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曾说过：“但凡笼统的评价，都有失偏颇。”法国哲学家也说过：“只有真正的智者才不会苛责他人。”要了解慈禧太后的生平和个性，必须摈弃种族偏见，了解她生来的环境以及其遵循的传统。
《观察》杂志上曾经发表过令人深省的见解，“太后的生活方式，治国之道，统治之法，皆与西方迥异。所以观太后之历史，需以太后之标准而非完全以吾等之标准视之。”若以中国公众舆论和积累的证据来看，慈禧定会以一个天生君主、政治天才的身份永载于中国史册中。这个女人，有着男子般的勇气，其聪慧睿智远非寻常男子所能比拟？。
当时中国依然没能完成新闻改革，实现舆论自由，这依然是“少壮派”虚无飘渺的梦想而已。因此中国的作家对慈禧太后生平及时代几乎没有过什么有价值的记载。尽管京师高官的日记和档案、还有些熟识太后的官员通过回忆，记载太后生平的资料很多，然而中国出版的记载中具有人文气息、有价值的却凤毛麟角。官方士大夫认为，为慈禧太后作真实传记，记述其生
注释：①《景善日记》中提到过这点。平，有亵渎太后之嫌，是大不敬之举。
通商口岸区，受到欧洲保护的报纸，以及香港、新加坡的报纸，确实有很多广东作家对慈禧太后的个性和生平做过简要传记，但这些文章大多存在强烈的偏见和对满族人的仇恨。因此，它们和那些枯燥无味的朝廷编年史一样对历史研究完全没有价值。其中有一本书《中国内部的危机》？非常有名，曾经刊登在新加坡的报纸上，后来多次被转载，作者的署名为文庆，是一个假名，其实这个人乃是康有为的忠实信徒。这部作品中对慈禧太后恶言谩骂且错误百出，很显然是想要在国人中间制造强烈排满的气氛（为了广东汉人的利益），想要劝说列强，不要允许慈禧太后返回京城。此人的西学学问，类似于印度的书贾，他将慈禧太后比作其他残酷的女性统治者，例如瑟思、赛米拉米斯、凯瑟琳·德·梅第奇、麦萨里娜、富尔维亚和朱莉娅·阿格莉皮娜，又引用但丁和罗塞蒂的话支撑自己的论点。他的文章中，谩骂之言掺杂定量的真实，读者读完后，会认为其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他的论述有失偏颇，毫无价值，完全忽略了慈禧太后的优秀特质，也没有设身处地考虑慈禧太后所处的局势和地位，没有考虑到慈禧太后学问不足及其面临的艰难时局。因此，总的来说，他的作品完全没有价值。
那些欧洲人对太后的描述，特别是大使夫人及其友人的描述和印象，在历史真实性上，也并不可信，一样没有价值。他们见到的太后只是朝廷接待外宾，举行朝廷庆典时的一种假象，他们眼中的太后仪表动人，魅力无穷。但这只是太后擅长伪装的一种手段，将洋人笼罩蒙蔽在内。若朝廷和民众允许男性欧洲大使和有名人士觐见太后，太后必然会凭借自己不同寻常的活力与意志中散发出的个人影响力，如同征服那些大使夫人一样，彻底令他们折服。西方世界将她的这种影响力与德国的威廉皇帝和罗斯福先生联想在一起。慈禧太后受到限制，只能够和洋人女性建立社会关系，竭尽全力，展现给她们一个高雅温和女性的形象。自从朝廷回京，慈禧太后便凭借这些特
注释：①格兰特·理查德于1901年作。点，令那些与她有过交集、打过交道的洋人皆对其大为赞叹，即使是那些经历过被围困之恐惧的洋人也不例外。
慈禧太后魅力十足，拥有上天赐予的罕见美貌，举止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温文尔雅，毫无修饰，极近自然。洋夫人看到这些，总是难以忘怀，顿时对太后大加赞叹，称对其印象极好，与平日人们根据常识和亲身经历对太后的描述迥然不同。
从《景善日记》中，我们可以大略窥见太后性情，景善本人曾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太后，再加上京城中茶楼酒肆、大街小巷的闲谈巷议印证，可以确定他的描述是真实的。
尽管慈禧太后情绪多变，暴躁，难以预测，缺乏是非道德观念，犹如孩童，毫不掩饰其对权力的追逐和热爱，性格颇为残暴，报复心强烈，但她也绝不像文庆笔下所写，是一头野蛮凶残的怪物。相反，她仁慈温和，装扮时尚如那些美国杂志中经常出现的时尚女郎。她是一个有着非凡勇气和活力的女子，意志坚定，好大喜功，野心勃勃，生长于东方大国，她的所作所为，生活方式完全符合其宗族及其社会地位的传统。
《景善日记》中记载道：“太后本性热爱和平，春秋已高。我深知太后性情，平日温文尔雅，喜爱书画，诗歌，喜爱戏剧。脾气好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她发起脾气来，甚是可怖。”这里对太后的描写，有血有肉，仿佛是一张太后的生活素描，没有偏见，没有保留，而是以一个公正、极具同情心的观察者之身份所写。在他的笔下，太后一生，能够赢得能人志士的忠心效劳，能够获得国人的衷心爱戴，更不用说她的侍从和宫女了。
太后对周围一切都颇富人情味和同情心，且这些都不会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境遇习俗的变化而退化消亡。简而言之，那些最凶残、勇猛的义和团首领在太后面前也只能唯唯诺诺，心存敬畏。慈禧太后变化莫测，自二十四岁起便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掌权者，对自己的情绪和激情并不加以控制，肆意妄为。
大清宫廷之中充满诡计和专制，在这里人命无足轻重，权力需要残酷无情的争夺才能保留，统治者面临危境，背叛和阴谋就会随之而来，自从慈禧太后进入了大清宫廷，受到这些传统的熏陶，怎么可能做到独善其身，丝毫不受影响呢？
我们谈论慈禧太后，就必须考虑到她所处的时代和地位，考虑她所处的环境和受过的教育。她嫁给了荒淫昏庸的傀儡皇帝，一直生活在京城中金碧辉煌却孤冷深幽的紫禁城深处，仿佛活在牢笼之中一般不得自由，面对永无休止的繁文缛节，经历着宫廷中频频的勾心斗角和阴谋罪恶。
早在与欧洲国家建交之前，北京的朝廷及其行事之风与中世纪的欧洲宫廷极为相似。即使后来，北京接连受到蛮夷侵扰，清军溃败连连，其传统和行事之风依旧。某位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作家认为，中国的宫廷生活和十四世纪欧洲宫廷生活极为相似，他在文中写道：“十三、十四世纪欧洲宫廷情形，多曲折，多幽深，幼稚愚笨，一时快乐却又猛生伤悲，命运变化莫测，不可测度。虽然罪恶累累，亦存在清白纯洁之处。宫廷之中掺杂着天真幼稚的赤子之心与成人的阴险谋略，这便是许多问题之所在。”
不管慈禧太后曾经犯下过如何残酷的罪行，且其数目如何巨大，她深知自己的信仰和地位，所作所为从不遮掩。中国的君主若是没有强硬威猛的手段，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当然，如若形势顺利，太后也会展现其天真仁慈之心，也具有满族特有的令人愉快的幽默感。
在晚清，进入官场，就必须面对每日的苦难，死亡也常常发生，这些已成寻常，在权力与欲望的游戏中，时时面临生命的危险，皇权周围满是爱恨纠葛，勾心斗角已成常规。慈禧太后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尊为皇族，至高无上，但是并没有任何记载，称太后因纯粹的残酷而好杀人、夺人性命。
她每每定人死罪，皆因此人成为了其追寻权力之路上的绊脚石，妨碍了她的大业。外国蛮夷傲慢无礼，欺凌大清，她毫不犹豫，下令将中国洋人赶尽杀绝。光绪皇帝爱妃质疑她的权威，她亦毫不犹豫将其即刻赐死。太后手段迅速、干练，其一生中只有一次例外。以东方观点来看，慈禧太后已算是仁慈至极了。她不热衷于酷刑，也不喜欢将人凌迟。就算是报复性的谕旨中，虽然毫不犹豫清除权力道路上的障碍，却从不掺杂有任何不必要的残酷，与那些暴君截然不同。她的手段颇似英国伊丽莎白，而迥异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慈禧很早便学会了依靠自己，不求于他人，这点不足为奇，因为环顾朝中上下，能够助其一臂之力的大臣可谓凤毛麟角。朝中上下官员学士，要么腐朽放荡、要么腐败堕落、要么沉迷鸦片，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天命论信徒，整个皇族上下就像是供养了一群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太后在其中独善其身，在国家濒临灭亡之际，继承重任，似乎天生便是这个败落王国的统治者，如果说她所言既成法律，也不足为怪，只因为她身边已经没有能够担当此大任的人了。
和其她女性一样，慈禧太后也爱奢华，爱享乐，一度生活得放荡不羁，同时她还精明，嗜好敛财。用她自己的话说，极力遵守“中庸之道”，不会让自己享乐之心蒙蔽双眼，阻碍自己办正事。
慈禧太后谨守礼节，敬事鬼神，支持僧道与占卜师之言，然而，就像英国的伊丽莎白一样，她非宗教的直觉要比所有的迷信之言论更强大，更重要。她从来不会允许那些无形力量干扰到自己处理有形之事的过程，或是阻碍她追求至高权力。而这些正是她与身边之人的不同之处。
慈禧太后个性不同寻常，影响其个性的因素繁多且复杂。她能够赢得臣民拥戴，并执掌权力，首先在于她刚毅勇敢，其次，在于她简单直率，这两项特性都令她在满族权贵中脱颖而出。
太后刚毅勇敢，毋庸置疑，即使是在义和团拳乱时期，她都没有惊慌失措，依然镇定淡然。在京城满目疮痍、倍受凌侮之时，即使是最勇敢的男子也会受到震动，而慈禧太后依然在丝绸之上悠然画竹，下令停止炮轰使馆区。太后在宫中斥退蛮横、粗暴的义和团首领，又该是怎样一副景象啊！在离京逃亡那日凌晨，她独自一人镇定自若，发出指令一如往昔，仿佛并不是要逃亡，而是准备要出游一般。这一刻，我们早已忘记了她的学问，性情的缺陷，只看到她如此让人难以抗拒的高贵，令人敬仰。
除了以上提到的特点，慈禧太后还和德国皇帝一样，信念极坚，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尊严和地位。她的唯我独尊和迷信之习在一件事情中显露无疑。那时，美国使节举荐了画师卡尔小姐为其画了一幅油画像，送往圣路易斯的画展展出。画完后，由外务部出发将画像送往美国。
太后很看重这件事，认为送自己画像到国外，其礼节就如同自己亲自出访外国一样，有关尊严，于是下令修建了贯穿京城街道的轻便铁路，专为此事而用。太后画像由官员恭敬地捧着，罩以黄缎华盖，不准用轿子，由几名苦力抬着出城，认为用轿很不吉利。
将画像送出宫之前，皇帝被召来，跪送其出宫，画像穿过京城，经过铁路沿线时，臣民毕恭毕敬跪地相迎送，仿佛那不是画像，而是太后的血肉之躯，按照欧洲的思想和行为标准，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若想要了解当时的气氛，了解如此风俗，得出合适的见解，就必须反观中国古史。
慈禧太后本人出言率直，如若有人阿谀奉承，很快便能察觉。那些赢得了太后青睐和欣赏的官员大多为坚毅强大之人，说话同样直率，如：荣禄、曾国藩和左宗棠等。那些企图通过阿谀奉承谋求恩宠的官员，太后甚是鄙视，且蔑视之情从不遮掩。
当然，也有例外之人，太后会忽视其阿谀奉承，因其勇敢有才而赏识重用，如张之洞。曾经发生过一件趣事，能够反映她这一特点，在一次殿试选取翰林学士时，太后下谕说道：
拟取一等一名严辰一卷，诗赋文理，尚属明顺。而其赋体，全篇牵引本朝故实，作意铺张，词意多未著题，甚至过事颂扬，有女中尧舜？等句。国注释：①公元2300年前，中国父权社会时期两位极其贤明的君主。后来由于孔子，而成为贤明
君主的永恒象征。家取士，本明试以言之义，总宜崇实黜华，用觇品学，翰林散馆，将以选授清华之职，试用诗赋，尤应切当敷陈。若如严辰所作，不求实际，专事揄扬，于人品学术，颇有关系，此风断不可长。严辰著改为一等末名，即将原拟一等二名之王珊，作为一等一名，其余以次递推。嗣后各项考试，派出考官及阅卷大臣等，务当悉心考校，讲求切实，毋事虚浮，以期拔取真才，用副敦崇实学之至意。
慈禧用人，并不存在满汉间的偏见。其实，太后的政权如此根深牢固，毫无疑问在于她的公正不阿，在朝廷政府部门的人事安排上保持了满汉之间完美平衡。
她意识到，汉人的聪明才智远远在满人之上，汉人乃是国家智慧与才力的中流砥柱，若满族想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地位，就必须赢得汉人的忠诚和拥戴。
自其统治伊始，一直到将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皇亲国戚送上断头台，她从来都公正不阿，在公众舆论之下，毫不犹豫处罚满族罪人。
其中有一例，很是典型。1860年，慈禧太后宠信的胜保将军因为阻止英法联军侵犯热河，亲自上阵，获得胜利，立了大功。慈禧太后因此对他很是感激，赐予他特殊荣誉。然而到了1863年，他在陕西镇压太平军，想要采取汉人军师不常用的方式，请求太后允许赐予一个叛匪重要职务，将其招降。慈禧太后深知此事危险，拒绝了他的请求，指出了自己反对的理由。然而，胜保竟然私自押下这道圣谕，违抗太后旨意，给了叛匪一个官职。如若这次剿匪胜利，他也便算是将功补过了，然而，那名叛匪突然之间变了卦，趁机重新反叛，杀死了几位朝廷官员，攻陷了多座重要城池。胜保因此被朝廷逮捕，带上刑具押送至了京城。严刑逼问下，他承认了几项罪行，例如随营携带妇女，这项罪行按照中国的军法，是杀头的死罪。然而，对其它的指控，他一概拒不承认，态度极其骄横，要求与指责并弹劾自己的人当面对质。慈禧太后严厉下旨，宣布依法胜保应该斩首，然而念及其镇压太平军、及对抗英法联军战功累累，特将其从轻发落，准许其自行了断。
之前我们已经谈过，慈禧太后非常迷信，但只要回想一下中世纪时期的巫术时代，以及太后自小所受教育早早就将这些迷信思想扎根在了她的心中，就不足为奇了。太后遵儒教，所以能够包容不同宗教，即使是异教，虽然不愿谈及，却也能够包容。平日各种事务总是能遵循占星师和智者所言而办。
在其垂帘听政的第一年，即1861年，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圣谕，阅之，思绪不禁回到了巴比伦时代，那时魔术师和预言家是国家的重要人士。谕旨内容如下：
七月十五日夜间，忽见众星流向西南甚多。二十五六日夜，复有彗星见于西北。上苍垂象，变不虚生。且自上月以来，京师疫气盛行，至今未已。朕虽年在冲龄，实深恐惧，兹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天人交儆，必政令有阙所致，冤抑未伸之故。
在谕旨最后，太后贯以劝诫之言，说道：
中外大小臣工，其各尽直言，直陈阙失，儆戒修省，以挽天意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