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光绪帝之所以一定要翁同龢去传取康有为的著作，实在是有点非让他参与到维新变法中来，有点拉他“下水”的意思，其最终目的是稳住他，至少不让他成为维新的反对者。因为光绪帝知道，他虽然与慈禧双方达成了妥协，慈禧表面上也同意维新，但本质上是反对的，如果作为朝中第一重臣的翁同龢一旦成为反对者，那么维新变法是断难实现的。这也是唯一能解释，为什么光绪帝虽如此被翁顶撞，但仅几天后还要让翁起草《定国是诏》参与维新的原因。
翁同龢在起草《定国是诏》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志坚定，臣对：“本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诚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
这里翁同龢“退拟旨一道”，即指后来光绪颁行的维新变法的《定国是诏》。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本诏书是“上奉慈谕”欲颁行的，二是面对“圣意志坚定”的维新决心，“臣对：‘本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诚不可忘。’”而他的这一观点，几乎与奕临终时给慈禧和光绪的一模一样。何以如此？实在是不言而喻。从前有许多研究者都曾发现，翁同龢虽赞成、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的主张，但在具体内容和方式上他又与康有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至少不像康有为他们主张的那么激进，准确地说，他最多属于维新派中的保守派，以至于认为，当光绪帝4月24日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关于变法维新的著作时，翁同龢竟一反常态突兀地表白自己不与康有为往来。其实这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这一现象的背后，即翁同龢为什么会这样。
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颁行了，翁当然成了朝野公认的“维新派”，这自然为慈禧所不能容；而光绪帝知道，翁本质上几乎沦为了维新的绊脚石的边缘了，也不能让他留在朝中了。所谓“帝党”与“后党”有许多的分歧，但是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共识，所以至此，翁同龢的命运已经注定，于是在《定国是诏》颁行四天后便有了上面的那一道朱谕。借此，光绪帝还正好可以一摆杀鸡儆猴的架势：谁敢阻挡维新必将严惩，帝师也不例外！
聪明一世的翁同龢怎么也没想到，他如此做事如下棋，走一步看三步，以求方方面面都不得罪，但结果却是各方都得罪了。因此，如果我们说翁同龢的被黜原因是他的窝囊与愚蠢，那是大错而特错的，相反，正是因为他的“聪明”——一切似乎都正应了一句俗话：“聪明反被聪明误”。
五
如果说翁同龢的被开缺多少是有一点他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味，且在当时的情境之中，他由于身处于局中而并未意识到，那么等到开缺回籍，痛定思痛后，聪明的他一定不会不悟出其中的原委吧！
在他回到原籍常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他扫墓祭祖后在日记中写道：
由南门赴西山，六刻抵墓次，伏哭毕，默省获保首领，从先人于地下，幸矣！又省所以靖献吾君者，皆尧舜之道，无肮脏之词，尚不至贻羞行人也。
由此不难见出，即使是此时，翁同龢对于自己的多年来宦海生涯还是充满了自信的。换句话说，他还不相信自己真就此被清廷彻底抛弃，因为他自信自己“所以靖献吾君者，皆尧舜之道，无肮脏之词”，因此，在很长一个阶段内，他事实上还在等待着东山再起。而这实在是有点不聪明了。事实上他最终等来的是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追加的一条圣谕：“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束。”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老人宦海沉浮一辈子的无限伤痛。
那么，翁同龢的这一切是他的咎由自取吗？那样说似乎对他太过残酷，也不太符合事实。
人们历来爱将翁同龢与李鸿章相对比评价，这一是因为他们几乎历来就是一对冤家，二是他们在晚清政坛上曾一度分量相当，三是他们二人的结局竟然大相径庭。
首先将他们俩放在一起比较的人是曾经与翁同龢结拜为兄弟的荣禄，他在甲午战争期间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麟的便条中有这样的话：“合肥（代指李鸿章，因为李是安徽合肥人）甘为小人，而常熟（代指翁同龢，因为翁是江苏常熟人）则仍作伪君子。”此话常被人们引用，非常有名，虽然其有各打五十大板——“一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的意思，但倒也道出了他们两人的根本不同。的确，李鸿章在历史上似乎比较透明，他就是个政客、官僚兼卖国贼，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坏人”。虽然今天有几个所谓的“学者”，也曾写过几篇所谓的“学术论文”要替李鸿章翻案，但那只是一种哗众取宠而已，人们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几乎历来就并无多少争议。但是，而欲对翁同龢作出评价，似乎不太容易，他身上有着反差极大的两面性，且这种两面性并非是荣禄所说的伪君子的两面性——若真如荣禄所说，那么他的“坏”与李鸿章相比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吗？但我们似乎并不能简单地说翁同龢是一个“坏人”，可也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好人”，我们似乎只能说他是一个“聪明人”，正是他的聪明，使得他身上始终存在着封建士大夫与封建官僚双重人格，他的双重人格又决定着他们生活中的言行，使他最终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人。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也无论是对他一生持肯定的人还是有所保留的人，对于翁同龢至少有两个方面都是认可的：一是他的清廉，二是他的书法。
翁同龢被誉为“清流”领袖，其清廉之名并非浪得。据史料记载，翁同龢死后家无长物，连办丧事的钱也是他的生前友好和门人凑的；而在平常生活中，他更是自守清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拒受馈赠。清朝官员俸入微薄，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清朝有不成文的规矩，官员接受馈赠，只要与公事无关，就不算受贿，更不算贪污。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规矩，所以大多数官员都接受馈赠。如果是地方官来京，大多用“冰敬”、“炭敬”、“别敬”等名目给有关京官送礼；若京官到地方办事，地方官送礼的名目则有“程仪”、“津润”、“路费”等，馈赠的礼物主要是银两或贵重物品……而这一切在当时都不算受贿。但尽管如此，翁同龢仍坚决拒受这些。如，同治五年，他护送父亲灵柩回籍安葬；同治十二年，母亲去世，他回籍丁忧。由于当时他身任同治帝师，当时地方上的一些官员如曾国荃、丁日昌、高心夔等人均先后向他赠银，但他坚决不收。二是严肃家风。翁同龢自己无子女，自然视诸侄如己出，但是他对侄辈、侄孙辈从来都是严格管教。如，其兄翁同书之孙翁斌孙十八岁考中进士，春风得意。翁同龢认为翁斌孙成名太早，恐对日后不利，因而在翁斌孙考中的当月，连续寄去三封信，要他不收礼、不接受“包漕”，且要戒酒、戒骄、戒矜，严守一个“静”字，并特别提醒他：“仓上万不可染，勿预地方公事，勿闲散，勿外出应酬”；“两县送钱万不可收，无论是何名目，总是陋规。”三是约束亲友。光绪初年，盛宣怀因在经办轮船招商局中贪污受贿，被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劾。盛家与翁家是世交，彼此早有往来，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携带礼物找到翁同龢，请翁同龢疏通有关大员，使其子免遭处分。翁同龢退还了礼物，说“此中事实未易悉”，明确拒绝了盛康的请求。光绪十年刑部主事朱寿镛因受贿被人告发，革职永不叙用。他向翁同龢求助。朱氏有恩于翁家，现在有困难理应帮他。但翁同龢了解了朱氏革职的经过后，认为事涉国家法律和一个官吏的操守，最终不但拒绝了朱氏要求，而且还要他认真反省，好好做人。翁同龢的这一系列行为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甚至放到我们今天，也会让我们许多的“公仆”们汗颜的吧！至于在当时，那更是与多数官僚的做派大相径庭，这不能不让他们多少有点尴尬。这或许便是翁同龢获得个伪君子的名声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翁同龢的清廉正是他士大夫人格，即知识分子人格在起着作用。但是翁同龢一直身处官场，事实上又是一个大官僚，这又不能不养成了他身上的另一种官僚人格。而这两种人格同处一身，不时会发生矛盾、冲突，也属自然而然。
翁同龢的确写得一手好书法。《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的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徐珂《清稗类钞》评价他的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清代著名书法家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具体评价他的书法：“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谭钟麟对翁字更是推崇备至，他说：“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这些评价，足可见出翁同龢书法水平绝非一般之高，其书名也绝非浪得。
俗话说，“字如其人”，但就我看到过的翁氏书法作品来看，其风格应属宽博、大气一路，但是世人多以小气、狭隘评翁氏为人，这似乎矛盾。这也让我们不能不再次说到那个深深地躲在他自己宽博、大气笔墨背后的翁同龢其人。
封建知识分子历来将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立德、立功、立言”，翁同龢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翁同龢一辈子，除了他起草的那些诏书、圣谕和一部被他晚年几次删改过的《翁同龢日记》，以及一些应景应酬诗作外，几乎没有留下来什么文章。显然这不会是因为他的公务繁忙，也不会是因为他真的没有情感需要宣泄，没有思想需要表达，更不会是他的文章才华在考上状元后便江郎才尽了，真正的原因只会是他生怕在文章中泄露自己的心机而惹祸，因为他看到清代有太多的文字狱；他把自己“立言”目标的实现寄托在自己的笔墨中，所以他精研书法，以达到在文化上的不朽，将人的真实面目深深地躲到了笔墨的背后。这既是翁氏书法之所以笔墨精良的原因，也是翁氏书法终显人、书矛盾的原因，更是翁同龢人格双重，且双重人格又时显矛盾的表现。
其实，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存在着人格的两重性，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所谓的“内圣外王”；而“内”要做到“圣”，就必须要保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即主要是保持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底线；而“外”要做到“王”，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现实社会中，他们只能去做的不是“王”，最多只是“官”，也就是说，只能是通过借助于别人来实行自己的“王道”，当然这个“别人”不能是不如自己者，而是力量越大者越好，最好自然是皇帝了。但是，这样一来，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所谓“外王”，便有点像小马拉大车了，有时候你不但拉不动车，还反而为车所拉，并受其制约，这种制约不但有外在的，还有内在的——与你“内圣”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晚清人物中最赤裸裸地主张和实践所谓“内圣外王”的是曾国藩，出生于传统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的翁同龢，当然也不乏这种“内圣外王”的思想。正是因为“内圣”的追求，所以他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竟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底线，例如保持清廉。
李鸿章虽然也是科举出生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彻底放弃了自己“内圣”的追求，一切只为了自己的“官”——那在他看来才是他所“外王”的唯一资本，因此，他无论是在收受那些行贿者送上的银子时，还是在那些卖国的条约上签字时，手从来就不曾抖过，正如荣禄所说“自甘小人”，这自然倒也显得很“真实”；而相比之下，翁同龢倒显得很“虚伪”了。
当然翁同龢的虚伪还不止这一点。
说起来翁同龢“外王”的运气，算是很不错了，一是他考得了状元的头衔，更重要的是他傍上了同治、光绪；但是换一个角度说，他的运气也实在太坏，因为同治、光绪之外还有一个慈禧，这让他很难办，他不得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周旋其间。而就是这种聪明的周旋，又无时无刻不与他内心“圣”的追求的性格相冲突，也给人以虚伪的印象。关于这一点，连他的世交潘祖荫也曾经评价说：“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这样评价虽未必客观准确，但翁同龢不够胸襟坦荡，不曾果敢有为，爱耍些小聪明，爱打些小算盘等等，恐怕也是事实；而这一切终使得他身居高位，但政治才能大打折扣，并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且不但误己，更是误国——这也是事实，且都成为了历史。历史许多时候仅仅只是一个庄重而又空洞的大字眼，你越走近了，便越看不到它。例如我现在在试图叙述一段历史时，我只看见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无意间与一些人走到了一起，并掺和到了一些事情中，更做了一些事情，如此而已。但是，这就是翁同龢的机遇。许多人努力一生、奋斗一生，终不能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一点痕迹。不想做、事实上也做不了“维新派”的翁同龢，却被尊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既不想得罪皇帝，也不想得罪慈禧的他却被罢了官；也正是因为这一切，翁同龢便不再是一个科场得意的状元郎，也不再是一个工于笔墨的书法家，而俨然成了一个政治家；而事实上，无论是他的政治才能还是其政治效果，都是极差的。
《翁同龢传》的作者高阳先生说：“守礼安分是翁同龢的第一长处，但守礼安分者每短于应急济变之才，时势所趋，莫知其然而然地用其短，此真清祚不永的气数使然了。”此话说得很有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