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才子佳人小说对《金瓶梅》有所继承又有所否定，《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也有所借鉴又有所扬弃，经过这样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红楼梦》就吸收了两者的优点，以更高级的形态出现在古代小说史上。当我们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时候，也不应忽视才子佳人小说在人情小说发展上的历史作用。
（第三节）《醒世姻缘传》、《歧路灯》
等家庭小说
《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歧路灯》都是以家庭生活作为小说的题材，是人情小说中家庭小说这一派的代表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写实的手法通过家庭问题暴露社会黑暗，以北方生活为题材，笔力健旺而剽悍，语言流畅而泼辣。但是，它们反映生活的侧重点又有不同。《金瓶梅》通过西门庆的一生，着重描写亦官亦商的暴发户，反映市井社会中上层的腐朽、堕落；《醒世姻缘传》以家庭内部反常的夫妻关系为中心，反映社会的黑暗，特别侧重于农村的破产和道德沦丧；《歧路灯》以谭绍闻的堕落与转变为主线，着重提出子女教育问题，更多地暴露市井社会中下层，特别是下层社会的黑幕。这三部小说从不同的角度，相当全面地反映了明中叶至清初的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在我们论述了《金瓶梅》之后，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醒世姻缘传》与《歧路灯》了。本节以这两部小说为主，兼及《林兰香》和《蜃楼志》。
一、《醒世姻缘传》
1.作者：
《醒世姻缘传》一百回，题“西周生辑著，燃藜子校定”。首有环碧主人写于辛丑年的《弁语》气《凡例》八则和东岭学道人的《题记》。据《题记》称，该书原名《恶姻缘》，由东岭学道人改为今名。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舶载书目》有《醒世姻缘》一书，所记序跋、凡例与今通行本全同，可见该书刊行当在雍正六年（1728）之前，扣除传入日本并引起注意和著录所需时间，至晚在康熙末年。环碧主人的《弁语》写于辛丑年，那么，刊刻时间可能就在这年，即清顺治十八年作者“西周生”，显系化名，究竟是谁？学术界尚无定论。胡适、孙楷第、北大中文系55级《中国小说史稿》以及徐北文同志都认为是蒲松龄所作主要理由是：
（1）清人杨复吉在其《梦阑琐笔》中说：“蒲留仙《聊斋志异》脱稿后百年，无人任欹劂。乾隆乙酉、丙戌，楚中、浙中同时授梓。
（2）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醒世姻缘传》附有徐北文同志撰写的《简论》楚本为王令君某，浙本为赵太守起杲所刊。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指’。”鲍以文即鲍廷博，他代赵起杲刊刻了《聊斋志异》。赵、鲍、杨三人的年代距蒲松龄死时不过几十年，他们的说法较为可信。
（3）《醒世姻缘传》所用的语言是蒲氏家乡一带的方言。
（4）书中提到的某些史实、自然灾害情况等可证明该书写于明末清初。有的自然灾害情况与蒲松龄《纪灾前编》记载相同。
对上述推断，路大荒、王守义、金性尧、曹大为诸先生则持反对意见气我们认为，从目前材料看，蒲松龄是该书作者的说法，较为可信。
2.宿命论笼罩下的社会真实图景。
《醒世姻缘传》也像其他人情小说一样，假托往事，针对现实。它以明英宗正统年间至宪宗成化年间（约重1440—1485）为背景，实际上是反映17世纪中叶以后的现实生活。它叙述一个两世恶姻缘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反常的夫妻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纠纷。作品前面廿二回为前世姻缘，写山东武城县的官僚地主子弟晁源，凭借父亲的权势，娶戏子珍哥为妾，纵妾虐妻，致使嫡妻计氏自缢而死。他还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一次围猎取乐的时候，射死了一只仙狐，这就造成冤孽相报的前因。第廿二回以后则为今世姻缘。晁源因奸被杀，托生在绣江县明水镇地主狄宗羽家为子，名为狄希陈；仙狐托生在薛家，名为薛素姐，与狄希陈结为夫妻。计氏托生为童寄姐，为狄希陈之妾。珍哥托生为童寄姐的婢女珍珠，这样狄希陈一家就成了前世冤仇相聚的地方，相互报冤。珍珠被寄姐逼死，而狄希陈备受素姐、寄姐的虐待。后来经高僧指点，狄希陈虔诚持诵《金刚经》一万卷，才“福至祸消，冤除根解”。
作品开头讲人生三件乐事，而基础是夫妻关系。“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乐事。”作者遵从儒家“夫妇乃人伦之始”的古训，宣扬丈夫乃“女人的天”，要求建立夫权家庭的道德规范。作者通过这个冤冤相报的恶姻缘，揭露反常的夫妻关系和道德的沦丧，希望恢复儒家理想的西周的淳朴风尚，以此来达到“醒世”的目的，这就是作者化名“西周生”的寓意，也是作者的创作意图。
（1）路大荒见解见齐鲁书社刊《蒲松龄年谱王守义的《（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1961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365期、金性尧的《（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曹大为的《（醒世姻缘）的版本源流和成书年代》（《文史》第23辑作品存在着严重的宿命论思想，作者认为世上的恶姻缘都是“大仇大怨，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这种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与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儒家理想结合在一起，通过因果报应以“醒世”，这是作者思想的严重缺陷。
但是，和古代许多作家一样，作者忠于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突破了他的主观创作意图。当我们揭掉笼罩着的宿命论面纱，就可以看到作者为我们描绘的封建社会的真实图景，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作者严厉抨击了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晁思孝本是农村秀才，岁贡之后，进京会试，靠老师的提拔，竟当了华亭县知县。又通过胡旦、梁生牵线，用二千两银子贿通大宦官王振，谋到了通州知州的肥缺。狄希陈连普通文章都读不通，考秀才时请人代作答卷，考上秀才后又用钱纳监，买了个官。这样的制度，当然不能选拔人才，只能培养奴才。可是这些才智低下的人物当了官之后，虽然对治国安邦一窍不通，但对于当官的秘诀却十分机灵，一学就会。他们当官的诀窍是“一身的精神命脉，第一用在几家乡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的一般”。他们用钱买了官，就从百姓身上加倍地榨取回来。晁思孝当华亭知县“不到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狄希陈在处置纳粟监生一案中，暗中得了两千两银子，一次外快就抵偿他援例干官一半的本钱。
作品充分揭露了讼狱制度的腐败。所谓打官司，实际上就是谁的贿赂多谁就赢。“天大的官司倒将来，使那磨大的银子罨将去。”即使下了监狱，有了钱也可以把监狱变成天堂。珍哥人狱之后，晁源买通典史，给她盖了单独的院落，派丫鬟仆妇服侍，大摆生日宴席，真是“囹圃中起盖福堂，死囚牢大开寿宴”。后来监狱中书办张凤瑞放火烧了牢房，用烧死的囚妇尸身顶替，把珍哥偷偷带走，做自己的小老婆。监狱中的黑暗与腐败，真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古代小说，很少反映农村生活，人情小说多数也只是反映市井社会的人情世态。而《醒世姻缘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当时农村的凋敝和破产如实地描写出来；把农村社会的风俗人情，生动地表现出来，为我们提供了一幅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农村的风习画。在作品里，它为我们描写了农村灾荒的惨景。“小米先卖一两二钱一石……后来长到二两不已……后更长至六两七两……糠都卖到了二钱一斗。树皮草根都给掘得一些不剩。”“莫说那老媪病媪，那丈夫弃了就跑；就是少妇娇娃，丈夫也只得顾他不着。小男碎女，丢弃了满路都是。起初不过把那死了的尸骸割了去吃，后来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明目张胆地把那活人杀吃，起初也只互相吃那异姓，后来骨肉灭亲，即父子兄弟，夫妇亲戚，得空杀了就吃。”作者还写了几个人吃人的典型故事。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恐怕中国古代小说中还没有一部作品如此真实地描写了农村荒年的悲惨图景。
作品多方面地描写了农村的风俗人情，如家族亲友之间争夺财产；欺负孤儿寡母，谋占遗产；地主对佃户妻子的蹂躏；农村尼姑道婆的诈骗行为；农村苛重的租税，农村卖买私盐的活动等等，把当时农村光怪陆离的生活情景详赡而突兀地表现出来。
作者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知识分子，也许就是一辈子当私塾先生的蒲松龄，因而对农村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有着深切的观察和体验。作品里写少数农村知识分子或有钱或有势，靠贿赂钻营走上了仕途，成为压迫人民的官吏，像晁思孝、狄希陈那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则苦闷、彷徨，潦倒一生。作品写出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他们生活之路极其狭窄，开个书铺吧，没有本钱，而且亲友都以借书为名，实则骗取，甚至官府也都要来勒索，只好白送；开个布铺、当铺吧，且不说没有这么雄厚的资本，“即使有了本钱，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与官府赔垫”；去拾大粪吧，不仅官府离家里田很远，运不回去，而且还要纳税，花本钱；卖棺材吧，“看了惨人”，是“害人不利市的买卖”；结交官府，做做贺序、祭文之类，又“先要与衙役猫鼠同眠，你我兄弟”，丧失了人格，而且还要花钱请酒应酬，打通关节。所以，“千回万转，总然只有一个教书，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但是教书“又有许多苦恼，受着许多闲气，而且贫困终生”，像程乐宇那样的先生，受尽学生的戏弄侮辱，真是“教这样的书的人比那忘八还是不如”！试想，作者自己没有一番甘苦，怎能把农村穷秀才们的生活和灵魂作如此深刻的剖析和描述！
作者对在金钱冲击下，世风浇薄、道德沦丧痛心疾首。他以反常的夫妇关系为中心，描写了许多忤逆父母，侮辱师长，兄弟相残，出卖朋友，争夺遗产，敲诈勒索，以至铺张浪费、“暴殄天物”等社会上“不道德”的小故事，表现出作者对古代淳朴民风的憧憬，表现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作者对当时的风俗习惯也有生动而细致的描绘。婚丧嫁娶，礼仪往来，进香迎神，货物交易，乃至衣、食、住、行以及物价等等，都有翔实的记载和描写，提供了传统史书所忽略的可贵资料，提供了一幅相当精确的山东县城和农村的社会风俗画。
3.真实细致和夸张讽刺的结合。
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人情小说，一方面，在描写生活的真实与细致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它们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社会生活的描写，为典型人物描绘了高度真实的典型环境；同时，又把作品人物的生活和情感纤毫毕露地镂刻出来，塑造了性格复杂而丰满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在对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抨击的时候，采取了夸张讽刺手法，使丑恶现象更加集中、强烈地展示出来，具有讽刺小说的特色。《醒世姻缘传》也是这样。一方面，对生活的描绘极为精细，人物的音容笑貌，心灵的幽微隐秘，风俗习惯的细腻详赡都多姿多彩地展现开采。银匠童七拿太监陈公公的本钱开银铺，因为给陈太监打的首饰掺铜过多，银器变色，露出破绽，被陈太监送到东厂治罪，追赔本钱。童七的妻子童奶奶聪明机变，为了救丈夫到陈太监家花言巧语，逢迎谄媚，使陈太监不但没有治童七的罪，还免赔三百两银子。她又揣摩了陈太监的心理，买了佛手柑和橄榄去进献，花钱不多，又买到陈太监的欢心，把原先的六百两剩铜发还给她。童奶奶为了救丈夫，维持一家的生计，在卑媚的笑语中包含着辛酸的眼泪。这一段描写把童奶奶心灵的痛苦、险恶的社会环境、性格的果断机敏、富有情趣的生动语言以及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塑造出这个市民妇女的丰满形象，描绘了当时市民生活的五光十色的画卷。作者描写笔法的细致达到了人情小说中很高的水平。作品描写吴推官、狄希陈怕老婆的故事时，又另换一副笔墨，用夸大、漫画化的手法，达到讽刺的目的。吴推官考察属下官员，叫怕老婆的站在东边，不怕老婆的站在西边。四五十个官员中，只有两个不怕老婆。一个是教官，八十七岁，断弦二十年，鳏居未续；一个是仓官，路远不曾带家眷。吴推官说：“据此看将起来，世上但是男子，没有不惧内的人。阳消阴长的世道，君子怕小人，活人怕死鬼，丈夫怎得不怕老婆？”作者用夸大、漫画化的手法，达到“骂世”的目的。当然，作者在某些描写中，也有夸张过分，失去分寸，给人不真实感的地方，这个缺点在后来的谴责小说中又发展得更加严重了。
《醒世姻缘传》和其他世情小说一样，通过家庭写社会；通过家庭成员与社会的广泛接触，把家庭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织成生活之网。《醒世姻缘传》所不同的是通过两个冤冤相报的家庭，把社会生活多方面地反映出来。同时，它还写了好几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用以表现作者的道德观念。这些故事与家庭生活联系是不紧密的，比较牵强，有的人物“事与其俱起，事与其俱迄”，游离于作品的主线之外。这种结构方法，虽然能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达到比较广泛地反映生活的目的，但整部小说结构显得芜杂松散，反映了作者组织生活、结构作品的能力比较薄弱。这种结构的方法对后来的谴责小说也有影响。
作品的语言风格活泼紧俏。熟练地使用方言和群众语言，使作品无论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都生动泼辣，富有地方特色，它在语言上的成就，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比较突出的。
二、《林兰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