明作者曾读过《红楼梦》，虽然，作品立意与《红楼梦》相反，但未必是有意为之。而《儿女英雄传》则是有意与《红楼梦》唱反调的作品。
《儿女英雄传》原有五十三回，后十三回因“残缺零落，不能辍辑，且笔墨弇陋”，疑他人赓续，由整理者刊削气今存四十回并《缘起首回》，题“燕北闲人著”。书前有托“雍正阏逢摄提格（甲寅，十二年）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及“乾隆甲寅（五十九年）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弁言”两序，都是假托的性质。因为书中提到《红楼梦》及《品花宝鉴》中人物徐度香与袁宝珠，说明不可能是雍正、乾隆时的作品。柳存仁先生推测，两篇伪序干支都是甲寅，很可能作品写作的时间是“乾隆甲寅”之后的一个花甲一一咸丰甲寅（四年，1854）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
《儿女英雄传》作者自称“燕北闲人”，真名文康，字铁仙，姓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约生于乾隆未、嘉庆初，死于同治四年0865）之前。
文康出身于累代簪缨的八旗世家。从乾隆至咸丰，他家都有人做大官，或为宰辅重臣，或为封疆大吏。曾祖温福，乾隆朝巡抚，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祖父勒保历任巡抚、总督而至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理藩院。文康是勒保次孙。文康生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曾在理藩院任员外郎，当过天津道台，后又任安徽凤阳府通判。“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乃垂白之年，重遭穷饿。”最后，“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4）。
文康出身显贵之家，青年时代是位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但晚年却穷饿以终。他的一生饱经沧桑，历尽沉浮。他的身世与曹雪芹相似，但二人的思却大相径庭。曹雪芹是带着血泪如实地写出封建大家庭必然没落的大悲剧，而文康却是充满幻想地写出封建大家庭兴旺发达的大喜剧。
《儿女英雄传》与其他人情小说不同，不是假托历史，针对现实，而是在第一回就声明：“这部书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书叙少年公子安骥（字龙媒），因父亲安学海在河工任上被奸人陷害，下在狱中待罪赔修。为了营救父亲，安骥变卖田产，凑集巨款，赶赴淮安父亲任所。而唯一跟随照顾的老奶公，又在中途病倒。安骥只身前往，先是雇用的两个骡夫起了歹心，图财害命。后又误人能仁寺，落人凶僧手中。幸亏侠女十三妹在悦来店与安骥相遇后，探悉骡夫奸谋，一路暗中护助，终于弹毙凶僧，全歼能仁寺强徒，搭救了安骥和另一个蒙难的村姑张金凤及其父母。十三妹作主撮合，将张金凤许配安骥。
十三妹原名何玉凤，父亲被大奸臣纪献唐所害，她将母亲安置在义士邓九公处，自己练就一身武艺，伺机为父报仇。后安学海告诉玉凤，大仇人已被朝廷诛戮，对她进行了一通封建说教，何玉凤改变了立志出家的初衷，嫁给了安骥。金凤、玉凤同事安骥，帮他读书上进；安骥则科场连捷，位极人臣。“一龙二凤”，“龙凤呈祥”，享尽人间富贵。
马从善《儿女英雄传序》云：“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为寻绎可耳。”书中奸臣纪献唐，即清初权臣年羹尧，安骥则是以文康的堂兄弟文庆作为模特儿气文康晚年，诸子不肖，在饥寒困顿中创作《儿女英雄传》。把他们家族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文庆作榜样，显然是重温昔日繁华旧梦，寄托对贵族之家的缅怀和希望。
作者充满着道学家的迂腐思想。书中有很多封建说教，令人生厌；安学海、安骥、张金凤、何玉凤等人物成为作者封建伦理思想的传声筒，影响了人物塑造。他提出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儿女英雄的标准，认为忠臣孝子对君父的忠孝之情，才是儿女之至情。“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于是，作者把安骥和何玉凤、张金凤写成忠孝节义倶全的儿女英雄，用树立正面榜样的办法与《红楼梦》唱对台戏，为封建统治服务。
作品对现实的弊病、对官场的黑暗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对何玉凤、邓九公的侠义行为也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但由于作者思想的迂腐，给人物形象造成损害。在前半部写得潇洒爽朗的何玉凤，后半部硬把她纳入封建正轨，变成温柔恭顺的贤妻良母，“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儿女英雄传》作者写作技巧是很高的，虽然思想迂腐给作品造成损害，但它在艺术上还是有不少可以肯定的地方。首先，在作品结构上，它用平话体写作，所以，关节筋脉，伏线呼应，行文布局都很紧凑，故事情节生动曲折，特别前半部，引人入胜。其次，绘事状物，细致真切，描写言行，生动传神。如悦来店十三妹与安公子相会，处处从安公子眼里看出，把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贵族公子的幼稚、呆气，与一个饱经人世沧桑的女侠豪爽、泼辣的性格作了鲜明对照。第三，人物心理描写比较成功，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它在这方面成就比较突出。三十五回描写安骥中举时，家人的各种情景，十分传神。家人张进宝气喘吁吁跑进来报喜，安学海拿着报单，就往屋里跑，安太太乐得双手来接报单，却把烟袋递给了安老爷，安公子一个人站在旮旯里哭着；丫头长姐儿独自在房里坐立不安，听到喜信，把给安老爷的帽子却错给了安公子；舅太太未撒完溺就跑了出来；安公子的丈母张太太却一个人躲到小楼上，撅着屁股向魁星爷磕头。这一大段描写五千字左右，把安家上下老少崇美功名的内心世界极其准确地表现出来。第四，用流利晓畅的北京口语写成，无论叙事状物或是人物对话，都能准确、生动。作者语言方面的功力与《红楼梦》、《水浒传》作者相比，也并不逊色。
文康和曹雪芹一样出身显赫的贵族世家，晚年都陷人饥寒困顿之中，文康艺术描写、语言表达能力也不比曹雪芹弱。但是《儿女英雄传》却比《红楼梦》大为逊色，其关键在于作者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作家世界观对创作起着重要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
《儿女英雄传》前半部写得比较精彩，影响很大。“悦来店”、“能仁寺”等片段被改编成戏曲作品。
《儿女英雄传》也有续书。清无名氏作，光绪二十四年出版的《续儿女英雄传》，三十二回，续写安骥的盖世功业，思想、艺术均无可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