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作品是《辽海丹忠录》，八卷四十回，题“平原孤愤生戏笔，铁崖热肠人偶评”，书首有翠娱阁主人序，崇祯时刊本。“孤愤生”、“热肠人”当然不是作者真名。翠娱阁主人序中有“此予《丹忠录》所由录也”一句，谭正璧先生推断翠娱阁主人当为本书作者气翠娱阁主人是陆云龙别署。云龙字雨侯，浙江钱塘人，生平不详。
《辽海丹忠录》是记明末辽东战事，以毛文龙故事为主，歌颂他忠心为国，被袁祟焕妒功而冤杀。每卷仿正史纪年，从万历四十七年起至崇祯三年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当时辽东形势。从努尔哈赤出身，势力壮大叙起，其中写到李永芳被俘投降；萨尔浒战役，明军大败，杜松阵亡，杨镐丧师；熊廷弼经略辽东到他被诬人狱；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沈阳失守；毛文龙在皮岛建立根据地，逐步壮大，屡建战功，成为后金心腹之患；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拒降并报告朝廷；朝鲜国内的内乱；袁崇焕宁远大捷；毛文龙派兵骚扰后金后方，努尔哈赤病死，皇太极继位；袁崇焕杀毛文龙等重大事件。
此书歌颂毛文龙，批判袁崇焕冤杀毛文龙。毛文龙事原是明末历史上一桩公案。毛文龙本李成梁部下，后投广宁巡抚王化贞，任游击之职。后金攻占辽东，他逃到沿海岛屿，以皮岛（今朝鲜湾之锻岛）为根据地，发展势力，骚扰后金，牵制它的西进，为明朝建立了大功，提升为左提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毛文龙被杀，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后金利用袁崇焕急于达成和议的心理，要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二是与明王朝党争有关。毛文龙深得魏忠贤扶持，文龙对他也极力奉承。故魏忠贤倒台，文龙被视为党羽。三是毛文龙在海岛常冒军功，索要粮饷过多，“朝廷多疑而厌之”。崇祯二年六月初，袁崇焕以犒赏吏卒为名到双岛，诱骗毛文龙来，用尚方剑斩之。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是错误的，使亲者痛，仇者快，也给自己种下杀身之祸。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擅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后来崇祯中反间计，决心杀袁崇焕。毛文龙事也是引起崇祯怀疑袁崇焕通敌，促使他下决心的重要原因。明末人们并不知清太宗用反间计，都以为袁崇焕通敌，使清兵直逼京师。所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百姓争食其肉。到了清兵人关后，修太宗实录，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袁祟焕冤情才得以昭雪。《辽海丹忠录》对袁崇焕所持态度是当时朝野一致看法，虽并不正确，但事出有因，也无可厚非了。
《辽海丹忠录》文笔生动细致，非草率之作。写毛文龙、袁崇焕等历史人物亦颇生动，故本书在诸多时事小说中是值得重视的一部。
三、有关李自成起义的小说
—是《新编剿闯通俗小说》，十回，题“西吴懒道人口授”，作者真实姓名不详，写于南明弘光时期，清兵下金陵之前。书叙李自成起义始末，由李岩聚众起事到吴三桂上表南京向弘光报捷。
二是《定鼎奇闻》，又称《新世弘勋》、《盛世弘勋》、《顺治皇帝过江传》等，二十二回，题“蓬蒿子编”，首载顺治八年（仏丨）自序。第一回从阎罗王冥司勘狱写起，叙阎王勘狱发现许多罪大恶极的鬼魂应受惩罚，奏明玉帝，判在刀兵劫内勾销；同时派月孛、天狗等凶神恶煞（指李自成等）降生人世，搅乱天下。从第二回起转入故事正文，从李自成出世，一直写到李自成攻下北京，内部互相残杀，清兵人关，统一全国。
这两部书之后，还有《铁冠图演义》一书，五十回，题“松滋山人编”，它是叙明末清初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故事，特别写到明宫人费氏投井，被义军救出，配给李自成部将罗某，费氏怀利刃，刺杀罗某后，亦自刎。
这三本有关李自成起义的小说，都是古代小说中的糟粕。首先，这三本小说胡编乱造，语多诬蔑。如《定鼎奇闻》说李自成诞生在延安府米脂县财主李十戈家中；崇祯帝误开刘伯温所遗木柜；又诸神将摄李自成的鬼魂等荒诞不经的情节。《明史》这样的官方史籍也承认李自成“不为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而《定鼎奇闻》则诬之为淫棍，觅春宫，寻春药，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因此，这三部小说既无史料价值，更无思想认识价值。其次是艺术水平低下。《新编剿闯通俗小说》，把当时一些史籍文献，拼凑在一起，不相联缀，可以说还未构成小说。《定鼎奇闻》虽情节比较连贯，但描写粗糙，艺术水平极差。
四、全面反映南明历史的小说
以上三类作品，或着重写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或侧重反映民族矛盾，或主要写农民起义，但都没有全面地描写晚明历史。只有《樵史通俗演义》，把晚明社会三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全面表现晚明历史，探索明朝灭亡的原因。
《樵史通俗演义》，八卷四十回，题“江左樵子编辑”，“钱塘拗生批点”。近人研究，该书实为江左松江府青浦县人陆应汤所著他的生平，光绪本《青浦县志》中有记载：“陆应汤，字伯生，郊子也。少补县学生，已而被斥，绝意仕进。诗宗大历，黄洪宪及许国、申时行皆折节交之。王世贞好以名笼络后进，常誉应汤；应汤不往，时论益以为高，万历时修复孔宅，应汤之力居多。卒年八十有六。”陆应汤少年时代曾为王世贞赏识，王卒于1590年，陆生年当不晚于万历元年（“？〕）。《樵史通俗演义》曾参考《新编剿闯通俗小说》、《新世弘勋》二书，《新世弘勋》刊于顺治八年，所以该书必刊于顺治八年之后。作者享年八十六，其卒年当在顺治十五年0658）前后。评点者“钱塘拗生”，不知何许人，但评者与正文观点相同，口吻似著者自道，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认为，其与作者当为一人气《樵史通俗演义》从天启帝继位写起，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灭亡止。以客魏阉党、阉党余孽与东林党、复社文人之间的斗争为主线，间或穿插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和辽东战事，全面反映了天启、崇祯、弘光三朝的历史。“提笔谱来惭信史，且将铛祸入编年”。从第一至二十回，主要写客魏阉党的兴衰，间叙辽东事件；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主要叙李自成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攻入北京，崇祯缢死煤山，兼及辽东战事、明朝廷内部斗争；三十一回至四十回，主要写弘光朝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专权，制造党祸，迫害复社；腐化堕落，四镇内争，清兵南下，弘光朝灭亡，李自成起义亦失败。作者的写作意图是通过对晚明历史的全面描写，说明“门户亡明”，罪魁祸首是魏（忠贤）、崔（呈秀）、马（士英）、阮（大铖）。“细绎作者之为人及其时代，其人盖东林之传派，而与复社臭味甚密，且为吴中人而久宦于明季之京朝者。其时代入清未久，即作是书，无得罪新朝之意。于客、魏、马、阮，则抱肤受之痛者也。”孟森先生《重印（樵史通俗演义）序》中的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作者对晚明历史所持的立场与态度。
（1）栾星：《（樵史通俗演义）赘笔》，见《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
（2）孟森：《重印（樵史通俗演义）序夂转引自《樵史通俗演义》第36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樵史通俗演义》在反映天启、崇桢、弘光三朝内部斗争和辽东满清政权与明王朝对抗等方面都比较符合史实，而在反映李自成起义方面则虚多实少，讹传与诬蔑屡见不鲜。这与对农民起义军情况知之不多和作者所持的阶级立场有关。
《樵史通俗演义》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它“据事直书”，记载了当时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抄存了不少文献资料。如翰林院编修倪元璐连上三疏，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废除《三朝要典》，《樵史通俗演义》都保留了下来。《樵史通俗演义》评语云：“倪鸿宝太史三疏，真千古大经济、大文章。虽不敢埋没，一一备载，犹恨限于尺幅，稍为删十之三。然已亘古不朽矣。”又如三十七回写到马士英检查阮大铖所荐武官，甚至有瞎子、跛子，大为恼怒，出布告要求选武官“略似人形，方可留用”。评语曰：“余是年在金陵，无论各镇纷争得之听闻，马阁部‘略似人形，方可留用’一示，实亲见张挂部前，不敢妄一语也。”由于《樵史通俗演义》的史料价值，对当时的史籍，如《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南明野史》、《小腆纪年》等书影响甚大，它们多从其中采录史料，《樵史通俗演义》因此为历史学家所激赏。但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它抄录了大量历史文献，甚至抄录了一篇很长的明朝在京死难文臣名单，这种文史相杂的情况，是历史演义小说形式上的倒退，严重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樵史通俗演义》之后，可惜小说创作领域没有出现反映南明历史的优秀成果，而在戏曲方面，《桃花扇》却在《樵史通俗演义》的影响下，成为一部伟大作品，彪炳于文学史册。《桃花扇》不但在卷首将《樵史通俗演义》列为参考书目，注明采用其二十四段史实，对历史的评价，尤其是对马士英、阮大铖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左良玉南下“清君侧”，对复社文人看法都受《樵史通俗演义》的深刻影响。《樵史通俗演义》对戏曲创作的影响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