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易怒，但我们也胆小怕事。因此，我们常常会将自己的怒气内在化解。比如说同事之间的龃龉，当小摩擦发生的时候，也许当事人会采取隐忍退让的大方态度；但是，一旦脱离了这个环境，他们便会向身边的朋友大诉其苦，在这诉苦当中，他们会将跟自己有矛盾的同事打入十八层地狱，会用最恶毒、最残忍的语言描述对方。但是，一旦下次跟那个同事见了面，依然脸上堆笑。
所以，有些人的温和是表面的，暴力和残忍是内心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会让一个人异化，变成面善心毒的怪胎。正因为这样，教人如何使用计谋、如何在人背后下刀子的厚黑学才会那么受欢迎。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另一个矛盾的事实，那就是虽然我们都喜欢厚黑学的东西，但真正能够应用或者愿意应用的，其实也不太多。更多的是当成一种爱好，或者心理满足罢了。虽然看了很多，但未必就会做坏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矛盾的体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有着异常强大的道德系统，人们对厚黑学的爱，与其说是在学习技术，不如说是为了打破这道德统治而进行的意淫，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发泄心中的积郁紧张。
还是前面所举的同事之间的矛盾的例子。不管一个人在背后如何辱骂他的同事，但真正跟同事撕下脸皮大吵大闹的还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将之埋在心里，等亲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再去发泄，而在跟那同事相处的时候依然一副笑模样。同时，如果有人因为自己受了同事的欺负，从而反抗，大吵大闹，做了这些人心里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他们还会上前去劝解，想让那人隐忍。如果那人竟然不忍，他们便会说人家太过刻薄，不懂得做人。这点的成因，就在于我们的和合性了。
跟同事翻脸看似是两个当事人之间的事情，但其实不是，而是一个团队的事情，它涉及的是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公司。中国人是讲究圈子，热爱集群的。
在一个圈子里，大家都希望看到圈子内部的人团结和谐，起码表面上是这样。所以，一旦发生矛盾，圈子里的人都是上去和稀泥，希望当事人鸣金收兵。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人不知趣，不依不饶，继续闹下去，那么他得罪的就不再是另一方当事人，而是整个圈子里的人。
所以，可以看出，原本是个人的一件私事，现在变成了公共事件。牵扯进整个圈子里的人，就会形成一套规矩，这规矩就是我们的“道德”，也就是人们嘴里常说的“人情”。
劫富济贫和盗亦有道，正是符合了这种人情，因此才会被人们称颂。因为我们的文化也是矛盾的，我们日常的组织形式是严密的集权等级式的，但是人们的思想深处，或者潜意识里，其实是追求平等的，也就是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但现实中，穷人是没有这个兄弟的待遇的，因此，人们就会认为穷人被剥削了，这个社会欠他们的，不仅穷人这么想，整个社会都将这个当成是一种预定的观念。
因此，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富人有罪，穷人具有天生的正义性；富人如果不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分给穷人，那么他就是不仁的。所以，当一个人从不仁的人那里取得钱财分散给穷人之后，那么他必然就是英雄了。
所以，劫富济贫在我们的社会中才具有如此的威力，这都是基于人情的一种怪现状。它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基于伦理道德的强行抢劫，是一种比现实暴力更加可怕的温情暴力，事实上，古代的时候也确实曾经发生过这种温情的暴力。
据载，原涉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侠客。他向来以扶危济困为己任，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原涉本来家财雄厚，但因为乐善好施，很快就将自己的家业挥散一空。不过原涉人格闪亮，并不因此而气馁和后悔，反而甘于贫困，他平时吃穿用度上非常节俭，除了必需的衣服车马之外，很少有其他消费。而且，他的妻子儿女的生活也都十分贫困。
原涉是大侠客，是名人，更是善人，因此自然有很多人愿意跟他结交，也有很多人常常给他资助。但是原涉接受完资助之后，总是先人后己，常常是先拿一部分送给穷苦的人，剩下的才自己用。
有一次，有人请原涉赴宴，结果还没去的时候，原涉得知了一个消息，有一个跟他一同被宴请的人，因为母亲病重，不能赴宴了。原涉一听，赶紧坐上马车，去了那人的家里，探望那人生病的老母亲。
可原涉到那家的时候，老人已经去世了，一群子女正在堂前啼哭。原涉见状，赶紧拿出钱来，施礼凭吊，然后安慰死者家属。后来原涉问那家人打算如何安葬老夫人，结果对方告知家中已经一无所有，只有草草下葬了。原涉听了这话，对老人家人说：“你们稍等，我去去就来。”然后坐上马车，去赴宴了。
到了宴请他的朋友家中之后，原涉跟当时在座的人说：“如今，有朋友老母去世，却无钱安葬，只能将老人的尸体安放在家中，我哪有喝酒吃肉的心情呢？我看还是将宴席撤掉吧！”
当时在座的众人听了原涉的话后，不禁有些羞愧，连忙问原涉都需要些什么。原涉拿出纸笔，列了一个清单，之后分派众人分别采购。等到了傍晚，众人将原涉交代的物品都备齐了，并请原涉一一过目之后，原涉才舒了一口气，说：“如今，我就可以安心地享受你的宴请了。”
于是，筵宴顺利开始。吃到一半的时候，原涉起身告辞，赶着自己的马车，拉着东西，急急忙朝着死了母亲的朋友家中去了。
这原涉，可谓是一个急人之困的热心肠了。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他肯定会帮忙的。不过，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朋友，也未必就是好事。今天他帮了你，明天他自然会来让你帮助别人。其实，帮助别人也是好事，可以让社会风气更好，人与人之间更加友善。但是，这要出于自愿才可以。而这原涉所干的，就不是让人出于自愿的了，而有些道德绑架的意味在里面。
原涉做的，有一点借花献佛的意味。人们在公共场合，尤其是朋友都在的公共场合，自然是不愿意当一个异类的，因为那样会显得自己很不合群，以后没法跟众人见面。这种基于“人情”之上的“道德”，本身就具有强迫性，它不尊重个体意识和个人尊严。因此，在这样的“道德”之上，个体往往只能是将自己的意愿埋藏在心里，不敢表露出来，即使不愿意，也是万万说不得的，因为说了，你就成了人们眼中的异类，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个人，越是身处人群，越是喜欢吹捧自己，越是会表现出道德上的高标准，越是会往大方的方向表现。
人们一定听过这样的话，“我这个人，最为豪爽，向来有话就说，从不拐弯抹角，也一向大大咧咧，不去斤斤计较。”说完，便去抢着埋单了，谁敢跟他争，必然大急，仿佛对他做了大不敬的事情似的。一次如此，两次如此，三次如此，你终于信了，这确实是一个不计较钱财的人，总是喜欢请人吃饭。可是到第五次，你在埋单的时候依然没有争过他，怕就未必是从前模样了。当着你的面，他不会说什么，背地里却讲起坏话来，跟人说：“我这个人，最为豪爽，向来有话就说，从不拐弯抹角，也一向大大咧咧，不去斤斤计较。不像某某，跟我一起出去吃饭，从来不埋单……”如果真的有话直说，就应该将那牢骚说与当事人听，何必再背后嚼舌头？如果真的大大咧咧，不计较钱财，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抢了单之后，就不要去抱怨别人不掏钱，何必再背后说人小气呢？很多时候，越是大大咧咧、凡事不计较的人，越是心细如发，他们嘴上不计较，但心里却清楚得很。所以不说，不过是为了在众人面前表现一个大度的形象罢了。他们不知，是否大度不是自己吹出来的，也不是靠贬低别人衬托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因此，原涉提出之后，众人马上就给了他面子，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了。原涉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温情暴力”了，用“道德”的棒子，抵住各人的咽喉，让他们不得不拿出钱财来。
其实，劫富济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富人好不容易赚得的钱财，没有偷也没有抢，只不过数量比别人多一些，就成了罪过。人人都有分一杯羹的自由，这不就是对个人利益和财产的赤裸裸的抢夺吗？这种抢夺是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高尚意义的。不过，在抢的时候，也有施舍，将之送给了具有天然正义性的穷人，那么，就成了正当的了。其实，不过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道德绑架和剥削罢了。
人们觉得劫富济贫合理，不过是穷人利用自己的数量优势，在道德上将富人判了罪行，之后强盗依靠自己的力量优势，对富人执行了刑罚，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的正义可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正当的劫富济贫，不过是一种道德上的畸形观念罢了，是对个人尊严和安全感的一种强行剥夺。
劫富济贫，是一种基于“道德”上的剥削和强抢，而盗亦有道也是一样，不过变了一种说法罢了，是完全的自我欺骗。
集体无意识的愚昧
“盗亦有道”这个概念是强盗的祖宗盗跖发明的。盗跖手下的小喽啰问他：“我们强盗也有自己的道义和原则吗？”盗跖则非常严肃，面带正义地回答了他们：“事先摸清对方的财产状况，评估是否能够一次得手，叫作圣明；开抢之后，不怕对方的反抗，团结一心与他们战斗，不怕被伤害，这叫作勇敢；撤退时候，不惜牺牲自己，掩护同伙，保护大家的安全，这叫作义气；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不贪恋，这叫作明智；分赃均匀，不因此而生嫌隙，懂得多干少拿，这叫作仁义。这些，都是我们的道义和原则。”
这一番宏论，可谓是流氓至极，一伙靠强抢民财为生的人，竟然说自己圣明、勇敢、义气、明智、仁义。还有比这更讽刺的吗？
但是，人们就是相信这点，特别是有些盗贼放言只抢富人不抢穷人之后，人们更认为他们是大大的良善了。我们常常会将人分成好多圈子，然后想着自己圈子的利益，又一心盼望着别的圈子倒霉。但是，穷人们看不到，这样的思维被自己奉为正义之后，其实给自己带来的往往不是公平，恰恰是封堵了自己致富的路。因为你现在是穷人，按照强盗所说他们不会抢你，但是你凭着自己的双手致富了之后呢？岂不是要招来贼人了吗？
可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一点，人们想的不是共同营造一个大家都安全的环境，而是想着靠天然或者外力来消灭彼此之间的差异。这种心态，就是十足的短视了。
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劫富济贫和盗亦有道，不过是贼人们忽悠大众的伎俩罢了，可悲的是，大众竟然相信了。这，正是集体的无意识愚昧。
关于这一心理，一个小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据载，清朝康熙年间，广西地方的盗窃案十有八九都是冤案，不过这冤案往往并不是官府无道造成的，而是百姓间的互相诬赖。有些险恶的人，如果与别人发生了矛盾，便会用些歪门邪道的办法惩治对方。一般，都是拿出自己家的少许财物，然后半夜时候，将之扔到仇人院子里。第二天一早，便会带着父老乡亲一众人，去那家捉贼赃。而他昨天扔进人家院子里的东西，自然就是贼赃了。获得赃物之后，便会扭送那人去官府。
由于这类事情太多，官老爷也学聪明了，有些明显就能看出是栽赃的，他们便直接放过“贼人”，反而将报案人拿下，判他个“诬害贤良”之罪。虽然有很多诬陷别人之后，不仅没成功，反而受到惩罚的案例，还是有很多人学着做，且屡禁不止。
后来，有一个人，家中确实被盗了，便去报官，官府问他是否知道谁偷了他的东西。那人想了想，说实在不知是何人所干，因此不敢妄加指责。官老爷一听大喜，说：“贼本来就是不能妄加指责的，你的话很对，我信你是真的被偷了。”于是下令立案调查。
这官老爷的无奈，相信也只有他自己能体会了。这个县的情况，就是属于自己祸害自己了，本来大家都是穷苦人，何苦互相为难呢？但很多人不这么想，在他们的眼里，同为穷苦人的对方才是最可恶的。为了能够摆平对方，他们甚至不惜作奸犯科，诬赖对方为贼。这样的人，其实是比贼盗还要可恶的。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心理阴暗是一方面，自卑则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是等级式的，这种等级的观念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原则，更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惯常思维。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等级。而让他们安于此的，不仅有更下层的衬托，还有同类人的对照。因此，他们最害怕的不是来自上层的打压和欺凌，而是同等级或者下等级人的越位。本来一个不如自己的人，现在生活比自己好了，本来一个跟自己同样贫穷的人，现在比自己生活好了，才是他们最不能忍受的。
因此，在他们的心中，这类人才是最恶的、最坏的、最应该被打击的。就好比阿Q，他最最痛恨的不是赵太爷对自己的欺凌，而是小D和王胡们的猖狂。
很多人常说，人一阔就变脸。确实有很多人阔了之后，便瞧不起那些穷朋友了，以前穷朋友跟他开玩笑，他只是笑笑，但变阔了之后，就会发火了。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点。很多时候，一个人富裕了之后，不再与之前的朋友来往，并不是他不愿意，而是穷朋友不愿意了。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同学毕业多年后的聚会上，缺席的往往都是那些混得不如意的；主动与大家切断联系的，也常常是那些混得不如意的。因为伙伴们的成功，衬托出的是他的失败。
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心理，所以才会生出很多畸形的道德观念来，才会宣扬所谓的“盗亦有道”，歌颂所谓的“劫富济贫”。这类思维的基准，便是道德至上的思维了。我们总在做类似原涉那般的道德绑架。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太多人不明白，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约束别人，而在于减少整个社会的沟通和交往成本。
就像在诚信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彼此之间来往和交易的时候，成本会更小，直接交易就好了。在诚信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彼此间交往和交易的时候，就会有相互试探，用各种渠道获取对方的信息以及需要法律等参与进来。这一系列的过程，让整个交往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减少这类成本，才是道德的真正意义。应该讨伐的也是伤害了社会沟通成本的那些人。如果有人仅仅是违反了我们所谓的“道德”观念，而并没有对其他人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我们用“道德”的名义去惩罚对方，就是最大的不道德了。
在这点上，如今的一个敏感人群--同性恋者，正在遭遇着不道德的攻击。他们违反了大多数人眼中的“人伦道德”，所以有人用道德来围攻他们。可是想想看，他们的行为除了让我们不爽之外，又伤害到谁了呢？但这些围攻者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是道德的，其实不然，这样的做法，是在对别人进行伤害。
道德者们对别人的伤害，不仅表现在攻击同性恋者，很多慈善事件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