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德比郡一个棉纺厂村庄的学校里读书。我的母亲和祖母读的也是这所学校，可她们在那里并没有学到很多东西，只是护理着自己的冻疮，度过了奔宁山脉的一个个严冬。后来她们离开学校，进了棉纺厂。而我出生在一个比他们幸福的年代，在十一岁那年我们搬了家，我则成了柴郡女子修道院的一名走读生。在德比郡学校，我不但在操场上练就了一套侮辱和攻击他人的本领，也很好地掌握了基督教教义，但从未学过一点历史或地理知识，甚至也没学过英文文法。最要命的是，我没有学过如何得体地说话。
这两所学校相距不过六七英里，二者的社会鸿沟却宽似汪洋。在柴郡，人们住的不是一排排石屋子，而是那种门面用鹅卵石装饰或仿都铎风格的房子。他们种草植树，栽花养鸟。他们有称为“小车仔”的家庭轿车。他们在晚餐时间吃午餐，而在喝茶时间吃晚餐。他们在一个叫做盥洗室的地方洗澡。
那是1963年。当时的人们是十足的势利眼，虽然比起今天或许还有所不及。后来，到我去伦敦时，某些地方口音已为人们所接受，甚至颇为时髦，但我所在的西北部口音并不在此列。六十年代末期是个崇尚平等的时代，人们理应不用担心自己的口音，但事实上他们确实担心，而且尽力矫正自己的发音—否则就会发现自己成为有意寻乐的对象，就好像他们是黑人，或刚刚丧亲，或有身体残疾。我去新学校上学时，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人家的笑料。女生们成群结队地拿一些愚蠢的问题来问我，目的就是要我念出某些词，某些能把我的口音暴露无遗的词，然后她们就欢蹦乱跳地跑开，一边哄叫，一边咯咯傻笑。
到十三岁时，我的口音已经改变不少，而我说话的方式却为我招来了不少恶名。当时的我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在公开场合讲话。我从没体验过怯场所带来的令人麻木难受的痛苦，而且，我喜欢争论。我或许挺适合做某个喧闹异常的工厂里面的工会谈判代表，但在一年一度的“职业之夜”活动中，却没人给我提供这个机会。人们认为我应该去做律师。于是，我被送到了韦伯斯特小姐那儿，学习如何得体地说话。
韦伯斯特小姐不仅是一位演讲老师，还是位店主。她的店叫做“格温&玛乔丽”，从学校出发只需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小店出售毛线和婴儿服装。店名中的格温即是韦伯斯特小姐，而玛乔丽则是个胖女人。玛乔丽站在玻璃柜台后，在毛线团之间缓慢地移动脚步。她穿着一件肥大的羊毛开衫，像是她自己编织的。身穿各种针织花样的模特摆放在铁丝架四周，他们完美的牙齿总是展露无遗：穿着带蕾丝编织的敞开式短外套的苗条淑女，还有下巴刮得干干净净、身着缆绳状花样针织毛衣的绅士。韦伯斯特小姐还在门前挂了一块牌子，用以展示她所拥有的专业资质与证书。四点钟时，店的前门就会半敞开着。这样，来自当地两所学校的学生们可以很方便地经过小店里边的走廊来到演讲的客厅，而不会打扰到玛乔丽。
从房间俯瞰出去正是一个小花园，其间几棵灌木有些枯萎，头顶是北方午后云层迅速变幻的天空，而壁炉的火苗跳跃着，时不时发出噼噼的声响。来上课的一共有六七个孩子，她们的课程学习进度各不相同。这些修道院女孩们会斜靠着椅子扶手，擤一下鼻子，然后找一个角落把书包和丝绒帽都堆在一起。课上没有一个男生。我猜也许，就算他们不会得体地说话，也能有其他办法把生活过得挺像样。
韦伯斯特小姐是一位娇小的女性。她的白发卷曲着，颈骨凸起，戴一副翘角眼镜，活像一只麻雀。人们常说，没有最富有或最瘦的人，只有更富有或更瘦的人，但是韦伯斯特小姐实在是太瘦了，尽管我自己也挺瘦的，尽管在那年头瘦得像块纪念碑成了一种时尚，但我还是得这样说。她总是跟人说，她只有一片肺叶，所以嗓音才如此平庸。她的口音不算真正的文雅，而是裹了糖衣的曼彻斯特口音。她在北方的保留剧目剧团担任过演员。什么时候？多久以前的事？“多拉·布莱恩还在打扫舞台的时候，我就在奥尔德姆出演麦克白妻子了。”
韦伯斯特小姐的工作是教我们朗诵莎士比亚的诗和选段；教我们诗的格律与形式，以及呼吸和吐词方法；另外还帮我们注册考试，这样我们才能考取证书。她大部分的学生都从七八岁就开始跟她上课，进步却很艰难、很缓慢。去上第一节课时，由于我只是个初学者，便被安排和几个幼儿在一起上课。她让我大声地念一首关于矮人小精灵的诗，想看看我的水平，而穿着棱纹连裤袜的我活像一个忧郁的巨人国成员。她说我最好回来和大孩子们一起上课。这都是些十三岁的孩子，她说，而她怎么能预先知道我是哪种水平？奇怪的是当我结束朗诵时，壁炉上方架子上的蓝色玻璃花瓶出现了一条明显的裂缝。我双手抱膝坐在地上，等着被解放。韦伯斯特小姐递给我一张呼吸道示意图：画的当然不是她的呼吸道，而是一个更理想化的图示。格温和玛乔丽的宠物走进了房间，这是一只约克郡犬，在我们的腿和书包之间跑来跑去。它头上绑了一个粉色的小蝴蝶结，在我脑海中立刻把这想象成了韦伯斯特小姐的脑袋。她和这只小狗看起来倒挺像的：弱不禁风、有些聒噪、不太机灵。
不过至少，韦伯斯特小姐知道怎样训练他人说话。每周练习的内容是押韵短诗，诗里包含了所有最难发的元音。每个元音都是一个放了诱饵的捕捉器，由韦伯斯特小姐专业放置，专门捕获每一种地方口音：
爸爸的车是捷豹，
爸爸的车开得飞快，
城堡、农场和谷仓，
我们飞驰而过……
我和哥哥弟弟们刚搬到柴郡时，遇到了不少困难。“他们说的王国、父亲和荣耀是什么意思？”现在在一所英国圣公会学校读书、年龄最小的弟弟问道。而很多年来我都以为，网球中一个漂亮的穿越球可以得一分。
当时的我还从没有去过英国南部，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学的是南部方言。学习的目标是达到标准发音，即带有明显的南部特征。而在英国西部的某处，像我一样年纪的学生或许正在被别的发音难倒：
罗依在德罗依特维奇
一个顶级牡蛎吧上班；
莫伊拉一边在那儿逗留
一边抿一口诺瓦丽·普拉味美思酒……
之后三年，学期中的每个星期二我都去韦伯斯特小姐那里上课。下课后，我磨磨蹭蹭地走在天色渐暗的回家路上，也会路过其他橱窗中展示着婴儿衣服的羊毛商店。村子熟食店挂着已经发白的冷肉，公园告示牌贴着惠斯特纸牌比赛和二手交易会的宣传海报。为了打发路途中的无聊，我经常幻想自己是一个身处异国的间谍，一个出现在战争临头的国家里冒充他人的女间谍。在这里，商店橱窗中的商品很快都会消失，人们每天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而古老运河上的铁桥、学校雨衣上战前留下的口子、那些走出火车站穿过候车室急于回家的乘客们面容中的疲惫，这一切都更刺激了我的幻想。拿着母亲给我的购物清单，在商店关门前冲去买东西，我假装自己是在购买某些黑市物品，而我的书包则装满了爆炸性秘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白日梦。我在这样幻想的时候，往往根据季节随身带着网球拍或冰球棍之类，但这却没有影响到我去投入地幻想。这种白日梦还挺凄凉的，充满了厌倦与厌恶感。对于那些讨厌年轻的年轻人来说，真应当有些支持措施，比如一个十二步的计划。因为我总是要听命于他人，所以我并不在乎自己做什么，是去韦伯斯特小姐那里上课还是其他事情。人只有到后来才会意识到，这些年岁都被浪费了。但如果我必须要年轻一回的话，真希望青春是被挥霍的。
我很快就记了整整两笔记本的图示、诗以及韦伯斯特小姐最爱考的押韵短诗。但我的绝大部分努力都是徒劳。一个小孩在北方一直长到七岁，之后无论怎样教育，总有一些南部人的发音是他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模仿得好的。从那以后，我经常能发现一些身份未公开的北方人，只要当他们说到特定的词时，口音就会将他们的身份暴露无遗。韦伯斯特小姐有一首押韵短诗，里面提到“推”、“拉”，还有一个在洗涤室切黄油面包的人。我记不得整首诗在讲什么，因为它不像讲罗依和莫伊拉的那首诗那么有趣，也使人提不起兴趣去朗诵它，但我知道它挺有难度，很可能使人在两个相邻音节之间出于紧张而断开，读不通顺。更为时髦的北方人会把这段话念成“切黄油儿面包儿”。为什么搞这么麻烦？他谁也骗不了。他原本的口音无处不在，一不小心就会泄露出来，无法隐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