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功高震主
话说刘文静临死前，捶胸慨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句著名的“韩氏遗言”并非空穴来风，他是告诫一个人—李世民，千万别走自己的老路。
事实上，刘文静的死不是因为他是“鸟”，而是因为他是“弓”。刘文静本人就是李渊的一张弓，却不是唯一的一张。在李渊看来，不仅仅是外人，家人也同样可以成为弓。
父死子承，但是，这里的“子”指的是嫡长子，也就是说，次子不是作为“君”来对待的，而是“臣”。也就是说，李世民同样也是弓。
如果石头不再是石头，而是有了自己的思想，那么，结果如何？这才应该是李渊担心的问题。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世家出身、没什么实战经验的裴寂和身经百战、声名远播的刘文静不合；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又何尝不是身份尊贵的李建成和战功卓著的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预演呢？斩断朝中新势力萌芽成了李渊的当务之急，削弱这些党羽应该才是他杀害刘文静的主要原因。
飞鸟尽，良弓藏。刘文静用最后的一点力气点醒了自己扶保的秦王，以便其早做准备，韬光养晦，甘心示弱。鸟尽弓藏—不被藏起来的只有猎手本人。
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出在皇位继承权上。
前面已经说过，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十一月，李渊被隋恭帝封为唐王，五天后，李建成被立为唐世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即皇帝位，六月便立李建成为太子。可见，把李建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李渊从来没有犹豫过，也从未想过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左传·闵公二年》），所以以后各种军事征伐都由李世民主持，李建成逐渐远离战场。
第一牛人李世民利用带兵打仗的机会，大肆发展自己的力量。历史记载李世民每次统兵作战，都把安抚接纳贤才视为第一要务，仅平定薛仁杲，李世民就收编了他的精兵一万余人。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武德二年（公元619），正是李世民集团势力膨胀最快的时期，其核心集团在此期间已初具规模。
李世民集团势力的膨胀，不仅引起了李渊的高度警惕，也增加了他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命运的担心。偏偏在这时，曾经出任过隋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东南郊）法曹的孙伏伽给李渊上了一道奏疏，在这道奏疏中，他写道：“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之乱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维城矣。”（《册府元龟》卷五三一）孙伏伽的奏文再次震撼了李渊那原本就已十分脆弱的神经，杨广玩弄阴谋逼杀太子杨勇、弑杨坚而夺帝位的教训，李渊亲眼目睹。李世民此时广泛搜罗才智之士为己所用，暗藏经营四方之志，这势必可能造成兄弟相残的局面。这对李渊来说，是最不愿见到的。
其实，李世民也是不满的。毕竟唐朝建立以后，为统一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这六大战役李世民就亲自指挥了四个，全部取得了胜利，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一次是对陇东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薛举率军进攻关中，双方在现陕西长武县发生激战，在这里，李世民打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败仗，退回长安。但不久，他便在浅水原之战中彻底打败薛军，消灭了陇东集团。
第二次是对刘武周的战役。当时的刘武周依附突厥，南下进攻唐朝，攻占了晋阳，李世民不畏艰险率军出征，终于击溃了敌人主力，并乘胜追击，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彻底消灭了敌军，收复了丢失的土地。
第三次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李世民先将王世充击败，将其围困在洛阳，令其无粮草供应，待其自毙。就在洛阳将下未下之时，河北窦建德率十余万众前来救援王世充，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李世民力排众议，在虎牢之战中大败窦建德军，生擒窦建德。洛阳王世充也只得投降。
第四次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刘黑闼打着为窦建德复仇的旗号，在河北起兵反唐。李世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礼仪迎接。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冬十月，他受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高祖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
李世民在战斗中注重战前侦察，虽屡次遇险，但每次战斗都能做到知己知彼，善于制造战机，当敌强我弱时，他经常用“坚壁挫锐”的战法拖垮敌人，战斗中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骑兵突击敌阵，胜利后勇追穷寇，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因此获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明于知将，选拔良才，取得了重大胜利。李世民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唐代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却要被李渊雪藏，李世民能不郁闷么？雪藏倒也罢，还要打压，李世民就更郁闷了。
刘文静事件是李世民与李建成集团之间的冲突由隐性向公开化转变的一个信号，诛杀刘文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李世民集团的势力，但同时也使矛盾日益尖锐化。
更加惨烈、血腥的内部斗争不久就来临了。
（2）后宫勾股定理
李渊一共生有二十二个儿子，其中正妻窦氏生了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四子李元吉。老三李元霸就是评书《隋唐演义》中那个手执双锤的天下第一条好汉，不过，那是演义，因为现实中的李元霸很小就夭折了。所以唐初这个历史大舞台，注定就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来唱三角戏。
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李建成是左军统帅，李世民是右军统帅，李元吉是中军统帅，留守太原。职务相仿，权力相等，三人可谓并驾齐驱。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后，册立李建成为太子，又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从这一点来看，李渊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按长序有别给他们划分了职别和名分，显然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的局面出现。
定好位后，李渊在统一天下的征战中，给三个儿子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太子李建成负责“内”，主要在宫中“谋政事”；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负责“外”，主要在外面“谋发展”。
为了让李建成熟悉军国大事，为以后从政积累政治经验，李渊每天临朝，都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遇到不太重要的问题，就让他自己处理。此外，又命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为太子太保，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决断各种问题。两人尽心竭力辅助太子李建成，对李建成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渊的本意是好的，太子是要继承皇位的，留在宫中学习政治业务，管理朝中事务，这对将来继位是有好处的。然而，他百密一疏，没有料到这个安排却适得其反，因为长年在外征战的李世民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居然打出了一片艳阳天。消薛举父子、灭刘武周、平王世充和窦建德、定刘黑闼……当太子李建成整天蜗居在宫中，当李元吉年纪尚小、略显雏嫩，当天下形势需要时，李世民叱咤风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也正是因为这样，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李世民的名望和声誉与日俱增。到最后，普天之下只认得李世民，而不知李建成为何人。
对此李建成很着急，李渊也很着急。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天下形势一片明朗时，为了打压李世民，李渊雪藏了李世民，而后的平定小股动荡，他都有意派太子李建成出场，意图很明显，要让李建成建功立业，要让李建成功成名就。
而李建成也不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他领军后，为了证明自己，兢兢业业，居然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尤其是西渡黄河，攻克长安，使唐军声威大震，仅此一点，军功就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何况后来，他又用魏征之言，平定了河北。在一步一步提高自己对外人气的同时，李建成开始把枪口向内，对准了李世民。
此时的李世民尽管有唐高祖李渊的刻意打压，但多年的功劳明显摆在那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淡忘的，不是一句话就能抹杀的。
面临来自李世民的巨大威胁，聪明的李建成很快把目光停留在四弟李元吉身上。
李元吉这个时候才二十出头，是一个典型的愣头青，他虽然也上过战场，但毕竟光环都被李世民遮挡了，如果说李世民是红花，他只不过是不起眼的绿叶。
红花配绿叶是美好的。但李元吉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四有青年。他不甘心当绿叶，他也想当红花。可是当时凭他的身份和地位，想当红花无意于痴人说梦。在长序有加的皇家规矩里，年龄小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再加上功劳盖不过两位大哥，李元吉空有理想，却只能枉自蹉跎。
这个时候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一个枉自嗟叹，一个空自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李建成能深深体会到李元吉这种郁闷，这种痛苦，既然是同病相怜，他很快想到了两个字：联合。
相信大家都记得初中学过的勾股定理吧！如果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分别为a和b，斜边为c，那么a2+ b2=c2。这样一来，很容易理解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好比两条直角边，而李世民就好比那条最长的斜边，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单独一人是很难和李世民抗衡的，只有联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超过李世民。
正是明白宫中勾股定理，李建成才会及时向李元吉抛去橄榄枝。而李元吉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凭他现在的实力和势力，凭一己之力是没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的。面对李建成的橄榄枝，他不但抓住了，而且一抓就不松手，他知道这条道路已经没有回头路，要一直坚持走下去，不管光明或者黑暗。
和李元吉结成统一战线后，李建成势力大增，实力大增，信心也大增了。武德七年（624年），李建成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开始主动对李世民发动攻击。这场太子之争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3）先发制人
俗话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李建成在找到李元吉这个帮手后，决定先下手为强，接下来看李建成的招。
第一招：造谣诬陷。
皇帝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张婕妤和尹德妃是李渊继萧皇后之后最宠爱的两个。前面已经说过，李渊是个“妻管严”，但在萧氏逝世后，开始放荡不羁，结果在芳草丛中，娇艳出众的张婕妤和尹德妃成了李渊新的“绝代双骄”。据说这两个人的耳边风胜过十二级台风，可见她们两人的受宠程度。
李建成深知她们两人在皇帝面前的作用，决定拉她们下水，马上使出了撒手锏—金钱攻势。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一点都不假，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张婕妤和尹德妃很快就与李建成结成了共同防御体系。
当然，后宫两大超级妃嫔之所以会站在太子一边，一方面是因为李建成所“诱”，另一个原因，就是拜李世民所“逼”。
李世民因为长年在外征战，不但与妃嫔接触少，而且还因为年轻不懂事，曾经得罪过众多妃嫔。洛阳平定之后，李渊派自己的妃嫔前往洛阳查看隋朝后宫，这些妃嫔们见到洛阳后宫珍宝很多，都想索取一些据为己有，有的妃嫔还替家里的兄弟谋求官职，但主管洛阳事务的秦王李世民给她们泼了一盆冷水，断然拒绝道：“宝物都应登记上奏，官职应当授予贤才与建立功勋的人，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妃嫔们听后，都对他大为怨恨。
得罪了众多妃嫔事小，李世民还特别得罪了“后宫大姐大”张婕妤和尹德妃。
李世民得罪张婕妤是因为一块土地。
李世民任陕东道行台的时候，将管辖区内一块良田赐给了作战有功的李神通。也许这是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张婕妤的父亲也看中了，于是他通过女儿的关系进行“卡拿索要”。天下都是我的，何惜一块小小的土地呢？很快李渊就顺水推舟下旨将这块田给了张婕妤的父亲。
张婕妤的父亲拿着诏书很高兴，马上去要自己的地，哪知却被李神通泼了盆冷水。李神通说，凡事有个先来后到，秦王李世民早就把这块赐给他了，你老就另打主意吧。
眼看李神通不肯交地，愤怒的张婕妤马上向李渊打了一个小报告，一句话：“陛下，您赐给我父亲的那块田地被秦王夺了过去，他赐给李神通了。”
李渊听后大怒，立马把李世民召入宫来，责骂道：“我老了，不中用了，说的话不算数啦！”尽管李世民尽力解释，但都无济于事。随后，李渊公然对朝中大臣说：“秦王常年在外征战，被他手下那些谋士教坏了，都不像是我的儿子了。”
“土地门”事件后果很严重，李世民得罪了张婕妤。
李世民得罪尹德妃是因为一次打架斗殴事件。
尹妃的父亲仗着女儿的权势，一朝得势，鸡犬升天，在长安城骄横跋扈，目无法纪。有一天，李世民手下的贴身幕僚杜如晦路过其豪宅门口未下马，尹妃的父亲便指使家僮数人将杜如晦拖下马来，二话不说，就是一阵暴打。打完之后发话：“你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瞎了眼啦，从我家门前过，居然敢不下马行礼？”
事后，尹妃的父亲听说被打之人是秦王李世民的亲信杜如晦后，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得罪了杜如晦就等于得罪了李世民，这李世民可是惹不起的人物啊。怎么办啊？思来想去，尹妃的父亲想出的好办法就是派女儿到李渊那里来个恶人先告状。
尹德妃也不是吃素的，她对李渊诬告李世民的部下殴打她年老多病的父亲，李渊听后，又火急火燎把李世民召进宫来，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的属下怎么这么凶残啊，你平常怎么教化的？”
李世民想要解释，李渊上演拂袖而去。
“路过门”事件后果同样很严重，李世民得罪了尹德妃。
一边有恩，一边有仇，张婕妤和尹德妃选择站在李建成这一边那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了。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走内宫路线，多方讨李渊妃嫔们的欢心。妃嫔们知道他是当然接班人，也愿意与他交好，纷纷在李渊的面前说太子的好话。
事实证明，张婕妤和尹德妃这对后宫“绝代双骄”不是浪得虚名的，她们马上按照李建成的指示，时不时地散布一些对李世民的非议之辞，在李渊面前吹起耳边风来了。今天说李世民这里不好，明天说李世民那里不行，总之，鸡毛蒜皮的事从她们嘴里说出来就变成天大的事了。有事例为证：
有一次，李渊举行家庭宴会，当时气氛很是融洽，大家欢声笑语，就在这样的时候，李世民突然想起母亲窦皇后来，想到窦皇后一生操劳，却不能享受这太平盛世，不由情由心生，伤感起来。如果仅仅是伤感那倒也罢，情到深处，他还忍不住流下泪来。
俗话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李世民这时候却是举世皆欢我独悲，众人皆喜我独伤。李渊看着流泪的李世民心里十分不高兴，是啊，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李世民的举动太煞风景了。
以张婕妤和尹德妃为首的妃嫔们乘机进言，以“流泪”的方式教会了李渊两个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