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
《大唐郊祀录》十卷，唐王泾撰。作为中国古代礼学史上较早的礼制专书，该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受到宋代以来学者普遍重视，被各种文献广泛征引，甚至出现了仿作之书。然而由于流传不广，稀见晚出，以致未被《四库全书》所收录，因而不为学界熟知。
王泾，事迹不详。《新唐书？艺文志》：“王泾《大唐郊祀录》十卷，贞元九年上，时为太常礼院修譔。”书中“司民”作“司人”，“白琥”作“白兽”，“丙地”作“景地”，“豫和”作“元和”，称代宗为“皇考”，德宗为“今上”，皆避唐讳。泾进《郊祀录》表署衔为：“朝散郎、前行河南府密县尉、太常礼院修撰”，可知其曾官密县尉。又进表自称“微臣谬参绵蕝，久历岁时，每仰丝纶，辄书故实”，知其进书时任礼官已久。《旧唐书》卷二五载：“永贞元年十一月，徳宗神主将祔，礼仪使杜黄裳与礼官王泾等请迁髙宗神主于西夹室。”又载：“元和元年七月，顺宗神主祧，有司疑于迁毁，太常博士王泾建议曰”云云。《唐会要》卷二九载，（元和二年）二月，御史大夫李元素、太常卿髙郢等上言，“玄宗肃宗降诞日，据太常博士王泾奏”云云。《旧唐书》卷一七一载李汉奏云：“元和六年七月，诏崔邠、段平仲与当时礼官王泾、韦公肃等同议其事，理甚精详。今请举而行之。”同书卷一六〇载：“（元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庙朔望上食，诏百官议。”根据以上零星记载，若假定元和十四年泾年六十左右，上推其生年，则当在肃宗、代宗时。其在朝至少历事德、顺、宪三宗，任太常礼院修撰、太常博士、太常丞等礼官长达三十余年，是深于礼者也。其永贞元年德宗神主祔庙上议，元和元年顺宗神主祧迁上议，二年请停玄宗肃宗降诞日休假，十四年请去太庙朔望上食，皆被采纳。所著《大唐郊祀录》而外，尚有《郊祀乐章谱》二卷，与张说同撰，见《玉海》卷一六〇，《通志》卷六四。
泾进书表言及本书内容：“谨集历代郊庙享祀之要及圣朝因革沿袭之由，伦比其文，各标篇目，裁为《大唐郊祀录》十卷。其中义有异同，皆随文注释。神位升降，并写而为图。祝史陈告之词，工歌大雅之什，亦俱编于此。”其书卷一至三为凡例上、中、下，分录郊祀之陈设、奠献仪、舆服。卷四至七为祀礼，录四季常祀、特祀如昊天上帝、九宫贵神、朝日夕月、先牧、马社、马步等之祀仪。卷八为祭礼，录皇地祇、神州地祇、大社大稷、岳镇海渎等祭仪。卷九至十为享礼，录荐献太清宫、太庙，享先农先蚕等仪。所谓“凡祭祀之礼，天神曰祀，地祇为祭，人鬼曰享”（本书凡例）也。书尾为卷末，为附录。卷末乃后人补录之七太子、历代帝王庙、地方祈报、皇帝加元服及各级官员丧祭之仪，附录为历代著录本书情况及跋尾。
本书体例，先按类分条，每条内容为正文，对正文的说明解释为按语，低一格书写。正文一般极为简略，往往寥寥数语，足明事情即止。如“冬至祀昊天上帝”条，正文先解名义，引郑玄、王肃异说；次列历代制度沿革，自秦至隋；次述本朝因革始末及当今定礼，坛制、陈设、祝文、乐章等。至于按语，则冠以“臣泾案”，置于各条之下，内容包罗万象，尤为详尽，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本书著录最早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云：“王泾《大唐郊祀录》十卷，贞元九年上，时为太常礼院修譔。”其后《崇文总目》《通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续通志》《续通典》《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经义考》《爱日精庐藏书志》均有著录。然明季以后流传渐稀，以致《四库全书》编纂之时遐搜广索，亦未能收录。阮元续进遗书百余种，此书亦未入目中。嘉庆初，钱塘何梦华得其书，抄赠吴氏拜经楼，本书始稍稍流传。嘉、道间，传抄之本尚有眠琴山馆旧藏抄本、张寿恭藏抄本、爱日精庐传抄何氏本、乌程董蠡舟所见旧抄本二种及李班香抄本，乌程汪曰桢所见董氏本、俞氏本、严氏本、蒋氏本等。以上各本均出自一源，错脱满目，殆不可读，可知此时世间已无善本矣。其间稍作整理者为董蠡舟，不过“粗校一过，增改删削不下数百字。其讹谬不可诘者数十处，姑阙疑以待异日”。最有功者莫过于汪曰桢。汪氏整理始于道光十九年，自秋涉冬，凡百余日而成。盖以董蠡舟本为底本，参校俞、严、蒋诸本，又校群书原文，改正极伙。其校例有四，曰正旧本之讹，着各本之殊，存原本之真，辩校本之谬。诚如汪氏识语所言，虽其间“钩棘难校，无他书可证，姑仍旧文者尚多，颇未满志，然以较世间通行不可句读之本，则此虽校勘疏略，亦可云善本矣”。钱培让兄弟跋称其“订讹补脱，条理秩然，千余年就湮之秘帙，焕然一新。即不能悉还旧观，亦可见其概矣。”
道光二十五年，金山钱氏兄弟秉其父钱熙祚遗志，以汪氏本为基础，取爱日精庐本及《唐六典》、《通典》、新旧《唐书》、《唐会要》、《乐府诗集》诸书复加校勘，略加是正，刊入《指海》第十八集，是为当今传世最善之本。民国年间，乌程张钧衡又刻入《适园丛书》，然只求本从其朔，竟用嘉庆何氏本而不用汪氏整理本，“讹舛特甚”。虽经雠校，改正者十不一二，实颇粗劣。此本问梓后，又曾作局部修订，《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
《指海》本虽总体精善，但亦不乏余文剩义。如卷一“祀五龙及州县社稷奠，共享少牢”，“奠”上脱一“释”字，《适园丛书》本有此字，据《大唐开元礼》卷一“择日”条当补。“昊天上帝、配、五方帝各准冬至”，“配”下脱“帝”字，《适园丛书》本不脱，《唐六典》卷一五此句同。卷二“金之属亦曰鏄钟”， 《适园丛书》本“亦”作“一”，是，下文有“二曰编钟”句可证，当据改。卷三引郑康成云：“绶者所以实佩玉”， 《适园丛书》本“实”作“贯”，检郑注原文当作“贯”。“藻能遂水上下”， 《适园丛书》本“遂”作“逐”，《旧唐书？杨炯传》亦作“逐”。“蔽膝随裳也”， 《适园丛书》本“也”作“色”，《隋书？礼仪志》亦作“色”。“诸王所服展筩，无山述”， 《适园丛书》本“展筩”上有“有”字。《后汉书？舆服志》：“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可知当有“有”字。“亲王纁朱绶，四采，亦黄褾绀”， 《适园丛书》本“亦”作“赤”，《旧唐书？舆服志》正作“赤”。“一百八十首，度八寸”， 《适园丛书》本“度”作“广”， 《旧唐书？舆服志》正作“广”。卷四引《周礼？春官？太祝》“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文类是也”， 《适园丛书》本“文”作“之”。检引文乃列举顺祝以下六祝之文，作“之”是。卷九“季夏祭中溜者，中溜土之王中宫故也”， 《适园丛书》本下句作“中溜者土神，象土之王中宫故也”。检《白虎通义》卷上：“六月祭中溜，中溜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显然当从《适园丛书》本，此有脱误。卷十“晋太康六年，武杨皇后蚕于西郊”，《适园丛书》本作“武阳皇后”，均误，当依《晋书》作“武悼杨皇后”，此本失校。
又此本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校对，而在于校勘。全书正文及注，汪氏遍检群籍，核对原文，可谓呕心沥血，洵为王氏功臣。但也未免有百密一疏之处。如卷一“风师雨师皇唐天宝四年升为中祀”，汪氏据《通典》改“年”为“载”。此非引文，乃作者叙述之语，全书二字互用两通，似不必改。同理，“居缌麻已上者，不得在宗庙之祭”，亦不必据《通典》改为“居缌麻已上丧者，不行宗庙之祭”。 又“太仆令受龟，少退俟命”，汪氏于“俟”下校云：“旧误受，依《通典》《新志》正。”今检《大唐开元礼》卷一“择日”条也作“受”，似不必改。汪氏校例有“存原本之真”一条，注明“凡征引经籍，或与今本不同，既文义可通，未可擅改也”，可见未能始终贯彻，有时亦未免自乱其例。又“木片谓之榜。榜者博郎反，从木也。今以文俗从牓，是题牓之字，盖传写误耳。”汪氏径改“以”字作“此”，并注明“旧误以”。细嚼原文，作“以”不误，改作“此”反而不通。又“司空行扫除于上下，太常卿、御史又自东陛升，视涤濯”，钱氏兄弟于“司空”下注云：“按《通典》云，谒者引司空，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行扫除于上，此当有脱文。”案，此乃概述之语，似不必吹求。卷二“奠献”条也有“凡帝社以上行事，皆司空先行扫除于坛殿之上”之文。若求备其文，则不止此处脱文而已，当如《大唐开元礼》所云：“谒者引司空、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行扫除于上，降，行乐悬于下讫出，还本位。初，司空将升，又谒者引太常卿、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视涤濯讫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凡导引者每曲一逡巡，于视濯，执尊者皆举羃告洁。”不亦赘乎？又卷二列宗庙诸室舞名，首行云“献祖之室用《光大》之舞”，以下十三室舞名之前或有“用”字，或无之，而汪氏于其中九室皆补“用”字，且注云“旧脱”，似有过泥之嫌。卷七“校人掌六马之属”，“六”当作“王”，“属”当作“政”，见《周礼？夏官？校人》，盖涉下“辨六马之属”句而误，汪氏、钱氏皆失校。卷一〇引陆淳议“先之以敬爱，遵之以礼让”，汪氏仅于“爱”下校云：“旧误让。”钱氏兄弟于“让”下校云：“《唐会要》作‘先之以敬让，尊之以礼乐’，此似有误。”案，此出《孝经》，原文为“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让而民和睦”，可见“让”字不误，而“遵”当为“道”形近之讹。附录载《旧唐书？礼仪志》引永贞元年十一月杜黄裳、王泾议曰“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汪氏失校，钱氏兄弟于“元本”下校云：“二字疑误，《唐会要》作“于唐”。其实《旧唐书》此处上文就有颜真卿议云“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毁之典”，可知“元本”二字当属下，原文文义不备，不烦远引《唐会要》也。此类尚不在少数，有待将来之拾补。
《郊祀录》乃德宗贞元九年所上，而书中又有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宗九庙乐词，且间又不避唐讳，如直称“德宗”之类；其宗庙乐章，又有王闽时太常博士张连、太常卿陈致雍补撰者；又按泾进书表及书中行文，原书当富图说，今则有说而无图；又卷末“七太子”以下内容目录不载，又杂以嘉礼、凶礼，全无注释，显系后人增入。观此数端，今留存于世之本已非复原貌矣。
关于后人窜乱原书之时，据汪氏所考，卷末内容当为唐人所增，文中称唐为“皇朝”是其明证。而观张连、陈致雍所补乐章，则当在王闽时，因书中“知”字皆改作“委”，是避闽王审知讳。然唐时“委”本有“知”义，非避审知讳也。《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七载景福元年六月《诛杜譲能宣示天下》云：“尚虑道途传闻，逺近误谬，四海之内，未委事端，故降命书，明示天下。”《魏郑公谏录》卷二《谏新罗国献美女》：“臣一昨在内，略闻新罗国重更进女，未委逗留计。”
贾岛《长江集》卷七《慈恩寺上座院》：“未委衡山色何如，对塔峰曩宵曽宿。”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五《赐背叛回鹘敕书》：“近数得邉将奏报，知卿等本国自有离乱，可汗遇祸，虽未委虚实，良深震悼。”《法苑珠林》卷二二：“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内，洟还连出，涂漫懐内，方圆一尺，初未委也。及后太宗升遐，方知兆见。”《开元释教录》卷一：“旧译云胡般泥洹者，窃所未委。”故汪氏所考，未为坚确。书中本也“知”、“委”兼用，汪氏解为后人回改，不妥。
张钧衡据陈致雍仕履及王延钧（更名鏻）称帝改元，国号大闽，以为“大号初膺，制礼作乐，外示藩属于中朝，内以仪型夫臣下。连与致雍同官治礼，乐章之补，当在此时”，即闽龙启初。然据《十国春秋》致雍传、《直斋书录》卷五及《全闽诗话》卷二等，致雍福建莆田人，仕闽景宗，为太常卿。入南唐，为太常博士等官。宋开宝中，除秘书监，致仕归闽，陈洪进辟掌书记。陈洪进纳款在太宗初，则致雍太平兴国中尚在官。以此上推，龙启初致雍仅二十余岁，人微年轻，恐不足补撰宗庙乐章。且张氏称致雍与张连同官，亦属臆断，并无凭据。张联署衔“大闽国太常博士”，而致雍称“臣陈致雍补”，观此即知二人补撰乐章非在一时，张氏所考也未确。今可知者，补撰乐章之数人，李纾则卒于贞元八年，于邵则于同年被贬出朝，不久即死于贬所，二人所补乐章当为原书所有之内容。南唐的开国之主徐知诰自称为唐玄宗的后裔，改名李升，改国号唐，以示承唐祚。陈致雍补撰乐章既然自称臣，则其时当在南唐中。而张连所补则仅知王闽龙启以后作，其事迹已不可考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