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波兰官员和一队队军人穿着鲜艳的红色卡其装，手持先进的卡拉什尼科夫小型自动步枪。为了应对下午波兰军队的全面出动，波兰老战士埃德克·肯普纳身佩象征波兰旅游局的奥维斯徽章。由于一个农民在比得哥什惨遭毒打，当天下午爆发了全国性的危机，人们从各地纷纷涌入这座城市。如潮般的波兰官员在埃德克及其随从面前散开。“我告诉那个穿制服的混蛋，”埃德克一边和他的组员说，一边和两个搬运工商量，叫其中一个搬哈林克的行李，另一个提其他三个人的包，“我告诉那个混蛋，虽然我是美国人，我和奥维斯纽约办事处有很多来往。他问我纽约办事处的地址，我告诉他在第五街500号时，他很吃惊。我甚至还告诉了他邮编。他会去查的。他们什么都查。但你最好相信，纽约办事处的老板德罗日会为他的老朋友肯普纳圆谎的。”埃德克眨了眨眼，暗示着自己与克兰茜素未谋面的德罗日之间有某种长期的交易。“波兰人之间总是会互相帮忙的。”
他们如沙漏般慢慢地通过最后一道关卡。很大一群人等着，就像慢慢移动的乘客。“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是间谍。”哈林克低声说。她眼角泛蓝，似乎即将回家让她感到窒息。
人们都盯着他们看。或许是在看福多尔和埃德克的漂亮大衣，看哈林克的毛皮衣，甚至在看克兰茜那随意—但以东欧标准来说—穿得算是充裕的衣服。他的夹克在悉尼的冬天很适宜，但是在波兰却显得太单薄了一些，但那件阿伦岛牌高领毛衣能抵挡大多数气候。当然，他们盯着福尔多看，因为在他们这片土地上，在令人悲伤的四十年代早期，侏儒们都被杀掉了。“我他妈的该不该戏弄他们一下？”福多尔问克兰茜。
“在汽车公园里兑换美元，在汽车公园里兑换美元。”一个灰脸的人路过克兰茜的时候低声说道。
“别理他，”福多尔进言道，“那家伙说不定是个密探。”
埃德克和搬运工走在前面。突然他被一个秃头的、有着明显斯拉夫人特征的小男人撞出了人群。克兰茜在波兰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里面很熟悉这种特征—魁梧、健壮、硬朗—在遥远的南方，可以看到修路工、车站守卫和出租车司机，他们就有这种脸庞。克兰茜知道在背井离乡的时候，总是农民才会远渡重洋—他的祖辈是爱尔兰的农民。那个撞上埃德克的小个子正放声大笑，开始和埃德克拥抱。刹那间，他的抚爱就淹没在贝弗利希尔斯的埃多瓦德那像熊一样粗壮的臂膀里。“你这个枪贩子！”埃德克咆哮道。在这个不安宁的夜晚，他的奔放让周围有些人吓了一大跳，他们马上走开了。埃德克热情地用波兰语蹦出“枪”这个字，那个小男人也很自制地回答，虽然他的血统见证了几代人的压迫。埃德克转向同伙们，把他们和他刚刚拥抱完的那人一起带到了另一个喧闹的场所。那位矮个子名叫波格丹，是华沙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埃德克从他在芝加哥的公司给波格丹家里寄过食物包裹。他是个可爱的枪贩子，愿意载着他们周游波兰，却只收几百美元—嗯，也许350美元吧，然后就可以将它们在公开市场上兑换掉，抵得上三个月左右的工资呢。“晚上好（Dobrywieczor）！”福多尔和哈林克说道。克兰茜尝试着用相同微妙的元音组合向出租车司机打招呼，波格丹和另外三个同伴善意地一笑。克兰茜突然想到—这可不是第一次—波兰的历史，包括这些人所活动的偏远的角落—对他来说都是难以捉摸且无法企及的，发那些元音也是如此。
外面，空气阴冷而诡异，一个猛拽让克兰茜警觉起来。他转身一看，发现是哈林克，正在人行道上犹豫不前。他明显感觉到她的呼吸急促，发出呼呼之声，她的嘴唇启开，一声低沉的哭泣声冲口而出。此时，波格丹兴致勃勃地跑着去取他的出租车，埃德克跟在他身后，兴奋地喊叫着，并要搬运工停下来歇一会儿，不必焦急。哈林克紧紧地抓着克兰茜的手臂，她的手仿佛要抓穿了克兰茜的衣服。克兰茜想要拉动她，可是没想到，她居然抓得这么紧，他一动也动不了。哭声大起来了。站在她另一侧的福多尔，突然用带着手套的手给了她腰部重重的一拳。克兰茜可以听到这一击几乎打断了她的呼吸。“来吧，亲爱的，”福多尔说道，“没有人能碰你。你是个自由的女人，是他妈的一个西德公民。”
波格丹驾着他那辆梅塞德斯牌出租车来了。坐这车才般配，克兰茜暗想。小个子波格丹把哈林克所有的行李都捆在车顶。福多尔就像一个淫贼扔妓女一样把她扔上了车的后座。当克兰茜进来的时候，她低声对他说：“回家？我不应该来的。他们会觉察出我的犹太血统，他们会因为那个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波兰人而责骂我。他挂在每一个教堂中。”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克兰茜抓住她鸟一般的手腕说道，“你看上去像个法兰克福女人，或是纽约人。”他知道里斯特女人在奥斯威辛没有打下烙印—她们没被视为永久居民，因此没有受到这种待遇。他所做的研究也告诉他，当犹太人于14世纪第一次来到克拉科夫的卡津尼厄兹时，他们就很像游牧民，而且唯一暗中繁殖的后代才使她看上去如此国际化，而埃德克看上去也如此像波兰人。
埃德克此时已经进了车子后座，而且开始承担起了安抚的责任。“亲爱的，千万不要担心。现在你和埃德克叔叔在一起。只要一提到美国领事，他们就吓得屁滚尿流。相信我，我知道怎么回事。”他拍了拍手，朝克兰茜、福多尔和哈林克笑了笑。“太好玩了！春天的波兰！”
他们驱车穿越高楼林立的郊区时，克兰茜寻找着波兰人悲苦的标志。他指着一幢公寓大楼上一幅巨大的广告牌，问埃德克：“那上面写了些什么？”
埃德克翻译道：“穆拉诺教区欢迎圣母马利亚。克兰茜，那是幅雕像。它在各个教区间巡回展示。”
克兰茜回想起了他在西悉尼曾经行走了三英里，去看佩顿神父雕的圣母雕像的时光。天主教文化得到了普遍传播！圣母马利亚之足镇压了华沙行省和遥远的新南威尔士这两地的恶魔。
前面出现了一座公园。“我在那儿表演过一次，”福多尔说，“那是1938年8月。想当初，马戏团是名副其实的马戏团。那个时候，人们对反常的东西表现得很坦率。但是希特勒改变了这一切。如今，人们再也不对我们有好感了。那个时候我是踩高跷的。表演的时候，打扮得像个哈布斯堡家族的人一样。扔花冠啦，扔白鼬啦，从高跷上跳下，人们欢呼。他们以为是王子呢，原来却是个矮人。那些都是过去的日子了。”
“增产又增薪。”埃德克把贴在头顶那座桥上的通告作了翻译。但是恰在那时，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东山再起。“啊，光辉的圣母马利亚，我们—你在维拉瑙—衷心地欢迎您！”一条垂挂在建筑起重机上的横幅向人们昭告。
“你这个小家伙，”埃德克笑道，顺势就把手伸向前座，拧了一把波格丹的耳朵，“他认识瓦文萨。他知道克拉科夫的克拉萨。你知道的，乌雷克·克拉萨是瓦文萨的陆军中尉。那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是我的家乡。”他认识电影制片人瓦伊达，他也认识那个拍儿童剧的混蛋罗曼·波兰斯基，他还认识另一位制片人，克拉科夫犹太人布卢门塔尔。“我以前时常和他的姨妈一起外出，而且带她去吃法式糕点铺，你信吗？”
波格丹扭头一笑。克兰茜暗自纳闷：他有可能认识瓦文萨吗？他有可能认识矮个儿的波兰斯基以及布卢门塔尔吗？布卢门塔尔的那部有关克拉科夫郊区一个电工家庭苦苦挣扎、追求经济和精神空间的电影，在西方节假日上映时，曾轰动一时。
仿佛在应埃德克之邀，出租车司机波格丹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克兰茜注意到福多尔听得那么专心，连刚刚停止哭的哈林克也在仔细聆听。埃德克的男低音偶尔会插进来，为澳大利亚人做一番简短的解释。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年轻的波格丹刚刚结婚。他发现自己和瓦文萨一家住在同一栋格但斯克那时，他刚刚丢了机修工的饭碗，几乎同时瓦文萨也被工作委员会解雇了。于是波格丹就搬到了妻子所在的华沙，开始做起了出租车司机。他说（由埃德克翻译），这可能是他最好的一次搬迁。你会遇到外国乘客遗留在车上的小说—美国小说、法国小说。这些小说让他那个想当教师的女儿欣喜若狂。美国人和西德人很牛气的另一样东西是坚挺的货币。但是，你也可以遇到日本人。日本人很了不起，波格丹说。他们做事有板有眼。他们慷慨大度，在华沙的出租车司机有口皆碑。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有什么不好。美国人也赢得到了高分。
于是，在克兰茜看来，波格丹是一位革命者，由于他经常与外币打交道，他的革命性已大打折扣。克兰茜还推测，除了安全部队和党内的一些死党分子外，几乎每一个波兰人都与瓦文萨脱不了干系。仿佛为了回应这一疑虑，波格丹放下了他的遮阳板—出租车司机经常把他们的宝贝东西掖在遮阳板的内层。但这一次波格丹不是从遮阳板的内层，而是从遮阳板上的一条狭长的口子里掏出了一张照片。他把照片递给坐在后座的克兰茜。克兰茜端详着它。这是一张几年前在室内拍的彩照，瓦炉、起居室的墙壁和其他背景，包括一幅耶稣圣心的复制品，都已呈紫铜色，仿佛已被触摸过它的虔敬之手所生锈。照片中有两位风姿未减、古风遗存的斯洛伐克妇女，一位头发依旧茂密的年轻的波格丹，还有一位面貌端庄、胡子整齐、风华正茂的莱赫·瓦文沙。“莱斯科住在5号楼，”波格丹解释道，“我住在7号楼。”
他做了个食指向上的手势。埃德克又拧了拧司机的脸颊。“这个风度翩翩的小矮子就住在瓦文萨家楼上。”他开始用波兰语仔细盘问波格丹，然后把信息传达给了克兰茜。“这幅照片摄于1972年。波格丹和瓦文萨代表造船厂工会下的同一个工作车间。你看见照片里他那位纤小的妻子了吗？她真可爱！”埃德克在说“可爱”（adorable）这个形容词时，把第二个音节发成了doo—er，以示特别强调。
波格丹继续用波兰语讲他的故事，而埃德克·肯普纳继续替他翻译。波格丹曾在造船厂的运输部门工作，当时他是个焊工。那是一个很远的维修厂，位于戴德维斯图拉附近。他们经常把捣乱分子送到那里去。瓦文萨是电工，波格丹是焊工，要负责把卡车发动机运送到这个大工业区的某一个路途较远的车间。1978年的某个秋日，管理层告诉工会必须开除莱赫·瓦文萨。车间主任顶风抗命，被降职为仓库保管员。一周后，波格丹和瓦文萨的另外一位助手被解雇了。（埃德克在表达这一切时，不断地提到一个个该死的暴君。）
当时，在波兰能领到技术工人的工资是很困难的，埃德克翻译道。所以，失业简直是逼人疯狂，如入地狱。
克兰茜想到了波罗的海一个凄凉的工业景区。你要想在这种环境下忍耐着活下来，除非你能摆弄焊炬、铆枪或吊车操杆。波格丹说，瓦文萨对自己被解职丝毫没有不安。他继续不断地贴大字报，谢耶纳卡街车间有位工程师撕了一张，后来，他被从索具上掉下来的涡轮发动机砸伤了，于是，莱斯科就到医院去探望他。他对工程师说：“我们把事实真相贴在了墙上，而你却把它撕下来，上帝惩罚了你。以后，再也不要撕毁真相了。”
波格丹通过他的翻译向埃德克坦承，他本人并不相信上帝会直接插手波兰事务。工厂开除他，已吓得他一蹶不振。波格丹有今天，得感谢他岳父。刚开始的时候，波格丹以为他是个社会寄生虫。他岳父是一位华沙商人，随身携带大量卡梅尔牌香烟，频繁来往于西德、波兰之间。不知何因，当时波兰的香烟一直引领着西欧潮流—由于莱斯科的国际声誉，不管他在国际声誉受到什么误解—如今尤烈。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他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波兰人，不是中情局眼中的波兰人，也不是法国人心目中的波兰人。他是地地道道的波兰人，永远都是。除此之外，波格丹的岳父还让他在华沙拥有了自己的出租车。波格丹通过埃德克之口这样说，做一名出租车司机，我感到非常舒心自在。出租车司机置身于历史之外，所以，可以说，他们经历了历史。莱斯科知道这点，因此他原谅了我，波格丹自夸道。莱斯科也想要过安静的生活，但他有一个波兰恶魔附身。
哈林克的手紧紧抓住克兰茜的手腕。“他们说起话来，好像他们生活在三十年代，”哈林克喃喃低语道，声音仿佛是从她那突出的眼睛里传出来的，“他们不止是恶魔附身，而且是波兰恶魔。他们是这么可怕。我为什么要来呢？克兰茜先生。”
克兰茜认为，最好在哈林克的手背上拍一下那棍子一样直的手腕。除此之外，通过波格丹，他也超越了那一阶每个澳大利亚人都希望跨出的楼梯—历史。
黑暗已经降临。街灯亮了起来，但却没有驱走黑暗。突然，埃德克尖叫道：“维斯图拉！维斯图拉！”
“这眼泪聚成的河流。”哈林克自言自语道，点燃了另外一根香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