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马兰陪着妈妈渡海到普陀山去了。后来，兄弟们几个家庭也全去了。我父亲生前信奉佛教，却一直没有机会到普陀山朝拜，他去世后，我就把他的灵位安置在普陀山的普济寺。因此这次，似乎爸爸也参与了。
我的妈妈，今年已经八十三岁。她说，她能听懂年轻人的一切谈话内容，这显然有点夸口了。前不久，她所在社区的一位教授，知道了她是我的妈妈，竟然安排她去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我妈妈一生，几乎能答应别人的一切请求，更何况那位教授也已白发苍苍。她虽然完全不知道什么文学研讨会，却也兴致勃勃地要出门，幸好被聪明的小保姆阻止了。我和马兰一直在想，她要是去了，别人一定会让她发言，她好心，不会拒绝，真不知会讲些什么。
这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时爸爸还很健康，骑着自行车到我在龙华宿舍的家里来看看，不巧我到外地讲课去了，没有见到。他在宿舍的门房见到一份上海越剧院寄给我的一张会议通知，要我去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爸爸喜欢越剧，对上海越剧院有一种“集体崇拜”。我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院长，但在他看来，上海戏剧学院最多抵得上上海越剧院的一个脚趾头。那天更要命的是，那张会议通知上还盖着“紧急”两字的橡皮图章。爸爸一看会议日期，正是今天，他二话不说，立即蹬上自行车去了上海越剧院。
上海越剧院本来也没有指望我会去参加。与爸爸的观念正好相反，上海越剧院把上海戏剧学院看得很高大、很神秘，给我发一张通知只是表示尊重，并且告诉我他们开了这样一个学术会议，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惴惴不安地拿着那张写有我名字的会议通知出现在会场门口的，是一位古稀老者，而且自报家门，是我的父亲我无法想象那天爸爸遇到了什么，只知道他被请到了主席台的中心。他后来一直腼腆也不愿对我们多说什么，我们也就不再追问。可以想象，大家都在看他，而他却左顾右盼，搜寻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崇拜的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他的苍老的眼神，一定闪烁着今天社会上各种年轻“粉丝”们的如饥如渴的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