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国营二二一厂，专家楼三楼313室。当那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此时，外面飘着小雪，大地覆盖上一层淡淡的白色，西北风呼啸着，把薄薄的雪花扬起来，又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刘子晨放下电话，来到卧室，望着正在大声咳嗽的教授，心里一阵发疼。童教授比1949年在香港的时候苍老许多，也比1958年跟随几千名科研人员进驻二二一厂时憔悴许多。岁月不饶人，教授已是75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很不乐观。
“成功了！”夫人轻声说。她必须告诉他，让他跟全国人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教授把他脑子里所知道的点点滴滴，都化作无数次演算，奉献给了这个国家。今天的成功，当然有他一份功劳。
“刚才处长在电话里告诉我，《人民日报》今天要出版一张号外，童笙在北京，肯定会收藏一份，等下个月你去北京动手术，就可以看到了。”教授停止咳嗽，脸上泛起一片红晕，他叹了口气说：“唉，终于成功了，有生之年能等到这个结果，一生无憾。只是……只是……”教授的眼睛变得蒙胧起来，“我又想起苏行……唉！”第一次听到苏行的消息是在1951年，那时教授还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苏行从香港监狱出来后，在广州与谢晓静结了婚。婚后不久，他很快被勒令停止工作，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有人从南方来到北京找到教授，要求教授写一份报告，记述当时苏行到香港与教授接触时的所有言行，以供组织参考。来人说，苏行在香港被港英当局逮捕时，承认他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务必请教授积极配合，以辨真伪。
教授当时对苏行的身份产生过怀疑，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苏行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且，当保密局突击队包围教授家的时候，为了掩护教授一家从地道撤离，苏行选择留下，跟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不幸被捕。他是为了掩护共产党才谎称自己是保密局特工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工作性质决定的，组织上应该清楚。但现实往往没有逻辑，周哑鸣当时也是跟教授一起从地道撤退的，后来却暴露出他是国民党保密局卧底。
教授又一次迷惑了，苏行到底是什么人呢？他详详细细写了一份长达30页的报告，递交了上去。报告不偏不倚，以事实为依据，希望能给苏行一份证明，就像当年他要求苏行给他一份证明一样。只是，这份报告石沉大海，再也没有音信，也没有人再因为苏行找过教授。
第二次听到苏行的消息是1957年底，教授准备跟随大批科学家前往青海。在人民大会堂送别宴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悄悄带给教授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苏行已于1955年病死于四川甘孜少乌农场，其妻子谢晓静也于当年年底在广州家中自杀身亡。从这位领导的口中，教授第一次得知苏行的真实姓名--李子豪。苏行之名，是为了纪念他去莫斯科“国际特工训练营”接受训练的那趟苏联之行。
那天晚上，教授彻夜难眠，长吁短叹。这么多年来，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对教授的心灵产生了莫大的冲击。虽然对自己的信仰仍坚定不移，但他明显感觉哪里出了差错。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的迟疑，会给苏行带来灭顶之灾，如果从一开始就信任苏行，也就没有后面那么多错综复杂的故事了。
“真对不住他，”教授时隔这么多年后，想起苏行仍然潸然泪下，“如果当时我……”夫人刘子晨在一旁劝慰教授：“您也别太内疚自责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就让它过去吧！”教授动情地说：“苏行在天之灵能听见原子弹爆炸的声音，该有多好啊！”“我想，他一定能听见的，”夫人附和着教授，“肯定能，放心吧，教授。”沉默了一会儿，教授又说：“下个月去北京，不知道能不能见到王大霖。当年要不是他用两个特工假扮成咱们，还真不知道怎么离开香港呢！唉，人一老，就想见见过去的那些人，更何况，那是怎样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啊！”夫人说：“是啊，我对他印象特别好。本来有意让童笙嫁给他，童笙也有这个意思，可谁知道，他娶了一个叫麦英的广东姑娘，而且那个姑娘还有个小孩，加上王锤，等于两家合为一家。世事真是说不明白，尤其缘分，更是说不清。”教授没说话，又剧烈咳嗽起来。两个月后，童江南教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手术，但效果不好。弥留之际，教授几度昏迷，但拉着夫人的手，说了他这辈子最清醒的一段话。教授说：“千千万万的人上了这趟列车，上车后才发现，列车要去的方向跟他们当初为之奋斗的方向不太一样。于是，有些人下了车，比如苏行、谢晓静；有些人还在车上，比如我。我想，列车暂时不会停下来，它仍然艰难前行，至于最后到哪儿……谁也不知道。”三天后，教授与世长辞。根据教授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他想安安静静地走。
但教授夫人不能停下来，她把这么多年来教授使用过的草稿纸收集在了一起，她知道这些草稿的重要。让夫人没有想到的是，草稿纸总共有20多斤重。平时它们散落在书架、沙发、写字台、床头，甚至卫生间，各个旮旯犄角都有它们的影子。教授不准夫人收拾，它们虽然看着乱，但要想找，只有教授知道每张草稿在什么地方。如果夫人归置了，反而乱了套。这些草稿，北京中科院的家里有，青海那边也有，收集在一起，还是挺麻烦的。教授去世后一个月，夫人才把这些草稿纸收拾妥当，她分门别类把一页一页的草稿装订在一起，写上编号，掸去上面的灰尘，就像她平时给教授穿上熨烫好的衣服一样。
这项工作一共干了三天，夫人疲倦至极。这天晚上，夫人静静地坐在梳妆台前，默默地望着镜中白发苍苍的自己，不禁感叹万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悲伤可以悄悄淡去，但留给生者的无尽回忆是绵长的，永远的。
夫人记得教授说过，等试验成功后，他想回上海看看，去过去任教的大学拜访一下同事挚友，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跟他们来往了。由于工作性质，教授只能隐姓埋名，进入青海以后，他更是没有走出青海半步。他消失了整整6年，连童笙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到哪里去了。教授还说过，去城隍庙吃他最爱吃的小笼包子，那也是夫人最爱吃的，那里有他们年轻时的欢声笑语。可惜，这些愿望永远不能实现了，只能留作记忆永远藏在心中。
一串浑浊的泪从夫人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她一边低吟着“结同心尽了今生，琴瑟和谐，鸾凤和鸣”，一边抚摸着摆在梳妆台上面的一摞草稿，轻柔得就像教授病重咳嗽时，她抚摸教授的背那样。“你想我吗？教授。”她喃喃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梳妆盒，打开盖子，拿出一支陈旧的唇膏。夫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化过妆了，唇膏有点发硬，已经涂不出颜色。夫人伸出舌尖，轻轻舔着，然后把舔出来的颜色柔柔地涂抹在自己的唇上。镜中的唇开始红了，艳得很，与白发形成鲜明的对比。
“咔嚓”，突然，一声轻微的响声，像相机快门，是从唇膏上发出的。夫人顺手翻了一页草稿纸。“咔嚓”，又是一声，夫人又翻了一页。镜子中的她笑了，眼角绽放出温暖的皱纹，一缕白发从额头耷拉下来，挡住了她的眼睛……第二天早上七点，夫人就出门了，她要去西直门一家小旅馆看望从南方远道而来的侄女。上个星期她接到侄女的信，信上只有一行字：姑姑，我来北京出差了，爸爸需要的药买好了吗？我顺便带回去。
1965年元旦已过，北京似乎还没有下雪的意思，跟往年白雪皑皑的街景相比，今年显得特别灰暗。夫人穿了一件浅色的大衣，裹着围脖，一双棉鞋还是前年在青海自己做的，保暖性却很好。走不了一会儿，夫人全身开始发热。不知道哪里有个高音喇叭，传来一个高亢激昂的声音：“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夫人把脖子缩了一下，她最近经常耳鸣，受不了高音的刺激。
旅馆在动物园北边，夫人穿过一条铁路时，看到一片荒郊野地，遍布野草和坟冢，一派凄清的景色，刚才热乎的身子一下子冷了下去。
旅馆很好找，在一片平房的最里面，有一座简陋的四合院，外墙坍塌剥落，上面有五个红色的大字：毛主席万岁！推开大门后，胖乎乎的老板娘就迎了出来，她穿着一件肥大的黑棉袄，挺着肚子，眉飞色舞地大声说道“：来客人了啦！您请进！”“请问，有一个从南方来的……”夫人听见老板娘的嗓门，微微皱了下眉。一听不是住店，老板娘的脸顿时耷拉下去，她指了里面，说：“在西房呢！”夫人敲门，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站在门内，她一见夫人，立即绽开笑靥，说：
“姑姑来了，快请进！”中年女人很漂亮，个子不高，一双妩媚的大眼睛，被眼角的皱纹簇拥着，身体有些发福，裹在一件裘皮大衣内，更显臃肿。她的嘴角左上方，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衬托着薄薄的嘴唇。在夫人眼里，中年女人的打扮很不符合这家小旅馆的风格，她更应该住在北京饭店。虽然，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东西带来了吗？”中年女人问。“嗯。”夫人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递给了中年女人。中年女人把布袋里的东西倒在手里，是五枚五分钱硬币。“都在这儿了？”她问。
“是的，都在这儿。”夫人答道。从旅馆出来后，夫人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忽然，她的鼻子有些酸，好像自己的一生只为了那五枚微型胶卷似的。她上了两趟列车，一趟跟教授一样，一趟在她心里。她知道，那是信仰。她为自己的信仰感动，为这么长的等待感动，为自己逝去的年华感动。人，要是能感动自己，该是这辈子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她早就准备好了，做完这件事后，就去陪教授，她要带着教授下车，找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静静地安顿下来，那是她和教授永久的归宿。
街上那个高音喇叭还在广播着，嗓门越来越激昂：“毛主席早就说过，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工夫完全可能……”夫人又一次缩紧脖子，想把那个声音挡在耳朵外面，她做到了，因为另一个比广播声还刺耳的声音从她背后响起：“夫人，久违了。”她愣在原地，脖子从围脖里伸了出来。她听出来了，是王大霖。“找了你15年，”王大霖冷冷地说，“终于还是把你找到了。”夫人叹了口气，她知道，她不能陪教授了。她身子颤抖着，慢慢转过身，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远处停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轿车的后门敞开着，里面坐着垂下脑袋的林曼……“上车吧！蜜蜂。”王大霖说。
［全书完］
2013年2月第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