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已成了永远、永远……
對蜜的诗味，永恒的留念，
虽然你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美丽，
但我始终不能说一个爱字。
和光俊兄相识的那一个冬天，为了谋生，我和民间画师W—起筹划刻印传统春节木板年画。因受合作者捉弄，我刻好的印版被他们独占。好不容易买到一刀白纸，眼看用不上了，我决定另刻一个版子。恰巧在光俊家看到一个单扇门上贴的独站门神，传说是唐太宗的丞相魏征。我小心揭下那张门神做了样稿，连夜刻好了版。
将近一个星期，每天夜里，母亲睡下后，我便点起马灯，坐在炉子旁印制门画，凌晨三四点才睡觉。天亮起来，收拢已干好的门画，去光俊兄那里以一百张五元的批发价出手。光俊除了自己留下一部分外，还帮我向鼓楼前摆地摊的商友们推销。市场上单站门神不太多，加之刻工精致，印刷清晰鲜亮，我一刀纸的货全部出手。除去材料成本，净收人六七十元。那个春节，我和母亲过了一个肥年。
“文革”时期，我在远离县城九十里外的瓷窑沟里当临时工。有一天在大水头碰见李光俊赶着毛驴车拉煤。那时候，他又一次跌入人生的最低谷。
我到靖远一中教书后，光俊兄曾为了给他儿子借音乐、美术参考书，到学校找过我。
“右派”平反后，李光俊被安排到一中教物理，我们又同事了几年。我的家属回城后，两家人多有往来。
一次我去光俊家聊天，嫂夫人给我们做面吃。我声明不要调葱花，她说光俊也不吃葱，正好让我放心。结果吃饭时，我尝出有葱味。勉强吃了一碗，当时并没有说破。回到家里，我把这事说给了妻子。
后来李夫人来我家，她两人说起此事。她跟我妻子说，葱花放进锅里一煮熟，光俊便吃不出葱味来。想不到她哄得了夫君，却没能瞒过我这个小弟。她俩一阵大笑。
李光俊夫妇感情非常好。二〇〇二年，嫂夫人不幸病逝，光俊兄经受了感情上的沉重打击。三年来，他写了不少怀念夫人的诗，言真意切，感人至深。
清明前，我去靖远上坟。在四哥家里遇见光俊兄，他送给我一首新做细怀诗的复印件。诗里已没有了悲伤，却充满了爱的柔情和生命观的升华。
你有着东方女性的羞涩、含蓄，你有着西方美眉的浪漫、诙谐，偷僚地亲吻，当众却不敢说一个爱字，我的牙脱落了，你说那是维纳斯的残缺。
我离家在外，你虽没有文化，书信却连绵不绝，充满心中的爱语：亲爱的！
只有在书信中尽情地袒露。
不管是负笈咸阳，读书工学院，不管是流放塞外，风吹草低见牛羊，不管是农田大战，昼夜不归，不管是因故在外，长期离家。
只要夜深人静，心灵的软件里一查，我们仍然柔情软语，同床共眠，脉搏的跳动，呼吸的频率，在心灵的感应里，两人完全一样。
我们的金婚摄影，象征了爱情的结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俩已融成了一体，生命的瞬间，已成了永恒、永恒，还有什么生与死的界限与伤痕呀！
（摘自《生命的瞬间缅怀凤英逝世三周年》）
我终于明白了李光俊之所以那样喜爱文学和美学，是因为他的心里永远装着真善美。那颗心虽然经受过冤屈和磨难，但也得到过柔情的抚慰和交感。
年届古稀的他，依然“潇洒，潇洒，笑貌童颜鹤发”。
2005年4月7日
父亲回家探亲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参加民革工作近二十年里，除去在我上中学时，母亲去兰州一起生活了五年外，绝大部分都是只身一人，在工作单位生活。回靖远探亲，前后只有过三次。
一九五二年的一次我印象不深。
真正有印象的是一九五三年。那年年初，父亲去北京出席了民革二届三中全会。父亲一九二六年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他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有许多共产党朋友的爱国民主人士。新政权建立不久，受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邀请，参加了甘肃民革的筹建工作。新政权的信任让父亲深受感动，像所有青年时代就立志报国的旧知识分子一样，父亲已经完全把自己看做新社会的一分子了。父亲由北京开完会以后，回了一次家。热火朝天搞建设的首都，让他看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回到家里，父亲无比兴奋地把他对新北京和新社会的感受，迫不及待地告诉家属和子女，鼓励全家积极上进，努力工作和学习。父亲和二哥宰瀛的深夜长谈，给我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那次回家，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来家里看望父亲。有政府官员，也有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父亲也外出探望亲友。
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共和国民主和谐的岁月里，父亲全身心地投人工作和学习，依照共产党人的观点，自觉地加强思想改造，努力为人民服务。
一九五七年，病中的父亲对自己被划成“右派”是始料不及的。在政协农场劳动改造的几年里，他经历了由想不通到接受现实，由消极悲观到积极改造的思想变化历程。
父亲的“右派”帽子是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际摘去的，我在一个街头报栏里无意中看到《甘肃日报》刊登的消息。内容大体是省级相关单位某某、某某，罗列了十个左右的“右派”姓名，XX等“右派”分子从XX年X月X日摘去“右派”帽子云云。父亲的名字也列在这几个人之中。
幼稚天真的我，见到这消息非常激动。我为年过花甲的父亲感到高兴，老人总算没有了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可以回到人民的行列中间了。
或许父亲没有我幼稚，但对共产党的信任并没有泯灭。摘帽后，他的心情舒畅多了。一九六三年春节后，父亲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
看得出父亲的心情很好，母亲那一段也比较精神。在隍庙三道巷十七号的院子里，生着铁炉子的东房显得格外温暖。宰南兄和承兰嫂，在当时极其有限的市场供应条件下，尽力搞些副食，精心伺候难得回一次家的父亲。住在附小的二嫂世英，也做些好吃的端过来，二哥更是有空便过来陪父亲说话。糜子滩的大哥也几次过河看望父亲。
虽然没有了十年前回家时的高朋满座和往来应酬，但依然有些得到消息的至亲至友，悄悄地来彭家院里探望父亲。
记得清楚的有何维华老师和石子厚老师，还有独石头大姨父苏炜。小辈有金生琰和杨文升等。金生琰表兄还特意送来羊羔肉。
在县城，父亲没有外出访友。但他却专门步行去糜子滩张董湾，看望了他的尕姐姐我的三姑姑。
父亲兄弟姊妹九人，这时在世的只有他们姐弟二人了。在三姑的挽留下，父亲住了一晚，老姐弟尽叙骨肉亲情。回来后，父亲写了一首诗，抒发了姐弟重逢的感受和心情：
无题
我有三个姐，
现只尕姐存。
年已七十二，
尚能理厨中。
三儿加七孙，
大半去劳动。
迨至日过午，
陆续才回门。
孙女见舅爷，
满面染绯红。
甥儿上山去，
曰暮才得回。
见此新景象，
不觉笑融融。
父亲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时他已经有了回乡的想法，而且已同统战部领导提过。统战部的意见是等白银市政协成立后，给父亲挂个委员，平时就住在靖远家里。
从父亲留下来不多的几首诗里，我抄出一九六三年写的一首《登白塔山有感》和一九六四年写的《学画》。
登白塔山有感
兰市逐年换新装，
半是高楼半破房。
何时扫尽吸血鬼，
好教人寰耀光芒！
学画
八十老儿学喇叭，
不怕断气苦挣扎。
你若问我学画意，
想为祖国多献花。
诗里透露出父亲摘去“右派”帽子以后，为祖国奉献余生的积极心态。
一九六四年白银市撤销，父亲回家乡的愿望未能实现。
“文革”中，祖国上上下下陷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和大浩劫。父亲又一次经历了屈辱和苦难，最后客死他乡。
父亲生前告老还乡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一九六三年早春的探亲便成为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家乡了。
2005年4月11日
车站茶馆
我所说的这家茶馆，坐落在靖远县城外西南角的公路边。向西不到一百米便是县汽车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城墙还在，茶馆背后的城墙里是县二中的操场。城墙外面有一道城壕，城壕边几乎没有房屋。公路南边是靖远一中的长围墙。汽车站周围除了一些香烟、吃食摊之外，铺子是很少的。这家茶馆便显得很突出，成为许多过路旅客和司机的歇脚之处。因为离汽车站近，人们便叫它车站茶馆。
车站茶馆的老板叫滕宝珊，听人说他年轻时曾在黄河上放按子，闯荡江湖多年，是个见多识广的人。我见他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但依然有一股雄强豪迈之气。
茶馆的窗户用竖木条隔成长条形窗眼，糊着临摹芥子园和任伯年的花鸟画。茶馆里的墙壁上也挂着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小写意国画。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临徐悲鸿的《山鬼图》。
那些画虽然都是临摹之作，但画得清丽可人。我仔细一看名款，原来是小学同学张成仁的手笔。这时候，我也知道了车站茶馆的老板就是张成仁的外爷。
张成仁是我上附小时的同学。开始他比我低两级，我五年级留级后，便相差一级了。那时候学生少，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虽然不同级，我们还是认识的。他小时候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小胖子，大家都喜欢叫他小名“瓜蛋”。
他们家就在出了学校门的巷口子上。坐北向南的一个小院门，黑色的门框门扇。旁边有一间铺面，在我的记忆里，那铺子一直关着门。他奶奶特别宠他，放学时，经常站在院门口等他。
张成仁父亲去世早，母亲住在乡下。他自小在姥姥家生活，所以一直把姥姥叫奶，把外爷叫爷。
回到家乡后，我和小学的许多同学都有了来往，张成仁家也常去。
他们家院子里北上房是深门浅窗子。进门正面老式大方桌两边有一对太师椅。我去时便坐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聊天。上房屋里挂了不少字画，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一轴小写意玉兰八哥图。是长安派著名花鸟画家田登五的作品。当时并不知道作者的情况，只是感觉画得好。问成仁，他也不知画的来历，只说是他爷的收藏。但田登五的名字却被我记住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上西安书法函授学院时，院长是钟明善先生。后来在一篇介绍明善先生的文章里，讲到他读大学时曾跟田登五先生学习花鸟画。我才知道了田登五乃陕西名家。几十年过去了，那张玉兰八哥图是在成仁处，还是流失了，我也一直没问过他。
成仁的性格有些他外爷的味道，待人豪爽，喜交朋友。我去他家时，差不多每次都会遇见他的同学和朋友。
有好几次见到一位他的中学同学，外表清秀潇洒，能拉一手小提琴，可没过几年却自杀身亡了。后来听成仁告诉我是喝了大量安眠药死的，因何原因我已记不得。当时我们都为他的轻生而感到惋惜。
因了老同学张成仁的关系，我称呼茶馆老板为滕爷。有一个阶段，常常去车站茶馆画人物速写。滕爷的茶馆里每天都聚着五六个老人，吹拉弹唱，自得其乐。
他们品着盖碗茶，演唱着熟悉而喜爱的老调小曲子（眉户或者脍炙人口的传统秦腔老段子。乐器主要是三弦、板胡、二胡和拿在手里敲击的梆子和小铃培。
乐器曲调时而清雅缠绵，时而激越高亢；加上他们那沙哑粗矿的本嗓子，或拿捏发出模仿旦角的假嗓子，吸引了过往行人和在附近地里劳作的农民。
那时候，汽车站附近树木很少。
艳阳之下，过路人能乘凉歇脚的地方，也就是摊贩的布篷下边和不多几家的小铺子里。滕爷的茶馆既可歇凉，又能听到免费演唱的小曲子和乱弹。一时间，车站茶馆成为往来行人和汽车司机经常光顾的一处热闹所在了。
那些老艺人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外号苗大虫的老者。他体态胖大，一脸银白大胡子，弹拨三弦时眯眼松腹的神态极有气势。一中的老教师宋达三也常来拉二胡或板胡，还有几位现在已记不得姓名了。
张成仁画在窗户上和挂在茶馆里的国画受到客人们的称赞。城里城外，许多人都知道滕宝珊的外孙子能画一手好画。
高中毕业，张成仁没有考大学。我想一定与家境有关。由于茶馆里传开的画名，他很快便被瓷窑招聘去当画师了。
滕爷在茶馆里结交了很多汽车司机。白银汽车五队的许多司机和成仁关系不错，都是他外爷的老交识。其中有位翟师傅，瘦瘦的小个子，外地人。脾气很倔，和滕爷最投缘，对成仁一家特别好。我进城时也曾沾光坐过多次顺I车。
前几年曾在白银汽车站附近碰见过翟师傅，他早已退休，正一个人牵着一只小狗散步呢。他还记得我，和我站着说了好一会儿成仁和他外爷的事。
“文革”后期，我在县城街道上见过一次滕爷，八十岁了，一个人在晒太阳。我上去问候他，他还能认出我来。
我想，“文革”期间，滕爷和他的那些老哥们早已失去了当年车站茶馆自乐班子的逍遥和快乐，伴陪他们的便只有晚年的孤独了。
我认识的宋达三老师，熬到了“文革”后的新时期。他也在汽车站东边开了一个茶社，但我没有进去过。我不知道当年车站茶馆自乐班子的老人们有几个活到了“文革”后，也不知道达三老师在他开的荼社里，还能否找回那种毫无功利自在自得的精神乐趣来。
2005年4月13日寒流初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