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略不能细化、数字化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复杂的市场情况下，找到判断战略的标准。经营战略需要数字化来检验。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经营战略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方法和手段就是把一个战略细化到一个可以管理、判断的模型。”
（3）可行（Attainable）
有些书把“Attainable”直译成可达到，还有观点把这一要素原则解释为可接受——Acceptable。但我认为针对目标、计划、策划而言，“可行”要更准确，它包含了执行者和被执行者的接受和认同，同时也意味着理想考量后的客观性结论。可行指的是确实可行，能够实现，能被现实、环境以及自己所接受。譬如一个黄种人想成为一个白种人，那就完全不可能。
加拿大蒙特利尔有家酒店，原来是由中国香港移民联合投资兴建的。由于许多投资的移民拿到加拿大护照后又返回了中国香港，因此准备出售这个酒店。酒店的部分股东曾找到我，让我帮他们出主意。
当时，我们一起想出来的办法是做一个涉及加拿大、中国香港、中国内地的商务合作中心，把酒店按房间分成不同的单位分别出售或出租。接着，我们还邀请了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代表团来考察这个项目。由于我们忽略了这个商业策划的现实可行性，当时的魁北克正在闹独立，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使投资者望而却步，所以，最终我和我的公司那段时间白忙活了一阵。
（4）务实（Relevant）
务实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精神和策略。有些目标和计划符合你的理想，你可以实现，也都非常可行。但光有这些还不够，你还需要分清轻重缓急，需要把握适当的时机和火候等等。正如孟子那句古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我们应该在最有利的时机做最有利的事，也应该面对选择时做出最明智的选择，这就是务实。
（5）时限（Time-based）
MBA的学习当中，曾有组织行为学这一门课程（OrganizationalBehavior）。这门课涉及大量管理学的基本理论，“X”理论是其中一种。
传统的“X”理论认为：人生来就是懒惰的、被动的；企业要管好员工，就必须采取非情愿的方法迫使工人认真干活。而通过时限和制定严厉的奖罚制度来达到动员雇员努力做事，正是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时限是指有明确的截止日期。时限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地运用着。老板让你下班前完成某项工作，这就是规定了一个时限。规定有效的期限，可以提高单位时间内的效率和效能，也是增加压力、激发潜力、提升行动力的有效途径之一。项羽策划巨鹿之战，破釜沉舟，让军队只携带三日口粮，“三日”便是一个明确的时限，于是行军神速，最终以少胜多。
7.世界需要更多的人“不务正业”
我以前在北大担任兼职教授时的同事王亚非是个典型的做多元事、成多元才的人，她当时既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助理，也是海问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和李宁体育公司的独立董事，一个很好的商界英才。而她之所以能够有多元的才能，是因为她“不务正业”，从来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
在读书时，性格外向的王亚非就在课堂学习之外，主动将触角从班上伸向校园以及校园之外。她参加学生会，加盟文艺部，频频参加各种校内、校外活动，积极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也由于她的性格大方，善于活动，再加上有英语优势，因此还作为全国学生代表参与了对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时任总统里根等重量级人物的接待工作。这些做多元事经历也让王亚非从小就收获很多——“我的视野变得开阔，我的思想也更开放了”，也因此才有她后来的多元经历。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大学毕业生放弃一份还可以的工作，甚至情愿零薪水地去做一份工，仅仅因为专业完全对口。
我感到很惊讶。
我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明星，“为了艺术而献身”；某某专家，为了研究专业技术，弃家庭于不顾；还有更多的某某人，经常指责别人做多元事，有多元爱好，从事跨专业、行业的工作，就是“不务正业”。
我更感到惊讶。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一元化思维误区之一。专业，只是学校培养大学生为自己和社会服务的一种技能，它只是“技”和“术”；文凭也仅仅只是个认证，一个敲门砖。我们不应该把“物”高于“人”，把“术”当成“道”，把文凭看得比能力重要，又把技能看得比人还重要，最终使自己成为专业和技能的奴隶。
许多人常把专业当成终生奋斗的理想，无论是现实原因还是内心意愿，固然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把这种“忘我”强加给别人，变成了“忘人”——忘记了家人和朋友，以及忽视“做人”的根本，就非常荒谬。在现代社会缺乏情商，也就很难拥有成功。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就像只拥有金钱一样，拥有的只是单项的成绩和成就，这不等同于成功。就像人们肯定不会承认“二战”中那些帮助希特勒制造“杀人武器”、帮助日本人研究化学武器的科学家们是成功人士，因为他们只问科学不问人学。
在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多年采访生涯当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
崔琦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都还没有读过书。有一次，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他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然后叮嘱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有前途，秋收再回来看我们。”
当时的崔琦跟着一个远房亲戚走了。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20世纪50年代末大饥荒时期，他的父母被活活饿死。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问了一个诱导性问题：“如果当年你母亲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
其实，杨澜是想诱导崔琦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命运就会很贫困。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杨澜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今天的一切，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
崔琦的话给杨澜带来很大的震撼，她后来多次提起这个故事：“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当然算，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但在亲情和人伦面前，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人格、尊严和爱，其实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
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曾有过一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大论争。鲁迅对于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经典回击，已经成为经典。这是个常识：专业、技能、艺术、技术等，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事物，它们确实是很好的精神食粮或者事业工具，但也就只是食粮和工具而已，怎么可以“物”比“人”还重要？
其次，一个人适合做什么，也是由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相互综合来决定。外部和自身的情况都是动态变化的过程，通过学习，适合的专业和行业随时可能改变。譬如大学毕业时性格内向，口才欠缺，也许不适合做推销、公关之类的工作，不能成为谈判和演讲的专家，但是经过数年磨炼，你个性开放，口才惊人，这时还不适合推销、公关之类的工作吗？
成就学习式人生的成功，我们应该做多元事，成多元才，打破专业和技能对自己的限制，并且开拓人生大视野。
做多元事使丁健的VC视野更广阔
1999年，丁健本来打算和冯波一起做VC。但就在这段时间，一起创业的伙伴田溯宁辞职前往中国网通担任CEO，亚信的董事会决定委任丁健为CEO。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丁健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暂时中断VC计划。后来，丁健辞去亚信CEO转任董事长，还做了一些天使投资的项目。等到他再进入VC行业时，却赫然发现，过去推迟进入VC业的多元经历竟然更多的是带来收获：做多元事，有多元经历，反而开拓了他做VC的视野。
“假设我真的从1999年起开始做VC，第一，我会做得比较吃力；第二，会犯很多错误；第三，也很难达到现在这样的层次。当然你可以学习，但终究会欠缺一个环节，那就是真正带一个创业公司的经验。另外，商业数字、商业的敏感度也会缺很多。”
“我过去的经历对我做VC肯定会有帮助。因为我做过不同的位置，经历过创业、发展，上市、天使投资等不同的阶段，角色相对不一样，面对的人、问题、事情、要想的事情也在不同层面，集合起来，再做VC时，可以发现很多别人感觉陌生的东西，视野更广阔。”
从我个人来说，多元化的经历也给了我许多帮助。譬如我大学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后来留学读的是MBA，还做过中国政府的官员，跨国公司高级经理人，正是这样多元的经历——英语和专业能力、政府工作经验、商务知识和实践经验都具备，所以后来我才能够成为加拿大魁北克驻中国和香港地区的首席经济商务代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掌门人，再后来既下海创业，也同时担任大量社会职务，创办商会，包括兼任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创办智库都使我受益匪浅，我感到做多元化事，成为通才很重要。
在开放社会，对人才素质的综合要求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易珉曾在和我参加的同一个讲座上说：“人才的发展已经打破学什么就要从事什么职业的僵化思想，需要把所学专业与实际职业结合起来；同时行业的界限也已经打破，这恰恰也是今后职业发展对人才的挑战所在。”
著名数学家彭实戈一直认为：“越是尖端的东西，越需要深广的基础，到最高层次，学问都是相通的。胸中有了千山万壑，音乐家可以弹奏高山流水的曲子，画家能画出江山多娇的画卷，诗人能够写出蜀道难的诗句。”事实证明，跨专业、跨学科的学习，广博的兴趣爱好，也为彭实戈的发展打下了宽厚的基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很多同行评论说，彭实戈的思路之所以总是与众不同，是由于他受过物理学的训练，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不同于单纯的数学家。
人们能够自由换专业、换行业、换职业、换工作、换爱好，这正是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许多人总以为自己在学校所学的专业，不可以轻易改变，所以必须专业对口，才能取得成功，结果只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事实上，至2008年中国有三到四成的人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哪怕在专业能力很强的高学历人才当中也是如此。如《中国青年报》跟踪中国传媒大学的“文科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问卷调查”，发现在落实接收单位的被调查者中，46.3％的人认为自己至2008年的工作和所学专业无关。
许多人改行也并不是因为难找工作。因为中国的大学不像西方进了学校可以再自由改换专业，许多中学生选专业时并不清楚社会形势，或者干脆就是父母和老师代选，甚至是“专业调剂”。因此，许多人毕业后再改行就很正常。总之，为了多挣钱，为了个人兴趣，出于个人特长或者人生重新定位而换专业，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人还因为改变专业而获得成功：譬如做互联网的张朝阳学的是物理专业，做宽带的田溯宁在学校学的是环境管理专业。
“有份研究报告说，到2010年，美国38岁的人，平均起码会换14份工作以上。我总不能从一而终吧，我想跳出来，可以再去尝试做一些事情。”2007年，53岁的汤敏从亚洲开发银行跳槽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我这位朋友如此解释自己的决定。
汤敏不算是个真正的教授，因为工作是兼职的；他也不是个真正的教育家，虽然他在教育方面为国家多次建言献策；他也不是个学术意义上的学者，虽然他在亚洲开发银行做的是政策研究工作。但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杂”，反而成就了他多姿多彩的人生。
“我并不为我没有在某个领域内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专家而遗憾，在很多领域我都做一点，这样做有劣势，但也有优势。并不是只有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才叫经济学家，这个世界，需要很多不同的知识专家。”
另一方面，在这个工作变换频繁的年代，你也不可能永远属于一个行业、一家公司、一个职位。如果你只会做一种工作，那么你总会是最怕下岗也最可能下岗的人。《北京人才市场报》曾对大学生就业情况进行过调查，得出结论：“学生假如只有一门专业能力的话，就很难适应就业中改行的现状，在择业过程中也会受限。”
此外，就算我们的天赋、兴趣、条件，决定我们可以在某个行业某个专业“从一而终”。这当然值得赞赏，但是，多元的才能和爱好对你也并没有多少坏处，所谓“技不压身”，这只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帮助。而且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就算一直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一专多能”也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要求。
上海英塔公司总经理程东是个有着人生开放经历的人，他出生于安徽一个山区，因为周围都是山，“所以从小对山外的世界满怀憧憬”。1979年，他考上同济大学，从大别山来到上海，因为从小体质差，所以在学习间隙参加校武术队强身健体。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数年之后，这个“歪打正着”的爱好竟会成为他在德国留学的根本生活保障。
程东毕业后自费留学，当时中德单程机票5000多元人民币，而他的积蓄才2000块——连机票都买不起，为了去德国，他还不得不坐最便宜的火车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乘坐国际列车经乌兰巴托、莫斯科、华沙辗转到德国，整个行程七天七夜。尽管如此，程东在德国每天清晨依然坚持练习太极拳，而他想不到的是——“打太极拳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改观。由于我的一招一式都很轻盈飘逸，因此吸引了不少外国人观看，有人还主动要求跟我学武术。当时正值欧洲人对中国功夫感兴趣，李小龙风靡欧美，我便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教授太极拳，还为当地电视台录制了一部中国太极拳的电视教程。”
程东也因为这个业余爱好名利双收：一方面在德国传播中华文化，他因此获得了“外国文化大使贡献奖”；另一方面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安心完成学业。
对我们的教育来说，提倡素质教育，其实就是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品学兼优、能够适应社会、有人文素养也有专业技能、懂专业而且懂得更多的人才。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就一直很重视多种才能的均衡发展。儒家把“六艺”立为必修之术，即“礼、乐、射、御、书、数”。西方的MBA教育，其实就是通才教育，培养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以及他所应具备的多元才能。
做多元事，打破专业技能的限制，有多元视野和才能，有多元的心态和价值观，才能真正走向人生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