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张涛开始约会了。
张涛白天上课，晚上工作。
我白天工作，晚上上课。
他在大学上课，我在技术学院上课。我们很少有时间见面。不见面时，晚上我下课回到家，他会给我打电话，闲聊聊，或者看到电视播放他认为好的电影，就告诉我频道。有空我们会去吃饭，看电影。家里没人的时候，他也会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做饭吃。周末他依然在餐馆做侍应，只有半天时间空闲。为了在周末能去远些地方玩，我决定买辆车。他原来想跟我合资买车，被我拒绝了。他在读硕士，学费就够他受的，哪来钱买车？
我花一千块钱买了辆丰田三门小车，二十年车龄，红色。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打方向灯的把子坏了，用一条小绳子拉着。颜然也说我这车买得好。因为我还没考到驾照，用它来练车，磕磕碰碰也不心疼。根据前贤的经验，开车的头一年最容易出事故，应该买辆旧车，等把车技练熟了再换辆好的。
我的车既然自己不能开，就借给张涛开。他也不需要车，读书和上班都在城里，停车还得花钱。乘火车和巴士，他有学生证，车票优惠，比买汽油划算。那车就变成我们的周末专用车。我和颜然在周末开它去果菜批发市场买菜和水果。那也不是常常去，得找到司机，颜然也还没考到驾照。我们一般会找罗伯特。偶尔我会开车去打网球，网球场不远，就隔两条街，这是无证开车，得偷偷摸摸。再就是在周末晚上，张涛开这车带我去留学生舞会跳舞。那也是偶尔为之，张涛不是每个周末晚上都有空。他不是到餐馆上班就是在家看书、写论文或者做小组作业。我们最喜欢做的是在星期天早上开车到日本公园钓乌龟。那儿的乌龟特容易上钩。我们用一条一米来长粗线绑住一块生牛肉抛到水里，那是条迷你河，在我眼里就是一条水沟，浅浅的流水，一米宽的河道，河边是蓬勃的杂草，杂草丛中长着些芦苇似的草本植物。离河道两米远的岸上是单排的紫荆花树，过了紫荆花树是大片的草坪。草坪一直延续到公园的另一头。我们把线的另一头绑在草上或者芦苇上，同时弄几条线。做完这些工作，我们就到处走走，散步。日本公园有很好的樱花树，花倒是不怎么样，开得像梅花，零落；有做冥想的亭子。亭子前有小桥流水，那是人造水塘，桥跨在水塘中间。塘里养了好多色彩斑斓的鲤鱼。鲤鱼来回穿过桥洞，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到那边，像电影里的姨太太，优哉游哉逛着街，不愁吃穿，反正有人养；公园的草坪特美，我们会在草坪上躺下来看白花花的阳光。我发现，当我迎着太阳直视时，满眼都是白色，白到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我们爬到河边的树上坐，想下来的时候我却不敢下来了。张涛跳下去，张开手臂让我往下跳说可以接住我，我试了试，还是不敢。我让张涛转过去背对着我，咬牙一跳，惯性使然，在地上紧跑几步撞在张涛背上。张涛铁定下午一点上班，我们得在这之前一个小时到家。到时间回家了，我们就去把线拉起来。乌龟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总会上钩，还有白鳝，白鳝也喜欢我们的牛肉。每次看到我们的战利品，颜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开始是把乌龟熬汤吃了。她到工厂把我们钓到乌龟的事讲给中国同事听，那些同事纷纷跟她要乌龟回家养，说乌龟招财。后来，我们钓来的乌龟全给她拿去笼络同事了，只能吃白鳝。
为了报答张涛钓来乌龟，颜然要给张涛理头发。出国前她专门去学过理发。颜俊来时带来一套理发工具，颜然就成了颜俊的专人发型师。这天我们把钓来的白鳝收拾好放锅里炖上，颜然拿出她的理发工具，让张涛坐到专门用来理发的椅子上。颜然在他脖子上围上一件旧上衣权当理发布，一手拿梳子一手拿剪子，梳梳剪剪。我们仨聊着天，张涛不经意“哎哟”了一声。
“咋的啦？”颜然停手。
我俯过去看，见他的一只耳郭沁出血来。“哎，是剪了耳朵了吧？”我问。
“没关系，没关系。继续，继续。”张涛安慰颜然。
“对不起，张涛。疼不疼？”颜然拿着剪刀不敢再剪。
“不疼，你剪吧。我总不能就这样去上班的呀？”张涛装轻松。
“得，我还是找块止血贴给你贴上吧。”说着转身进房间拿药箱。
我上前仔细看那伤口，想问他感觉怎么样。颜然出来见我这个样子，讪讪地说：“看把安平心疼的！”
“没有，我看连止血贴都不需要。”我把心里的问话变成表述。
“贴上吧。”颜然不容置疑，撕开止血贴往张涛的耳朵上一贴，接着说：“我不敢再剪了，你去理发店吧。”她顺手把围在张涛脖子上的旧衣服扯下来。
张涛从椅子上起来，样子很搞笑，他的头像被啃过的玉米棒子，东凹一块西凹一块，耳郭上贴着止血贴。“我陪你去，弄不好，人家以为你是从神经病院里逃出来的。”我对张涛说。
颜然抱歉得什么似，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看应该抱歉的是张涛，他把颜然一年积累起来的声誉给毁了。
钓乌龟玩多了，我们不想去了，星期六我们无所事事。一次，他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在餐馆打工这么久，至少也有三级厨师的水平了。”
“我想吃白灼虾，白灼猪粉肠。”我想了一下，说。这两样都是出名的广东菜。他不是广东人吗。就算他吹牛，牛皮也不会破。
“小菜一碟，行，看我的吧。我要让你尝一尝什么是真正的广东菜。”
我从冰箱里掏出一堆虾呀，鱼呀，肉呀。突然觉得好笑，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呀？”张涛忙活着，问。我说，“你知道有一首歌吗？歌里唱道‘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亲人解放军’，我现在这些鱼呀肉呀就要送给你了。”
“呀？你买的什么虾呀。这不都已经是灼熟的吗？”张涛打断我的话大呼。
“是吗？平时都是颜然买菜。我是突然想吃白灼虾才买的。”
“你知道熟虾和生虾的区别吗，生虾是白色的，煮熟了就变红色了。”
“我看这虾红红的，比别的好看，就买了。你也检查检查我买的猪粉肠吧？说不定也买错了。”我递上猪粉肠。
“怎么没粉呢？”张涛像质检员仔细看。
“哪儿呢？”我看过去，张涛指给我看。“哦，我把里面的东西洗掉了。”我不以然。
“那是粉。我们要吃就是那东西。”
“我以为那是脏东西。”
“你真是‘阿炳’。”
“什么意思？”
“傻！”我们广东人管傻子叫阿炳。
“你才阿炳呢。”我捶他。他抓住我的手。我们第一次靠得这么近，近到我看到他瞳孔里的我。
“炳！”他的嘴几乎贴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叫我。我挣扎着想打他，他一用力把我拉到他怀里……他捧起我的脸，他的嘴贴到我嘴唇上─我有点晕……
掏钥匙开门的声音响起，我们像触电一样弹跳开来，张涛一个箭步坐到厅里的沙发上。
是颜然。
“唷，在干吗哪？”颜然随口问道，问出我们两个大红脸来。好在颜然没在意，直接回房换衣服去了。
“怎么这么有空啊，帅哥？不上班？”颜然换了一身便服从房间里出来，问我们，“你准备做什么好吃的招待您的张先生，安小姐？要不，我们包饺子？”
“好啊。”张涛响应。
“弄什么馅，颜然？包饺子，我不灵，只能给你打下手。”我有自知之明，赶紧把球抛过去。
“上次剩下的饺子皮应该还够用。我们剁馅就行。我们还有大白菜吧？还有碎肉。”颜然打开冰箱又掏出一堆菜来。
“你们冰箱真是资源丰富，快赶上我们的东北三省了。”张涛说着就走过来卷起袖子帮忙，借机掩盖刚才的尴尬。
“你这小日本鬼子早就盯上了吧？”颜然嘴不停手也不停，因为张涛不断给她分配活，“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妇女不是好欺负的。你敢图谋不轨─哎！你咋啥活都让我干呀？也不分配一些给安平干？”张涛在忙着做一个清蒸鱼，让颜然又是切姜又是洗葱。颜然忙不过来，急得直抗议：“你也不能太偏心了”。
张涛讨好地说：“我是看你做得比较好。”
“得，您别拍马屁。我不要做什么劳模。”
看他们忙得掐架，我心里直乐。背地里张涛曾经这样评价颜然的手：“看她那双手就知道她能干，那才是干活的手哩。你的手就不一样。你是天生不用干活的人。”我虽然知道他是拍我马屁，但这话还是很受用。每每想起，心里总是甜滋滋的。
麦克、罗伯特、大卫一个接一个都回来了。大家看到又是包饺子又是广东菜，说过年也没这么丰盛，让大卫打电话把素鸡他们一家请过来搞个派对。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启动留言服务。
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吃。饭吃到一半，电话来了，是文迪。她说刚从医院回来。澳黛丽脑血管爆裂，抢救及时，已经没什么大碍。
晴天霹雳，我们都惊呆了。
二
我们随文迪到医院看望澳黛丽，素鸡也在。
澳黛丽醒着，穿着病服，躺着，身上盖着淡蓝色薄薄的毛巾被。见我们来，她挣扎着想坐起来。被我们阻止。
“怎么啦？澳黛丽？”我坐到她床边上，摸一摸她盖着的毛巾被，像床单一样薄，一点暖的感觉都没有。“你冷吗？这里冷气这么足。”我看看哪儿能调冷气。
“医院的冷气是比较强，他们的习惯。我们找过护士，他们说这里是中央空调。护士说待会给送床棉被来。”素鸡说。
“还好。”澳黛丽说。
澳黛丽讲话有一点困难，发音不大清楚，眼神有一点痴呆，不过思路清晰。素鸡简单给我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今天早上四点多钟，文迪敲开素鸡的门，说澳黛丽病了，他看澳黛丽已经不能讲话了，就赶紧打电话找来急救车送急救中心。医生说是脑血管爆裂，好在送来及时，否则，有可能脸瘫，痴呆，甚至死亡。
“会有什么后遗症吗？”我问。
“可能会有一点。比如说思维缓慢，记忆力衰退，丧失一些语言能力，也许……智商会降低。得看她的运气。”素鸡说。
“难道没什么预兆？早看医生没准好些？”颜然找不到地方坐，始终站在床尾的地方。与她站一起的有张涛、罗伯特和麦克。大卫走在前面，一进门就坐在素鸡让出的凳子上。
澳黛丽进的是公立医院。她被列为低收入人员，是穷人，享受免费医疗。医生把她放在大房间里，与另外三个人公用，用布帘把床位隔开。为了不影响别人，我们捏着嗓门讲话。
“晚上睡觉前澳黛丽说脖子发紧，转头不灵。她还做给我看，说下午就开始这样了，让我帮着捏捏。我们都以为是看一下午的书，长时间一个姿势闹的，捏捏就会好，不在意。半夜里她推醒我，说头疼，表情异常的痛苦。我不知道怎么办？跑去敲素鸡的门。素鸡说赶快叫急救车。算我们运气，半夜里没交通堵塞，急救车十分钟不到就到了。不然，结果会更坏。”文迪讲这番话时站在我的对面，与素鸡并排站着。属于澳黛丽床位的只有一张凳子被大卫坐着。文迪紧张的情绪还没舒缓过来，两只手手指互相扭在一起不停地扭动。
护士送被子进来，见我们这么多人，眼睛瞪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说：“你们好啊？来看你们的朋友啊？”她把被子盖在澳黛丽身上，对我们说：“九点钟，你们得离开这里。”
“我能留下来过夜吗？我想照顾她。”一直没讲话的大卫问护士。
“不行。医院有规定，外人不能在医院里过夜。对不起。”护士笑着说。年轻护士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笑得特可爱。
“那谁照顾她呢？”大卫焦急了，声音也大了起来。
“我们呐。”护士看大卫焦急的样子，眼神有点迷茫。
我们大家跟她解释，担心澳黛丽晚上要找人什么的，身边有个人方便些。
护士说：“看护病人是我们的工作。医院的规定，外人不能在医院过夜。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说着，护士指着一粒按钮对我们说：“按这里，我们就会来。有事就找我们。放心，我们一直有人在。再见！”
护士走了。澳黛丽眼睛微闭，恹恹欲睡。
“怎么会这样？她还这么年轻？”我叹息。
“医生也这么说。”文迪说。
“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过度劳累，过度紧张。”麦克说，脸上的表情是兔死狐悲。
“万幸，你恢复得不错。”颜然拉着澳黛丽的手说。
大卫一直拉着澳黛丽的手，什么也没说。
张涛走过去向澳黛丽问候，澳黛丽点头微笑说好，谢谢他。
澳黛丽尽量试着向我们微笑，可能是累了，脸上的表情更呆板了。微笑的痕迹慢慢消失。
我们告辞出来。我、文迪和颜然一路上我们不停感慨，说什么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年轻的生命，桃李芬芳的季节，疾病已来侵。
大卫只要有空就在医院陪澳黛丽。
我们有空也去看望她。如颜然说，万幸，澳黛丽恢复得不错。除了发音不太清楚，讲话有点慢，别的都还好。当然，眼神远没以前活泛。
澳黛丽出院前，医生以为大卫是她的男朋友，就跟大卫说：“目前，澳黛丽不能受任何刺激，不能兴奋。也就是说，她不能有性生活。可能两三年，可能更长时间。”
大卫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澳黛丽，在她出院后就搬过去住。开始是住厅里，素鸡搬走后，他搬进素鸡的房间。文迪不久也搬去尼柯他爸在北悉尼的豪宅住，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俩。
澳黛丽大学里的课停了。她不能长时间集中精神看书，或者动脑筋，否则，头就剧痛。担心又一次爆血管，只好中断学业。她只差半年就毕业了。在银行的工作也因为健康原因被迫辞掉，生活来源就靠社会福利部发的病残金。
大卫为了能给澳黛丽更好的生活条件，他放弃到大学读医科的打算，跟朋友合资开制衣厂。澳黛丽内疚得不行，反复劝大卫不要这么做，大卫主意已定，跟澳黛丽说：“其实啊，我想读大学只是想跟你把距离拉近些。我想，我们年纪有距离，学历不能再有距离了。现在你都不读了，我还读什么？最现实的是赚钱。出国这么多年，我的体会就是，经济决定一切。于国家是这样，于个人也是这样。从大里说，你看日本。有历史以来，都是白人看不起黄种人。可是，在澳洲，美国，欧洲，他们谁敢看不起日本人？不就因为日本富裕吗？不就因为日本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吗？不就因为日本人在全世界都是最大高档商品消费者吗？我在那家五星级酒店里做厨房帮手，看到酒店里所有措施都有日文，包括餐牌、厕所、房间使用说明书等等。日本人在澳洲旅行是可以不懂英文的。钱是世界语言。从小里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比如你就可以搞比较文学，我可以当医生，安平当她的画家。我们的知识还不够多吗？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大学四年，在国内我们读了十四年的书。可你看看，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有谁的工作与自己的专业对口？知识再多，如果它不能被市场所承认，转化成商品，为社会服务，那又有什么用？”
“在这里，应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再分配我们的能力和智力。”澳黛丽若有所思。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想，我已拥有足够多的知识。我现在是个快三十的人了，应该是向社会回馈知识的时候了。不是只有当医生才是回馈。如你所说，要重新分配我们的能力和智力。根据目前的客观条件，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只要我努力，坚持，没有做不好的。”
大卫跟合作伙伴在Bankstown区租了厂房，从我以前打工的越南老板那儿买几台旧机器，又在他们那儿领些活，雇几位留学生，给他们计件，还批发一些给他们拿回家干。赚到钱又去买一些好点的机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活就越领越多，规模慢慢扩大，短短半年，工厂已经像模像样，有二十个工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