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池
我国古代的医药学，在宋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与宋代政府对医学文献的高度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朝廷对医学文献的重视及整理，对宋代医学的发展及其社会思潮的转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形成“自古以来惟宋代最重医学”的局面。
宋朝廷不仅意识到医学文献固有的实用性、标准性、权威性，同时也注意到它对于国家推行仁政教化和统治天下的重要作用，大力倡导并支持对医学方书、本草、针灸著作等进行整理、编修，加大对这些医学著作的推广、普及和应用，大量刊刻医学典籍，颁发到诸路州县，责令专职医博士掌管，打击一切危及社会秩序的非医学知识和活动，严格按照方书制药，使医学著作成了宋王朝推行“仁政”思想和强化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
今人逯铭昕指出，宋代中央政府主持整理编修、刊刻的医学书籍，通过馆阁典藏、颁赐近臣、分发州郡及外夷等主要流通途径，使得医学知识在上层士人与下层民众中间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为宋代医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逯铭昕：《宋代官刻医书流向初考》，《中华医史杂志》，北京：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2010年，卷四〇，第５期。
概括言之，宋代官方对医学著述的推广普及可分为两个层级：以皇帝、中央朝廷为一个层级，地方官府、官吏为另一层级。在不同的层级上，其作用也不尽相同。从文献所反映的官方颁行医书情况来看，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朝廷是医学著作推广和普及的主体。中央政府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官僚士大夫的态度，有时甚至是朝廷以诏令的形式要求地方官按旨意行事，这就大大强化了官方推行的力度。
在诸多宋代医学典籍中，《太平圣惠方》是编纂最早、影响最巨的一种。宋太宗在位，极为重视文化工程，曾组织儒臣编纂了“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而其本人也留意医术，于太平兴国三年（978）诏翰林医官使王怀隐、副使王佑、郑奇，医官陈昭遇，编类历代所传及私家所藏经验方万余首，编次为100卷，赐名《太平圣惠方》。宋太宗亲自作序，称编纂此书的目的，“贵在救民，去除疾苦”，“庶使天高地厚，明王道之化成；春往秋来，布群黎之大惠”。淳化初（990）编类成书，三年（992）刊印颁发于各州县参见《玉海》卷六三，《宋史》卷四六一《王怀隐传》。
在此后的三百年间，宋代官府、私家都奉此书为圭臬，遵循其医理合药治病，拯济百姓，并以它为准则，编修了大量的医药学著述，丰富了中华古代医学的宝库。
本文拟以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的颁行为例，探讨两宋官府对医学著述所做的推广普及，以求管窥宋代医学文化之绩效。
皇帝、中央政府对《太平圣惠方》的推广
《太平圣惠方》在编成后，即受到朝廷高度重视，宋历朝皇帝曾多次下诏各地官府，行于全国。
淳化三年（992）五月己亥，宋太宗颁布《行圣惠方诏》云：
医药之书，人命攸系，将疾疫之是疗，必学术之志精，故太医之职，以十全而为能；聚毒之家，非三世而不饵。朕轸念黎庶，虑其夭枉，爰下明诏，购求名方，悉令讨论，因而缀缉，已成编卷，申命雕镌。宜推流布之恩，用彰亭毒之意。其《圣惠方》并《目录》共一百一卷，应诸道州府各赐二本。仍本州岛选医术优长治疾有效者一人，给牒补充医博士，令专掌之。吏民愿传写者并听，先已有医博士即掌之，勿更收补《宋大诏令集》卷二九。
在诏书中系统地阐明了朝廷颁布《太平圣惠方》的意图，在宋太宗看来，颁行《太平圣惠方》是“轸念黎庶，虑其夭枉”和“推流布之恩，用彰亭毒之意”的惠民之举，给全国十六道（路）所属州、府各赐二本，“置医博士掌之”，令医术优长治疾有效者一人专门保管，允许官民钞写，鼓励民间推广普及。
在颁布诸州的同时，宋太宗还将《太平圣惠方》赏赐给重臣。淳化三年（992）二月，“内出五部”，赐宰相李昉，给事中、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等人
王应麟：《玉海》卷六三。以示褒宠。其目的也是要执政大臣关注医书，并藉助他们的影响力来推广医学典籍。
宋真宗非常重视《太平圣惠方》的推广普及。当时边远地域医药极其匮缺，像 “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病。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丛书集成初编》第277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宋真宗于景德三年（1006）七月，“赐广南《圣惠方》，岁给钱五万，市药疗病者”［元］脱脱等：《宋史》卷七《真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131。将《圣惠方》推广到广南路。景德四年（1007）九月，宋真宗又“赐徽县《圣惠方》”，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宋真宗“令川峡诸州勒医博士按《圣惠方》合本土所须药，以给兵戍”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1529。这是首次颁行《太平圣惠方》于军中的记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夏四月己巳，宋真宗又“赐戎、泸州、富顺监《圣惠方》各一部，以其地多瘴疫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己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1926。
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四川泸州）、富顺监（今四川富顺）地处僻远，极易发生瘟疫，故也将其纳入颁赐医书的范围。
宋仁宗也非常重视《太平圣惠方》的推广普及。庆历四年（1044）春，韩琦奏“极边之地，人皆不知医术”，宋仁宗于是“赐德顺军《太平圣惠方》及诸医书各一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六“庆历四年正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3532。
德顺军隶属秦凤路，是宋与西夏交兵的前沿，驻扎着大批军队，疫病流行的几率很高，《太平圣惠方》因而成为军队中应对疫病诊治的指导方书。皇佑初，江南诸路发生疾疫，为了救治患病者，宋仁宗下诏精简《太平圣惠方》诸方，另编辑为《皇佑简要济众方》。他对辅臣说：“外无善医，民有疾疫或不能救疗”，“令太医简《圣惠方》之要者颁下诸道，仍勒长史按方剂以时拯济，令医官使周应编以为此方，三年颁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三“经籍考”《皇佑简要济众方》，北京：中华书局，1986：1797。 《宋刻外台秘要剳子》亦载皇佑三年（1051）臣僚上言，“南方州军，连年疾疫瘴病，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宋仁宗诏令“逐路转运司指挥辖下州府军监，如有疾疫瘴病之处，于《圣惠方》内写录合用药方，出榜晓示，及遍下诸县，许人抄札”。［唐］王焘撰、［宋］林亿等校：《外台秘要》卷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２：25。这一史实，在《宋史》卷一二《仁宗本纪》也有记载，云皇佑三年（1051）五月乙亥，宋仁宗“颁《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八月辛丑，诏令“文臣京朝官至幕职州县官，武臣诸司使副以下至三班使臣，朝辞日，并罢赐诫励敕并七条、《摄生论》，其赐《儒行篇》亦罢之，内《摄生论》并药方惟广南州军各赐一本，与《圣惠方》同颁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5776。
宋哲宗绍圣年间，朝廷诏令刊刻小字版《太平圣惠方》，这是官府第二次刊刻该书。据《刻脉经牒文》载：“国子监准监关，准尚书礼部符，准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据国子监状，据翰林医学本监三学看治任仲言状，伏睹本监先准朝旨，刊雕小字《圣惠方》等共五部出卖，并每节镇各十部，余州各五部，本处出卖。”从牒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朝廷大量颁行《太平圣惠方》的举措。
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福建路转运司奉旨刊刻《太平圣惠方》，题名为《大宋新修太平圣惠方》，这是宋代官府第三次刊刻该书。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二月，宋高宗诏“以监本药方颁诸路”。二十六年（1156），宋高宗下诏太医局刊刻儿科著作《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摘录《太平圣惠方》中有关儿科诸方，另编为专书。
绍熙二年（1191），宋光宗下诏批准太医局拟定的《太医局诸科程文》，将《太平圣惠方》列为太医局医学生考试的科目，《太平圣惠方》由此上升为医学经典的地位，与《难经》《素问》《脉经》《本草》《仲景伤寒论》《诸病源候》齐名，成为南宋礼部医学考试“七经”之一［宋］赵升撰，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61。嘉泰三年（1203），太医局选采民间常用验方，集印成册，由朝廷“颁之诸路监司，监司行之州县，州县又撮其要者大书揭示于聚落要闹去处”［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之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显然是要将医药方书广泛推行到民间。
两宋朝廷不仅在其统治区域大力推广医学方书，治病救人，对于周边“国家”（包括西夏、辽等国家），也常常颁赐《太平圣惠方》，作为仁被天下的一种举措。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高丽遣使郭元至阙下，请赐历日及《登科记》、御制赐诗。九年正月丙寅，郭元辞，赐王询诏书七函……历日、《圣惠方》，从其请也。”天禧五年（1021），又“赐权高丽国主王询阴阳地理书、《圣惠方》，从所请也”。这是《太平圣惠方》传到高丽的文献记载。此后，朝鲜医学家崔宗峻于1226年以宋朝医书为基础，撰写《御医撮要方》，创建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
仁宗庆历四年（1044 ），与西夏达成和议，宋亦屡次颁赐西夏书籍。嘉佑八年（1063）四月，宋英宗“以国子监所印……医书赐夏国，从所乞也”。由于诏令内容简略，未提及所颁医书为何书，估计应包括《太平圣惠方》在内。
据日本医学史家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记载，《太平圣惠方》在两宋时代东传到日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刘伯骥在《中国医学史》中也指出，日本医学家梶原性全所编的医学名著《顿医抄》，就深受《太平圣惠方》等中国医书的影响［日本］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东京：日新书院，1941：46。刘伯骥：《中国医学史》，台北：华岗出版部，1974：671。
宋王朝向高丽、日本等周边国家及地区多次颁赐医书，其目的固然在于同周边诸国（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睦邻关系，有显示大国声威的考虑，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医学知识的对外传播，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百姓解除疾病之患，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地方官府对医学著述的推介
宋代皇帝、中央朝廷重视医学著述的推广普及，也对各级地方官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执政作为。
王禹偁在地方官任上，曾上表谢颁赐《太平圣惠方》说：“皇帝陛下与世作范，视民如伤，穷百病之根源，选十全之方术，爰自朱邸，逮于紫宸，垂十五年，成一百卷，救疾病疮疡之理，尽金石草木之情”，“更延迟暮之年，实自生成之德”王禹偁：《谢圣惠方表》，《小畜集》卷二四，四部丛刊初编本。对皇上的恩赐感恩戴德。
景德年间，邵晔出任广西帅，兼领漕事，因广南一带瘴疫流行，缺少医药，巫风盛行，请求朝廷“赐《圣惠方》与药材之费，以幸一路”，宋真宗“皆从其请，岁给钱五百缗，令每岁夏至前，漕臣制药以赐一路之官吏，盖自晔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丛书集成初编》第277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庆历六年（1046）十二月，蔡襄出任福州知府，鉴于“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作祟，而过医之门十才二三，故医之传益少”的局面，他委派何希彭从中选择医方，另编《圣惠选方》，收载便于民间运用的药方6096首，并“取其本誊载于版，列衙门之左右”，称此举“导圣主无穷之泽沦究于下，又晓人以依巫之谬，使之归经常之道，亦刺史之要职也”。［宋］蔡襄撰，陈庆元、欧明俊、陈贻庭校注：《蔡襄全集》卷二六《圣惠方后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583。
元丰元年（1078），时任泰州德兴令的陈直编着《寿亲养老书》，将《太平圣惠方》列为“奉亲养老”的重要著作，公开宣扬“为人子者，宜留意焉”［宋］陈直：《寿亲养老新书序》，《寿亲养老新书》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六月，右朝奉郎朱同知南雄州还，向朝廷禀报“岭南无医，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毙。望取古今名方治瘴气者，集为一书，颁下本路”，宋高宗从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2587。
隆兴元年（1163），周湛通判戎州，“其俗尚巫，有病辄不医，皆听巫以饮食，往往不得愈”，周湛“为禁俗之习为巫者，又刻方书于石。自是始用医，病者更得活”。［宋］李元纲：《厚德录》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类似的记载，在文献中俯拾即是。中央朝廷的重视，对地方官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方官吏积极响应，认真履行职责，亲自过问民生疾苦，将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推动了医学著述的推广普及。
综上所述，在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的积极推动下，三百余年间，宋代医学著作迅速推广到全国，医药学知识广泛传播。在推导的过程中，中央朝廷在医学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得以牢固确立。医书著作以医载道，对于改变世风、宣扬儒家仁政思想和规范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南宋时期，尽管政府在本草学、方书学著作的编修策略方面有所转变，但政府和地方官员仍很重视医学著作的推广，延续了北宋时期医学著述繁荣的势头，确保了两宋医学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