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初，我收到了父亲的回信。父亲在信中写道：“你们住到鸾沟的新房子中，确实是件可喜的事！当然要经过困难的，但这有好处，借以得到锻炼。”老人又写道：“我们这里很紧张，每天八点钟的学习不算，还有晚间一个半钟头，我感到很吃力。吃力当然还有主观的原因，年龄大是主要的，似乎觉得一月不如一月了，相貌也苍老得多了，这是自然的规律。”读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酸楚，七十岁的老人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并要回忆讲清几十年前的许多事情，怎能不吃力呢？
父亲随信给我寄了十五元钱。他说：“你的经济困难，我早就想过，但天天在忙，没有时间做过支持打算，每月的工资还是花光了。现兑给你十五元，数目虽小，在十分困难中，不无小补也。”
那阶段，中苏关系紧张，国内正在搞战备，到处在挖地道，城市在搞疏散。父亲在信里提到他们学习班也即将结束，准备疏散。他还在信里问道：“鸾沟的详情，希望你来信说一说，是什么公社？那里比如暂时租一间房子容易不容易？糜子滩你几位哥哥的情况怎样？有无多余房间？这些问题，不但我要知道，我们的学习班也要了解的。”字里行间，感觉出老人叶落归根的思绪，也知道了父亲有可能疏散回家的信息。我本来酸楚难受的心情变得高兴起来，已进七旬的老人，告老还乡是很自然的事，即使困难一些，跟子女一起生活，自有天伦之乐。作为儿女，也能尽一份服侍老人的责任。
我跟妻于雅芬商量，决定接父亲到鸾沟同我们一起生活。新盖的土搁梁房子，和别人家相比虽然简陋一些，却也干干净净。将隔间的小门堵上土坯，用泥抹光，同时在套间的外侧墙取开一扇门，盘上炕。三间土搁梁就是一正一侧两个房间了。我们两口子跟孩子住侧间，让父亲住进正屋两间，暂时完全可以了，以后慢慢设法再添盖也不为晚。
我们的父亲一生大都为别人着想。对子女更是尽着抚养、教育和帮助的责任，恐怕从未想到要依靠哪一个子女。现在他老了，母亲又先他去了，工资也仅仅发个每月三四十元的生活费。这种情况下，突然回到不管哪一个子女跟前生活，老人都会有一定想法的。
为了使老人不致产生丝毫的顾虑和不安，我立即给父亲写了信，讲到鸾沟临近矿区的优越地理位置。家里居住条件完全具备，雅芬性情温顺懂事等。并请他决定后尽快来信，我去兰州接他回家。
信寄走了，却一直等不来父亲的回信。
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心里着急，便去邮电局给省政协挂长途电话。很快就通了，并叫来了父亲。老人耳朵有点背，让别人听清了我的意思后，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疏散的事还未决定，让我千万别去兰州，等定下来后他会写信给我的。
我开始等父亲的信。时间不长，便收到了他的来信和寄给我的四十元钱。然而当我看信的时候，老人已在去武都县的路途中了。
不久，又接到父亲由武都县写给我的信。老人在信中说：“武都是过冬的一个好地方，天气和暖，水不结冰，故觉得很舒服。吃饭地方是职工食堂，完全是家常口味，很好。我们三个没带家的，都住在县工商联，一切都如意。”又写道：“这次由兰起身，彦玲爱人赵健雄热情招呼，凡路上用的食物药品，都是他送的。”
侄女是护士，侄女婿健雄是医生。这封信让我的心里宽慰了许多。
以后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收到父亲的信。
一九七〇年三月初，突然接到武都发来的一封父亲病重的电报。我急忙向厂里请了假，借了路费，动身去武都探望。
我去县城，给正在沙河沿干校劳动的三哥和虽留在学校却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二哥讲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二哥又给了我些路费。
由兰州坐长途汽车去武都需要两天。过了会川后，沿途多崇山峻岭，尤以分水岭险峻难行。那里的山上长满杂树灌木，也有杉坡松林。山高沟深，气温相差大。山顶上杂木尚露枯枝，沟底的树冠却已是一片嫩绿色。坐落在山坳的土屋瓦舍房前屋后竟有竹林环绕。汽车时上时下地穿行在山岭沟壑之中，景色大异于陇中黄土高坡。从小生活在黄河边上的我，心里生出了一种天各一方的遥远感觉。
第一天晚上到岷县时，天已经黑了。车站附近的国营旅社没有登记几个旅客便宣布客满，旅社门前，有不少妇女和汉子往家里招揽客人。第一次出门的我有点不知所措，跟在邻座旅伴的后边，看他如何行动。
“你们家远不远？”旅伴走向一位年轻妇女，她包着头巾的脸庞在夜色朦胧中只呈现着一个大体轮廓，远处国营旅社门口的灯光已无法照清她的五官模样。
“就在前边，跟我走吧！”那妇女招呼我俩，还有跟上来的另外三个旅客。
“你家的炕热一不热？五个人住一得下？”操着四川口音的邻座旅伴边走边问道。
“炕又热又宽敞！保你们住得舒坦。”
那妇人语气里透出一种大方泼辣的野气。不甘寂寞的四川口音跟她开起了玩笑：
“你们掌~柜的在一一不在家？要不在一一家我们可不敢去住。”我们几位忍不住笑了起来。
“谁不想住了就让走！”突然从前边不远处的一个屋里传出了男人的声音。
那是几棵树影后面的一所房子，没有院墙，一排房屋的左边窗户里亮着灯光，显然这就是她们家了。
这是一个三间堂屋。中间是过堂，左边亮着灯光的，主人家夫妻住，右边靠窗户一个大炕，便是客房。
那妇人为我们点亮了灯。两边卧室与过堂只用木隔子遮掩着大坑，实际上是通着的一个屋子。
主人烧了开水，大家草草地吃了点各自包里的食物，便睡下了。五个人两条被子伙着盖。四川口音是文县一家单位的职工，经常出门，已习惯了这边的住宿。我们两个盖一条被，他居然脱了外衣，只穿个背心裤衩躺下了。我却无法适应，只能和衣而睡。
五个人挤满了一炕，屋的另一头炕上睡着主人夫妇。我从未住过这样的客栈，一开始干脆睡不着。不久，大坑上开始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好在呼噜不是很响。可能是车上颠簸了一整天的缘故，我终于也迷糊着了。
天刚亮，那妇人便叫醒了大家。她长得并不漂亮，却也不难看。不知何故，她男人始终未露面，只在左隔间里咳了几声。
每人付了一元店钱，洗了把脸，便匆匆赶往车站。那边巳经响起了汽车的引擎声。
班车依然在山区穿行，途中经过傍山而建的宕昌县。下午两点前后，便到了终点站武都。
车站在县城外的西边，县工商联在进了西城门不远的一条小巷口里，我很怏便找到那里。疏散到武都的统战人士共六人，三人带家属，租住在群众院里。和父亲一起住在工商联的还有康博英和李绍英。
康博英曾是杨成武的参谋长，不知因历史上的什么问题而到了甘肃省参事室。
他矮矮的个子，话不多，很和蔼。虽比父亲大几岁，但精神饱满，步履矫健。走起路来风快，我一个年轻人还得尽力跟上，是典型的军人风范。父亲告诉我，他在病中多亏康伯伯关照，言语中流露出感激之情。
我到武都时，父亲尚能行走。我扶着他去县干部机关食堂吃过饭，也去城东北的县医院打过针。
康伯伯带我到县医院去，主治医生告诉我父亲的病经过会诊，已确定为晚期胃癌。康伯伯说，父亲病后，他劝说给子女写信，可父亲一直不写。这些日子由于腿脚浮肿，行动有了困难。组织上出面，他才告诉了我的地址，是康伯伯发的电报。
父亲总是考虑子女的工作和前途，怕我们受他的连累。
父亲想吃家乡的酸汤面。我给他做了软面拉条子，调了酸汤，尽力想做好一些，然而还是无法跟母亲的手艺相比。父亲依然吃得很开心。这时他还提到了家乡的许多人和事，显出一种无限的思乡之情。
我去隔壁房间看望李绍英。李伯伯是位健谈的老人，他告诉我，他们来武都时，车过分水岭，天下起了雪。坐在他旁边的父亲突然轻声吟诵韩昌黎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李伯伯说：“你父亲想家乡，想你们啊！”
我决心护送父亲回家乡。跟工商联的马秘书提出了转院去兰州治疗的请求，他是负责父亲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直接管理人。
我说：“我父亲的病已到晚期，治好的希望不大了。兰州离靖远近，我们子女的心愿只是将来能把老人安葬在家乡。”
马秘书向县上领导做了汇报，他们研究后同意了我的请求。打电话向省上请示，省上回话将联系医院，三天后答复。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他只说了一句：“恐怕回不去了吧！”
父亲虽存疑虑，但看得出来，他确是盼着能有回去的一天。那几天父亲的精神有了明显好转。
从工商联巷口出来，隔壁便是地区医院。有一位多次给父亲看过病的老太太，是北京下放的胸内科专家。她慈祥得让人有一种无可抗拒的信赖感。我向她咨询了父亲的病情和长途坐车的影响等有关事项。她帮助我准备了路上用的各种药物，鼓励我说：“只要病人情绪稳定，一般不会有啥问题，你是可以放心的。”
我计划坐汽车先到略阳的横岘河有半天就到了，然后换乘火车经宝鸡到兰州。虽然多走些路，但火车比汽车平稳，对病人更有利。我写信给在宝鸡工作的四哥，让他注意我出发前的电报，在宝鸡站上车，一同护送老人回兰州。
三天里，我做好一切回去的准备，焦急地等待着兰州的消息。
三天过去了，等来的却是这样几句答复：因战备紧张，兰州所有医院均无床位。晚期癌症，转院无多大意义，上边的意见是就地治疗。
护送父亲回兰州的希望彻底破灭。我急忙给妻子写了封信，告诉她父亲的病情，我需要留在武都服侍老人的情况。同时给同事张成仁写了信，请他帮我兑换一月粮票寄到武都。
万万没有想到，当我将兰州医院联系不上床位的消息告诉父亲时，老人表面看不出多大变化，病情却突然急剧恶化。第二天走路都不稳了，大夫看后告诉我情况不太好。我急忙给家里的二哥、三哥，宝鸡的四哥发了“父病危速来”的电报。
二哥、三哥身不由己，我知道来不了。我只盼望着四哥能赶来武都。
父亲一天不如一天，仅仅两三天里，他已难以下床。我拿盆子让他在床上解手，老人开始不肯，我只好半扶半背地帮他去厕所。工商联的院子窄而小，只可以算作天井。厕所就在对面，那么几步路，对于我和父亲也是十分艰难的。父亲身体本来高大，他自己使不上劲时，体瘦力单的我早已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知道父亲将不久人世，多么盼望西兄能早日来武都啊！
我每天下午去汽车站等横岘河的班车，一连几天都失望而归。李绍英伯伯告诉我，父亲在我去车站时，跟他和康伯伯说：恐怕见不到其他孩子了。
那一天，我又去了车站。我想如果四哥能够接到电报的话，今天无论如何是会赶到武都的。
各地至武都的班车都陆续到了，可横岘河到武都的车晚点了很久还不见影子。我和几个等着接人的一起去问站上，他们也说按时间早该到了，让大家再耐心等等看。等到下午四点多，车站工作人员出来告诉大家，刚才接到电话，横岘河的班车坏在路上，今天来不了啦！让接人的不要再等了。
我又一次失望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父亲的住所。康伯伯在院子里迎着我问：“又没接着你哥哥？”并小声告诉我医生来过了，情况不太好，今天晚上怕过不去，要特别操心。
父亲睡在床上，听见我进来，睁开眼睛看了看又闭上了。过一会儿他要解手，我用盆子帮他解了小便。睡了不大一会儿，他让我扶他坐起来，要我帮他脱下身上的毛衣，刚脱下来，又让我给他穿上，老人好像很难受很烦躁的样子。
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是让我给他穿老衣呢？可他又没说明。这时父亲身边就我一个人’我心里十分着急，又不知该咋办。只能重新帮他穿毛衣，他一点劲也用不上了，当我很吃力地帮父亲又穿好毛衣时，听见院子里一阵脚步声。有人进了屋子，我以为是康伯伯，抬头一看，却是四哥来了。那时的我如同一个溺水无援的人，突然见了救星一样，颤着声喊了一句“四哥”早已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了。
“宰北，大咋了？”四哥见状急忙走到床前，俯身呼唤：“大一一大一一我是宰西。我来看您了……”父亲睁开眼睛看着四哥。
“大，我是宰西，您老认得我吗？”
父亲点了点头，平静地合上了双眼。
父亲走了。他没有留下一句话，然而却是如此平静、如此安详。刚才还那样烦躁不安，咽气前又为何突然变得安详了？当时的我悲痛万分，并未细细去想。
后来当我回想父亲去世时的情景时，突然明白了老人的心思。当时父亲最盼望见到的是四哥，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四哥。二哥、三哥的情况老人听我讲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四哥，“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冲击，当时正下放农村锻炼。天天等不来，他怎能放得下心呢？老人一定感觉自己不太好，那一天又没等来四哥，便显得烦躁不安。当他完全失望时，四哥突然站在了他面前，虽然风尘仆仆，却依然充满朝气。老人完全放心了。他一定感到很累很累，他不想说话了，也无需说什么了。
四哥的突然出现，让处于生死边缘的父亲解脱了人世间的最后一丝牵挂，平静地走了。
父亲的遗体被安葬在武都城北的山坡上。
黑色的棺木，抬埋的民工。送葬的人除了四哥和我，还有一同疏散到武都的康博英、马冠洛、韩哲生和陈寿恭几位老人。李绍英体弱有病，没去山上。
安葬了父亲。整理了父亲的遗物。西兄和我休整了一天。
那天，我们去了武都城外的白龙江畔。听着江水的不息涛声，看着远处负着双肩背篓的山民从铁索吊桥上过往……四哥向我讲述他“文革”开始后的险恶经历，我也给四哥讲了自己几年来的艰难历程。
回到城里，走过那还保留着两层砖瓦木楼的古老石板街道时，我对这夹峙在大山之间的古城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触。
七十岁的父亲莫名其妙地被送到这座陇南古城，在城西一个小巷的一间木板屋里，烤着木炭火，度过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春节。在经受了一个多月疾病的折磨后，无望回到他深深眷恋的故土，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孤独地躺在了这方他并不熟悉，但却很古老的县城北面的高山坡上。
离开武都前，我俩找到父亲坟地所属的生产大队书记陈雨田，委托他帮我们照看父亲的坟茔，不要平去坟堆。我又在坟的四周仔细察看了山势地貌，画了个简略的标示图。
我和四哥怀着无限悲哀和丝丝依恋的复杂心情离开了武都。
我在心里说：安息吧！父亲。儿子一定会来接您回家乡的。
2006年3月3日补写旧稿于三壹室，距父亲36年忌辰恰20天矣。
几位鸾沟乡亲
參祁生淮
家在鸾沟的那些年里，和我来往最多的，除了赵自强，就属祁生淮了。祁生淮属猴，比我小两岁。他是村里的民办老师，也是一个各样农活都能拿得起的庄稼汉。
周末回家，祁生淮总会过来坐坐，碰上我干活，他便会搭手帮忙。
跟祁生淮的交情也是从我盖小伙房时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