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城市里我没有熟人，没有朋友。我住在所谓的高级宾馆里，周围的人都跟我一样，都是回来工作的海外人士。我在这里是个陌生人。对本地人，我陌生，对海外人，我也陌生。尤其是过节，人们都有地方去，就我没有。张涛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他还是每天给我一个电话，过节之前，我错误地以为，张涛他会永远给我打电话，直到天荒地老。国庆中秋节，他的电话也放假。我害怕面对，故意每天下了班去看降旗，故意很晚才回到家。这样我每天都可以对自己说，他可能打来电话了，是家里没人。过了国庆，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带来的衣服不合适，我到王府井买秋天的衣服，没过几天，新买的衣服又不合适了，我又去买更厚的秋衣。不知什么时候走，又不敢买太厚的冬衣，行李太多，带不走的，在这里又没人可以送。只好渐进似的一件一件地买。我从来没这么盼望回澳洲。离开北京回澳洲的日子终于来了，收拾行李的时候，看到住了三个月的公寓旅店像过日子似的满屋子衣物鞋袜、书报杂志。我要带走一手提袋的账单，不想行李超重。我把它们全留在公寓里，包括一根我在王府井买给奶奶的挠痒棒─不求人。
也就是因为我在北京的三个月，Mayo要奖励我。
作为易通在澳洲上市的项目，北京公司的变动，使眼看就要呱呱落地的新生儿胎死腹中。上市的事就这么流产了。迪荪花大半年时间写的招股书变成一堆废纸。招股书虽然变废纸，迪荪酬劳还是要照合同付的。公司照常运作，付该付证券公司的钱；付该付审计师的钱；付该付律师的钱。胖子投进来的钱很快又花光了。Mayo只好不断发行新股融资。发行新股就像印钞票一样，发多了，不得不缩股。这也是Mayo报复北京公司和女枭雄的招数。股票一缩再缩，中国的股东们手上的股票所剩无几。
就这样，公司还是缺钱，为了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Mayo个人掏腰包借给公司钱，借了又借。妮娜每次都跟他闹。闹，也阻止不了他。
她不再把Mayo当香饽饽捂着生怕别人给抢了。这天我在上班。她匆匆进了办公室，也不跟我打招呼，气呼呼直奔她的办公桌，站着，拿起电话就拨。简短的几句对话就撂下电话。
“又为钱闹了。最近好像没收到Mayo打进公司账户的钱。”我纳闷。欠办公室租金三个月，前几天收到律师信，最后通牒，再不交租就赶我们走。Mayo昨天抢在他们行动之前，打电话给中介，让他们上门，投诉空调不工作，忽冷忽热。他还找来楼上楼下几家联盟支援他的投诉。中介本来生气我滞交租金，进门时气哄哄的，被他几招金箍棒打得泄了气，紧着向他道歉。他趁机说：“空调修好前，我不付房租。”我一直捂着嘴，几乎等不及中介出门，就爆笑起来。“不准笑，不准笑。”Mayo指着我说，自己已经忍俊不禁。
她邀我一起去买咖啡，路上跟我说：“Mayo现在在他自家的船上。”
我问：“为什么？”
她说：“生我的气。说我太会花钱。要我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我要是坚持这样，他要考虑分手。”
我没说什么。我不想听她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总喜欢告诉别人该干什么？好为人师？我又没向你咨询。”她曾经这样讲女枭雄。
她继续说，声音低低地，像自言自语，我是挨着她走才听得见：“唉！分手吧？分了手，我就没钱了，变穷人了。”
我默默地走在她的身边。我们买了咖啡，回办公室。下午五点，我们下班回家。
“他也不容易。”看着他和妮娜闹矛盾，我想。我还惦记着我的股票分配。三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是否坚持要求取消我的股票？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在董事会上，他为我争取这股票，招来股东们不少流言飞语。现在要求他废除决议？置他的脸面于何地？我内心争执得很，不知该如何是好。
“你可想清楚了，这股票你要还是不要？这也许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了。”期限最后一天，Mayo再次问我。他语调悲凉，大有撒手不干的意思。他这么说，我更不好坚持。
AVJ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升到两块一毛。我不免怨Mayo，又后悔不听麦克的话向银行贷款。
四
北京公司发生变故的同时，女枭雄给Mayo发来律师信，要求易通还她借给北京公司的钱。易通目前连自身的运作资金都有困难，就更别说还女枭雄钱了。Mayo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和妮娜远走西班牙。香港胖子正在西班牙度假，他们俩到西班牙可以顺便会会胖子，看有没有可能募到些钱。
女枭雄天天打电话来易通找Mayo，我告诉她Mayo在海外。一个月过去了，我给女枭雄的答案不变。这期间Mayo天天打电话回来问情况，我告诉他女枭雄天天找他。他没表示。
女枭雄又打电话来了，我的答案不变。她提高音量：“你告诉‘没有’，这个月的十五号，X先生会到悉尼。他希望‘没有’安排时间会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X先生是这个中澳合作的权威人物。Mayo对他是七分尊重三分忌讳。我曾经开Mayo的玩笑：“你是台湾，北京公司是大陆，X先生就是美国。”每次Mayo和北京那边发生争执，到无法调和的时候，双方都会说：“咱们找X先生来说话。”现在女枭雄动用X先生出面，把Mayo逼到墙角下。他无路可逃，只好面对。
女枭雄要Mayo执行合约，个人偿还她借给北京公司的百分之五十借款。Mayo从西班牙回来直奔昆士兰，变卖了他那儿的农场。他原来想在那儿做酒庄。他问过X先生有没有兴趣合作，弄来茅台酒的配方？X先生告诉他，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宠爱五粮液多些。他还卖股票套现。同时间，妮娜回新西兰娘家，找父母要钱替Mayo还女枭雄的钱。妮娜从新西兰回来，脸带喜悦，对我说：“以前回家是找父母的宠爱，这次回去是跟他们要钱，好没面子，这么大的人还跟父母要钱。”听她的口气，就知道钱的问题解决了。
记得那是个晴朗的下午。澳洲人对阳光的喜爱，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据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只要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工厂就关门让工人们到海边晒太阳去。我当然没赶上那好时光。当人们发现澳洲上空臭氧层有一个大洞，阳光中的紫外线没被过滤掉，直射到人的皮肤上，导致澳洲成为全世界皮肤癌发病例最高的国家，对太阳的喜爱有所节制，只在周末抹了太阳油晒太阳。人们对阳光依然喜爱。有阳光的日子，人们见面就说：“今天好呀！好阳光！”那天就是个阳光灿烂的天气。Mayo在电话里对女枭雄说：“今天我已经把钱汇到你指定的银行账户里，请查收。我声明我的债务已还清，剩下那一半是廖的。你不要再找我了。”
无债一身轻，Mayo全心投入到北京公司的事务中。北京公司卖与否还是个悬案。悉尼这边证券公司一年一度的财会报表要求Mayo提供北京公司的财会资料。易通处于停顿状态，Mayo没事干，跟我一起整理我从北京带回来的账。好多账目我们都得重新计算。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很多时候是猜算和推算。一个数字，往往要猜算几个小时，下班时间到了，算数做到一半，只好继续。天天加班。一个礼拜，我们天天做这事。搞到后来，我们像是演算数学难题，忘了是做报表。一次，我们俩为了一个数目演算了大半天，几乎要放弃，Mayo突然找到答案。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昂起头发稀疏的脑袋指着墙上的学士文凭呱呱叫：“看看，这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无声地笑，心想：你牛什么？我们是同门学友，我是硕士，你是学士。
一个礼拜后，女枭雄发给Mayo一封律师信，说还款已收到。所收款是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十，还有百分之五十待收。
Mayo认真看了又看，想了想，觉得那天我没把他的话翻清楚，让我给女枭雄去个电话，把他那天的话再翻一遍。女枭雄说她只收到一半还款，有权追另一半还款。至于他和廖董该谁还，是他跟廖董的纠纷，她不管。合约上说得很明确，他们俩各担保百分五十借款总额。剩下的一半，他们俩还是要各负担百分之五十。她有权跟他要剩下的百分之五十。
“操！婊子！”Mayo脸色阴沉，声音从喉咙里发出来。他后悔轻视了她的智商。钱汇出去前，没让她立个字据声明取消他们之间的债务关系。
我看着Mayo这冤大头，深感不安。想到那次女枭雄请我在东海酒家吃饭。她和廖早在那天就策划好圈套套他。我虽然没向她透露她想要的资料，心里还是愧疚得很，好像做了女枭雄的帮凶似的。
女枭雄并不像上次追讨债务一样追着Mayo不放。发过律师信后，再无动静。Mayo看她不催着要钱，也就不理她。一星期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两个星期过去了，女枭雄无声无息。一天办公时间，Mayo看似无意地问我：“郑女士怎么这么安静？这倒不像她的作风。”我笑：“我也不知道哇。”
“我看她是在动什么坏心眼。都说无声的狗会咬人。”Mayo似笑非笑地说。
他对女枭雄是怕怕的了。
五
我从北京回来后基本上无事可做。上班，就是到办公室坐坐，下班，很多时候泡在佛堂，跟新认识的朋友聊佛天，洗佛堂，念佛经，看佛书。
Mayo像头雄狮从斗兽场上败下阵来，现在除了偶尔对北京那边吼几声，也没别的本事了。一天早上我跨进办公室，Mayo已经在座，真少有。近一两年，除了开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他总是来得比我晚。“今天没会呀？”我第一反应，“没接到他们的通知呀？”我朝我的桌子走去：“早啊！Mayo？”“早，安平！你请过来，看看这个。”Mayo招呼我，同时他从一摞文件里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纸给我。我接过来看，看完翻译给他听。是财会总监转发网络上的一篇讨伐文章。北京公司的一位员工写的。文章点名李军拖欠他三个月的工资，还派人候在火车站等他。他出差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被李军的人扑上来抢走他的笔记本电脑。文中大骂李军一伙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该挨千刀万剐，该剁成肉末。Mayo听到后面的话，幸灾乐祸地笑，说：“内战开始。”
Mayo铺开北京公司送来的龙州数码买公司的各种各样文件，包括对北京公司的估价，买卖合同。合同同意接受公司现有员工和债务，包括补发拖欠工资，另加付李军两百万佣金。条件是以此抵消公司的价钱。他仔细看着面前的每一张纸。收到这些资料有日子了，反复开董事会，讨论卖与不卖。除了女枭雄，其他人主张卖。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在合同上签字。从开始跟北京合资到现在，他花了五年时间跟中国人打交道。要他就这样放手？若签了这合同，不但划掉他投在北京公司的资金，合着他五年的时间与精力也化为乌有。现在看着北京公司起内讧，北京公司要出让势在必行。拖欠员工工资、拖欠房租、拖欠货款；应收款又收不回来。易通自身难保，更没能力顾及北京。他似乎要做决定了。
一会儿，他说：“你打电话到北京给董事长，下午开董事会，电话会议。”
下午的董事会议，出乎Mayo的意料，廖和邓仁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说李军把公司搞成这样，还敢要佣金，对别的人不公平。还有，公司有上亿的销售合约在执行中，应收货款足以覆盖公司的债务。龙州数码低估了公司的价值，这买卖合同不合理。我们经营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应该收获的时候，公司不能卖。再说，卖了公司，我们拿什么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