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是在近代中国起过进步历史作用的历史人物，也是在后来走向反面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与20世纪新旧交替之际，康有为曾是晚清变法运动的中坚，成了耀眼的政治明星，但他一生坚持改良，主张君主立宪，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的时候，他的思想仍旧在原位上，反而成了历史的障碍。
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从小就很聪明，在爷爷的管教下，读书很用功。当天学过的书，不背熟，就不上床睡觉。他还留心当时的天下大事，说起话来，满口的“圣人”如何如何。乡亲们看见他这个样子，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圣人为”。
按照圣人的说法，中国是“天朝上国”，外国都是“夷狄”，也就是没有文明的落后的地方。可是，康有为看到的现实，同古代圣人说的那一套一点都对不上号。堂堂的天朝上国一次又一次被作为“夷狄”的外国打败，还割了地又赔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康有为开始产生了疑问。后来，康有为读了一本介绍外国情况的书，眼界逐步开阔了。他想：“原来外国并不像圣人说的那样落后，他们有兵舰、有大炮，还有一套比中国进步的治理国家的理论和办法呀！”
从此，康有为怀着极大的兴趣去了解外国。在22岁的那年，康有为到香港，看到了许多新鲜事，对外国人管理社会的办法有了初步的印象。于是，他就更想多了解一些西方各国的情况了。
康有为又来到上海，在那里，他看到许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书，好像见到宝贝一样，一下子买了许多，其中有介绍工程技术的，有研究打仗的，更有许多关于社会国家制度的。
康有为从那些书里知道，原来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早先也挺贫穷落后的。后来，经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快国家就强盛起来了。康有为想：要是中国也能像俄国和日本那样，由皇帝来搞改革，不是也可以由弱变强吗？想到这儿，他十分高兴，好像找到了一服救治中国的药方。他决心要凭这个“药方”去干一番大事业。
康有为连续给年轻的光绪皇帝上书，请求变法维新，可是他的奏折都让守旧派势力给扣压了。到1897年底，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被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宰割了不少。德国强占了山东境内的胶州湾，俄国强占了旅顺和大连，法国夺去了广州湾，英国霸占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日本也把福建划进了它的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
看到这些，康有为心中十分忧愤，决定再次给光绪皇帝上书，请求皇帝赶快变法。这是他给皇帝第五次上书了。在上书中，他说，如果再不变法，恐怕皇帝和各位大臣连当个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
这封信虽然没有呈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但是，报纸却把它刊登出来了，后来让光绪皇帝知道了。他就派五个大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的外交部）找康有为谈话。
这五位大臣里，有一个叫荣禄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旧派的第一号大头头。他第一个开口，气势汹汹地教训康有为说：“你成天在嚷变法，可你知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
康有为反驳说：“祖宗制定的法，是用来保护祖宗留下来的土地的。现在，祖宗留下来的土地都保不住了，这套法还有什么用处呢？时代变了，祖宗之法非变不可！”
荣禄听了，一时找不到词儿来对付，只好不吭声了。这时候，另一个叫廖寿恒的大臣开了腔：“你说说，变法应该从哪里下手？”
“从改革法律和官制入手。要改订法律，改组政府各个部门。然后，修筑铁路，改善教育……”康有为侃侃而谈。
北洋大臣李鸿章又大声发问：“难道朝廷的六部都不要了吗？难道现在的法规都不要了吗？”
“法规旧了，就会产生弊病。现在实行的一套法规、官制，都过时了，应当全部废掉。即使不能一下子都改掉，也要逐步改革。这样，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康有为谈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在五个大臣里，有一个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名叫翁同■。他听了康有为的主张，很赞成。第二天，他就把这次谈话的经过报告给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听了，热血沸腾。
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在四岁的时候，被接到宫里做了傀儡小皇帝。长大成人后，他还是一点儿实权也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了。
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 定国是诏 》，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这就是“百日维新”的开始。紧接着，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很快，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主张，向全国发布了许多法令。其中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的工商业；改革大清法律中陈旧腐败的条款，允许官民上书、提建议；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堂等等。
在光绪帝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派大干特干的时候，掌握实权、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派却不动声色。他们认为光绪帝的“变法改制”只是“幼稚胡闹”。有人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请老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开始笑而不言，然后边笑边骂：“你们这些傻瓜，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你们等着瞧吧！”也有人到荣禄面前诉苦，荣禄说：“让他们去胡闹几个月吧！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事态发展到9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慈禧太后脸色突变。光绪帝便立刻知道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了保位保命，光绪帝临时抱佛脚，一面下密诏请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设法营救，一面又让康有为以办官报的名义火速出京。
康有为毫无警觉，还以为皇上真的是要他去上海办官报呢！正当他大模大样，悠闲南下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回宫发动了政变，宣布从9月21日开始，自己临朝“训政”。很快，幽禁光绪皇帝，逮捕新党，并尽废新法，恢复旧法。随后，“戊戌六君子”未经审讯被杀，推行了103天的变法全部失败。
在消息灵通的英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康有为逃出了西太后的追捕。从此，他辗转国外，过起了流亡生涯。而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后来成了保皇派的首领。他一直活到1927年，在民国的统治下，年近70的他孤零零地死在了山东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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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谈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训诂考据）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深之广，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当然不止是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范文澜《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末代状元张謇
1894年的春天，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次新的机遇。在这次“恩科”取士中，一位年已不惑的考生拔了头筹，成为状元，他就是来自江苏南通的张謇。
张謇祖籍江苏常熟，出生于海门长乐镇，祖父是文盲，父亲识字也不多。越是这样的家庭，对孩子读书做官、出人头地的兴趣越高。因为，对于所有的农家子弟而言，除了科举，也没有其他社会流动的机会。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也很聪明，据说5岁时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千字文》。他16岁就考中秀才，但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四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他虽然没有像洪秀全那样气得铤而走险，也曾一怒之下，把应考用具都砸了个粉碎，发誓再不参加科举考试！没想到，已经心灰意冷的张謇在43岁这年又意外地中了状元，真是造化弄人！
经过26年科场蹉跎才得到这个功名，他应该聚精会神地开始所有知识分子士、官、绅的人生演化轨迹，对自己的朝廷尽职尽忠，效犬马之劳。可是，一次特别的战乱，使他的政治细胞发生变异。1894年的夏天，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史称“甲午战争”。身为翰林苑编修的张謇，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堂堂清帝国在东洋小国的进攻面前，举措乖张。他不畏权势，满腔义愤地上奏光绪，希望弹劾延误战机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国难当头，又添家忧。这年秋天，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只好离开京城，回乡守孝。1895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消息传到南通，张謇悲愤至极。在短短的一年里，从大魁到父丧，从家破到国亡，张謇喜极、怒极、悲极、哀极。
其实，早在1892年，40岁的张謇曾经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过一场深刻的反思，对自己科考之路不堪回首，痛下决心“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甲午战败，张謇痛定思痛，深感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从而发出了近代中国最响亮的“实业救国”的呼吁，并义无反顾地身体力行！
一个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状元郎，要蜕变成满脑子成本与利润的资本家，张謇精神世界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他始终把“救国”当成他从商的终极关怀，实业是救国的手段，他为纱厂取名“大生”也出自《 易经 》之“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民”、“强国”成为他克服内心世界矛盾的根据，使之获得了道德和理性的力量。
张謇对南通社会的了解，以及他长期的游幕生涯所积累起来的丰厚的社会资本，成为他事业成功的重要支撑。他巧妙地利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政府支持，把南通花布商人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潘鹤琴，以及上海绅商樊时勋等人凝聚在一起，实现了权力、知识与资本的融合。张謇出任总经理，其他几位就成了大生历史上最早的“通沪六董事”。
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在一片嘲笑声中开工生产，纺出了第一缕棉纱。从此，通海大地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淹没了琅琅读书声，张謇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也被四处奔波的营销公关所取代。看到洁白的棉纱从机器中绵延吐出，张謇似乎感到就像自己文思泉涌，激动得热泪盈眶。看热闹的人感到奇怪，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意外。他们知道，为了纱厂，前后五年间，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难！他一个堂堂的“状元公”，不得不东奔西走，集资筹款，看人家的冷脸，听人家的嘲讽。在上海筹款无着，竟然靠在街头卖字换取返回的路费。工厂招工时，乡间传说女工进厂后，要被洋鬼子割乳房，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看笑话的人在说：“纱厂烟囱高，何时才冒烟？机器虽然响，何时纺出纱？”如今烟囱冒烟了，机器出纱了，张謇能不喜极而泣吗？手捧洁白的棉纱，张謇丝毫不敢懈怠，连夜用自己写惯了八股策论的笔，拟订了中国近代最详备的工厂管理制度——《 大生厂约 》。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非常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形成企业文化，完善企业管理，增强企业竞争力，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此后，大生一路高歌猛进，不断进行资本扩张。到1922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资本已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在盐、垦、牧方面，他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把沿海滩涂开发成优质棉花基地。他构建的产业链包括资生铁冶厂、广生榨油公司、大隆肥皂公司、吕四盐业公司、镇江铅笔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涉及棉纺织业、机器工业、食品工业、出版印刷、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房地产业、证券交易等40家企业，资本额达2400万两，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集团。
1920年前后，张謇个人职业生涯进入鼎盛期，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生纺织公司董事长，通海、新南、华新、新都盐垦公司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主任，淮海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银行董事等职。张謇坦言：“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重量级人物，被公认为“东南实业领袖”！在张謇的苦心经营下，南通这个默默无闻的城市，脱颖而出，凌驾于苏州、无锡、常州之上，号称“中国近代第一城”，被《 密勒氏评论报 》称为“地球上的人间天堂”！
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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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历史学家余英时写有《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的精神。张謇的“实业救国”理念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在古代社会，儒家是重义轻利的，经商为社会不齿，居社会之末流，但到了明清时代，工商业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提高。尤其到了近代，“清末新政”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实现价值的老路已被堵死，只能另辟新径。所以大批官僚士绅纷纷弃官经商，下海创办实业。这是对千百年来官本位思想的冲击，是社会的进步。古老的中国大树开始发出新枝！
五大臣出洋
1904年，小小日本一举击败俄国。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十年之前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以至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考察宪政，学习先进国家的政治体制。
其实，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变化不定，但最终还是确定下来了这五位官员，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