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童年
和她有关的事，人们都津津乐道。
民国那些年，没什么可以绕开她，因为她，才使得那些在烽火家国和乱世爱情的岁月变得如此咂摸不休。你以为了解故事的全部，那只不过是个结局，开头、结尾是考古学家们的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充满变数的经过。
张迷们偏爱她也罢了，连标榜自己并非张迷的读者也极有兴致地看她被新挖掘出的文字。如果她的文字是蛊毒，便让张迷、非张迷们倾覆在这场饕餮盛宴之中。
《小团圆》终于重见天日时，猎奇的、诧异的、批评的声音响成一片，即便连不大看书的人也来问我借。还记得当时台湾、香港率先发行，繁体字版，我琢磨着怎么托人带过来，港台版的大约80元人民币，加上运费差不多过百，未果。当初真是等不及一睹庐山真面目，我还在地摊上买了本盗版的，自然在内地发行后老老实实地买了正版书，毋庸置疑，只因为喜欢，多等一刻便觉得漫长。
在静安寺地铁站下来，步行到位于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20世纪30年代叫“爱林登公寓”（EddingtonHouse，又名爱丁堡公寓，现名常德公寓）。常德路当年叫作“赫德路”，这栋“女人定妆粉”般肉色的公寓楼一直吸引着张迷们前来探访寻踪，只因是爱玲。爱玲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女主角坐车到静安寺路下，然后走几步就到家了。裹挟在周围高楼丛林之间，它旧旧矮矮的，低在魔都的尘嚣中。
从地段上讲，无论是民国还是现在，都是极其金贵的地理位置，当时属于公共租界，有“中国租界的小拉丁区”之称。公寓因其设施现代精致，居住的开支极其昂贵，且都只租不卖，为防通货膨胀，买、租楼都用美金或者金条支付，前来详询者多为洋人及受西式教育的“海派贵族”，如张爱玲的姑姑。1942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住在这里，她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转个弯就是百乐门舞厅，那里的常客有张学良、宋美龄，一个是出了名的少帅公子哥，一个是国父的小姨子，连诗人徐志摩也去。陈香梅与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在那里举行，卓别林夫妇造访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
现在上海的年轻人多少也知道这个地方，去跳舞是不大可能的，顶多在电视剧里看到时说声：“哟，今朝刚经过！”
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她跟随父亲生活，居住在宝隆花园（今延安中路740弄10号），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又名黄逸梵）和姑姑张茂渊住在法租界白尔登公寓（今陕西南路213号）。
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大体恰逢改朝换代时，男人实则比女人还接受不了，尤其是丢弃这遗风，简直痛彻心扉。张志沂沉迷于抽大烟、嫖妓、娶姨太太，受西方文化熏陶的黄素琼怎容忍得下？在一双儿女三四岁时，便与小姑张茂渊远赴英国留学去了。
究竟是童年苦，还是生活苦？
年幼时，就已看尽生活的百态与无常，又与一屋子遗老遗少们住着，常常先是挣扎，接着习惯，于是妥协，最后加入他们。
所幸她还有个西化的母亲，缺席了差不多四年的黄素琼终于一身明媚地回来了，带着当时的外国男朋友。见到已上学念书的女儿，最先注意的是爱玲穿着继母孙用蕃的旧衣物，款式跟不上，还是碎牛肉色，正在长个的女儿明显不合身。女儿已是这样，儿子张子静还不知怎么个变数。
对弟弟张子静，爱玲在她的文章中写道：“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一次，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1995年的秋天，爱玲在加州的公寓里去世，这显赫家族里的传奇女子，便这么静悄悄地走了。也已“风烛残年、来日苦短”的张子静，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他说：“在姐姐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果我再不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
那天在书店里无意间看到张子静的这本《我的姐姐张爱玲》便翻开阅读，序言上写着：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我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那篇“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我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
张家人的孤单是血脉里的传承，打着荒凉的底子，镌刻在命脉里如熟门熟路的小兽，过些时候准回来。1983年张子静与中断联络31年的姐姐重新联系上，却又由于她几经搬家失去联络，而后误听姐姐去世的消息时，他写道：
……我姐姐长期幽居，亲友很难获知她的近况，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无人能适时伸出援手。我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年开始，我日间都把小屋的木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头看一下。
另外我也想到，我们姐弟都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年纪。相差仅一岁，她先我而去或我先她而逝，恐怕上帝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来日无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我合上书页，悲从中来。比起姐姐张爱玲下笔时的花样百出，弟弟张子静蘸满了岁月的无奈和落寞。他说看到姐姐在《弟弟》文章的结尾处写：
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那时，他也没有悲哀。
弟弟是遗老遗少之家的小儿子，在萎靡的生活姿态中，没被洋派的母亲“拯救”出去，只有和继母发生争执，遭到父亲毒打的爱玲从家里逃了出来，弟弟抱着篮球鞋也寻过来，黄逸梵看着两个孩子，说她手上的钱只够供养一个，三个人哭作一团。或许从那时起，张子静就已看到了他后来的命运，他的这辈子怕是逃不出这个“樊笼”了，中了父亲和继母的蛊毒，他该有的血性、男儿气就这么被剥离了。
张爱玲去世后的一年，弟弟张子静去世，至此，晚清至民国的华丽缘落幕了。人们提到晚清重臣李鸿章，会顺带想到他的曾外孙女，中国四大谴责小说《孽海花传奇》说的是他们家的故事，念书时的爱玲何其高兴能从奶妈何干口中得知更多的细枝末节。
上海江苏路285弄28号，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吴征，主持人杨澜的丈夫；另一个，就是张子静。书上附着张晚年的照片，黑白色，即便已到残烛之年，依稀也能看出当年该是个“很美”的男孩子，浓眉大眼，却羸弱细瘦。
晚年拿着报纸出来力证自己还健在的爱玲，依旧是瘦，可能她从来没胖过，不像她的好友炎樱总以丰腴圆润的形象示人。一个是颓然之气的后现代，一个是到了七十多岁还被当作美少女宠爱的小女人，一个是抽烟、喝酒、娇俏的热情女子，一个是沉静、避世、清冷的白玫瑰。
比起民国一般念不起书的女孩家，张家的家底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1934年，她父亲张志沂与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之女孙用番在国际饭店举行婚礼，彼时，张父手上还拥有19处不动产，金圆券时听了蒋经国的话，交出硬通货和贵金属，结果一路败下来，住进285弄28号，家底差不多清光了。
圣玛丽亚女校里，她身穿旧衣，在学姐们优雅而挑剔的目光下低头走过，给少女时的爱玲心里记上了一笔，促使她日后的“恋衣癖”，或称之为“奇装异服”。少女时的敏感和洁癖，在她的身上一直持续到去世，即便过了青春期，为人处世上仍旧带着青春期的脆弱和拒绝。
她的童年“因祸得福”后，终有后来“气象万千”的那天，始终处于夹缝中的羸弱弟弟从哪儿截取她的温情？她自顾不暇，弟弟再是亲近，却并不投契，她唯有拒绝才能在心里腾出位置给别人，或者，干脆空着。
写作是她生存的工具
“……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慎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1944年5月的《万象》刊登了一篇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作者正是翻译了《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翻译家傅雷，那年他35岁。一个甲子年过去了，再读评论文章中张爱玲当时的小说，仍感觉是空前绝后的犀利，真知灼见与她的文章并存。
傅雷在文章中指出的诸般欠缺，难道仅仅是文章上的不足吗？傅雷目光如炬何尝没有在她的文字中认识到真正的爱玲，傅雷的懂得，则是以“批评”的姿态出现。真正的善者，总以相反的形象示人。彼时，正春风得意的她，如何甘愿承认自己的不足，而这种不足还是她终其一生都没能逾越的。
介于张迷与非张迷之间，我并未看完爱玲所有的小说，《小团圆》是看完了。沉浸过她的文字后，再脱离出来，需要一定的时间，只有在你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后，你才会举一反三地推翻爱玲世界里营造出的氛围。虚幻、黏腻的空气，还甜丝丝的容易让人上瘾，再美再好，指向的皆是镜花一场，这是她中意的苍凉，是她的节奏，“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倾城之恋）”
她和姑姑住在单身女子公寓里，张茂渊是职业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收入不菲，妙语如珠又伶俐。旧照片上，爱玲的长相并不怎么像她父亲，亦不像她出了名的美女母亲，反倒和姑姑站在一起时，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一家人。外形同样细瘦、高挑，戴着眼镜，齐耳短发和布旗袍，完全是女学生的姿态。
一个从9岁就开始对编辑进行突袭的小女孩，她的第一笔稿费是5元钱，她用这笔钱买了一支口红，试图用来为自己的童年增加一点色彩，成年后仍念念不忘，她的眼睛里从来就没有缺过色彩。正如她文章中写道：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旧式的折子戏里，才子佳人、英雄美人不外乎《西厢记》《霸王别姬》的色泽浓烈，既然是爱情的，便是浓墨重彩也并不显得俗艳，因这是每一个人寄希望的面目。
爱玲在1943年和1944年收获她的“出名要趁早”之前，她大约并不意外她的受追捧，文字中糅合了中式的精雕细琢，又夹杂着好莱坞的电影式手法，再加上她不失时机的点睛之语，读者们看到的不单单是小说作者隔绝和闭塞的世界，还有文字背后一个琐碎、心思细致的灵质女子。
以胡兰成的文学修为，自然一眼便能看出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我不禁想，在胡乍看她的文字时，他心里至少是有八成把握拿得下这女子！以他的阅人无数，频率完全不在一个范围的，他犯不着去费那个时间，从之后他的种种所作所为来看，他确实是个很难有“空窗期”的人，即便爱玲侥幸逃脱，他照样有不少备胎和新欢。照爱玲的文字看，一个能如此欢喜注重生活各种细枝之人，精神世界固然丰富，现实生活必然是单调的。
快乐的人都是健忘的，过得好的人是不会沉湎过去的。
几乎很少看到炎樱对胡的评价，炎和爱玲是不一般的闺密，而以炎的热情活泼，是不是早在第一眼看到胡的真人，就已料想到胡的为人？张茂渊对胡又是做何评价呢？张茂渊的态度是，她父母亲不多说什么，她这个做姑姑的也不好多说。
由此可以看出，与爱玲当时最接近的两个人，在她的婚姻大事上，都齐齐地沉默了。父母亲的缺席，已多少让人诧异，连身边仅有的长辈姑姑也是如此。当然，正因为和爱玲最亲近，也就更了解她的脾性。她有两点是绝难改变的，一个是写作的基调，一个是爱哪种类型的人。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任她再聪明世故生有一双如何看透世俗的眼，面对她梦想中的爱情，她一定会一头扎进去，不仅仅是她，女人大多如此。
因为战事中断学业，返回上海后，没有文字记载爱玲在当时上海各租界里穿梭上班的身影。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日本占领香港，日战爆发，1942年动身离开。1943年4月发表《第一炉香》，沦陷区的上海如平地惊雷般，迅速而诧异地，这也是傅雷在文章中点明的“太突兀，太奇迹了”。若没有沦陷区的低气压时代，还会不会铸就爱玲的奇迹呢？历史没有如果，它就是这么发生了，它用它的沦陷来成全张爱玲的倾城文字。
在《自己的文章》中，她兜来兜去地为自己辩解，底气显然不足。傅雷的话切中要害，抛开她文章中的弊端，那是将她完全推翻重来。
傅雷写道：
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迷住了；过度地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
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绝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黏着人就黏着脏，一向推崇葛丽泰？嘉宝的张爱玲，依着她遗世独立的信条，怎可能在芸芸众生间体会生活百味。炎樱才是乐此不疲。
柯灵的《遥寄张爱玲》重提了傅雷的评论文章，看过《小团圆》这段后，深感很是不对味：
荀桦在文化局做了官，人也白胖起来，两个女人都离掉了，另娶了一个。燕山跟他相当熟，约了几个朋友在家里请他吃饭，也有九莉，大概是想着她跟荀桦本来认识的，也许可以帮忙替她找个出路，但是他如果有这层用意也没告诉她。
在饭桌上荀桦不大开口，根本不跟她说话，饭后立刻站起来走开了，到客室里倚在钢琴上萧然意远。
这些的小动作，柯灵晚年难道真的忘记了？而偏偏向来细节决定一切的爱玲，并没忘记在《小团圆》里提上一笔。凭什么摆出一副你好我好大家现在都好的嘴脸，当初她落难时，在公车上调戏她，现在又在饭局上保持距离，爱玲若有外交手腕倒真可以与之好好周旋。怎奈，看尽人世面目可憎的她，还来说这些漂亮话做什么！
文人之间的磕磕碰碰常有之，等哪天各自风光了，可适时地间歇性失忆，在大众面前来一派雷不散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