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翁同龢自1856年会试考中状元后，直至1898年回籍，42年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三省六部掌管过大半，可谓是一位全能型的官员，人生可谓一路辉煌，但是奠定他辉煌人生的基石，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并非是他的状元功名（至少不仅仅是）——历史上是状元而无作为者也很多的——而是他的教师生涯。
翁同龢是一位好教师。常言道，世上最难的工作便是人的工作，而要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项“人的工作”，便是做官与教书了。因此不要以为教书很简单，教师很好当。古人言：“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可见一个人要成为一名好教师并不容易。就学问上来说，没有学问，当然成不了；但是仅凭学问大，也不一定成得了——或许他可以成为一名能教书的“经师”，但很难成为一名既能教书又能育人的“人师”；就态度来说，不严肃、无规矩不行，但是太严肃、太死板也不行；就手段来说，无逸趣、无调节不行，但是太寻乐、太放任也不行……总之，其中度的掌握，全在灵活机动，聪明应对。一般人都知道，翁同龢是“两朝帝师”，前后做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太师二十余年。试想，教过皇帝的师傅（清室称皇帝的汉文老师为“师傅”，满文老师为“俺答”或“谙达”）多了去了，如过江之鲫，为什么只有翁同龢能长期获得两宫与皇帝本人的赏识呢？
同治四年时，同治皇帝的师傅，除了翁同龢外还有三人，即李鸿藻、倭仁、徐桐，在这四人中，翁同龢是资历最浅的，但是很快便脱颖而出，其中的秘密，我们从他于同治五年三月十三日的一则日记中可见出一斑：
是日进讲明太祖诏百官迎养父母者，官给舟车一节，皇太后问洪武为政，尚宽尚猛，及当时大臣为谁。具对毕，又问书斋功课，以十日来无戏言，而精神多倦对。两宫并云：皇帝起甚早，往往呼醒犹睡，天气渐长，其倦宜也。因对言，精神固宜聚，亦视机栝如何。每遇读书窒滞时，或写字，或下坐，以舒展其气，机栝动而读亦顺利矣。（同治五年三月十三日记）
当时皇帝学业情况的稽查有内外之分：外有惠王、醇王和恭王等几位亲王不时到书房考查；内有两宫太后将师傅召进养心殿查问。上面翁同龢的这则日记，便是记录他当天在养心殿为两宫太后进讲《治平宝鉴》时，应答太后顺便查问皇帝学业的情景。据此我们不难看出，翁同龢在对皇帝进行教育教学时，是十分懂得劳逸结合、张弛有道的学习规律的。这足以证明，翁同龢是一位不错的教师。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他教的学生不是皇帝，而是一般的学生，他还会如此尽心吗？是的，他的学生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皇帝，但是正因为这一点，我以为这更加证明翁同龢是一位很优秀的教师。
“门生天子”——老师在学生面前，既尊为师者，但同时也是臣子、奴才——怀着如此心理的为师者，最容易在教学中走两个极端，或道貌岸然、疾言厉色以示师道尊严，或如履薄冰、放任自流以自保身家与前程。如倭仁，据史料记载，他的教学“深入而不能浅出，小皇帝上他的课感觉是在受罪……由翁同龢代课，一切顺利”；而徐桐常常会于课上“大动声色”，使得小皇帝视书房为畏途。因此，能如翁同龢那样做到“亦视机栝如何”，灵活机动，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正是因为翁同龢教学有方、聪明灵活，虽然小皇帝性情外向，心气浮动，学习情绪很不稳定，但是他总有办法使小皇帝就范从而完成学习任务，这从他的日记中也可看出，如同治五年二月所记：
十七日：上读无倦容，无嬉戏，为今年第一日。
廿一日：卯正上至，读四刻接读满书，辰正还宫。巳初至午正二刻毕。
廿五日：卯正上至。是日多戏言，龢与诸公切谏，读尚勤。未初二刻退。
很快，在小皇帝众多的师傅与谙达中，翁同龢脱颖而出，不但小皇帝最喜欢亲近和依赖他，而且两宫也对他的教学很满意。
二
对于翁同龢来说，他当然希望能在皇帝的众多的师傅与谙达中脱颖而出。因为清宫历来有“尊师”的传统；尤其是自雍正创建不立储而秘密择贤传位的制度以来，那些教皇子皇孙读书的上书房“行走”师傅，走进南书房便实际是走上仕途康庄的开始，因为学生一旦成为天子，那就不仅入阁拜相为指掌之间之事，子孙也如家有丹书铁券，更何况翁同龢现在正教着的是已登基的皇帝了，只不过年岁尚小，但长大亲政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若获得皇帝的亲近和信任，自己的飞黄腾达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是，对于翁同龢来说，此时的脱颖而出也并非一定是什么好事。因为一个人的脱颖而出，招致嫉妒和陷害似乎是必然的。再则翁同龢此时的官职是“弘德殿行走”，而这弘德殿在宫中又是著名的是非之地，一不小心便会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
弘德殿的是非之来由是因为其中之人似乎个个都有不平之气，以至形成矛盾。本是游牧民族的满人，虽入主中原，成了汉人的统治者，但是多数人都从内心瞧不起汉人及其汉文化，自然也一向轻师，口头上不时称之为“教书匠”，这让汉人师傅深为不满；但清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又不得不尊汉学，尤其是从康熙开始，尊崇朱子理学，称之为“圣学”，并规定宫中上书房授读汉书的翰林，一律尊称师傅；雍正更明文规定，皇子入学礼节，“师傅受揖，坐而授书”；而教授满文的满族大臣则称“俺答”，后改称“谙达”，且在教授时没有座位，也就是学生坐着听，谙达站着讲课，这又让满族大臣愤愤不平。再加上几个师傅之间也多有矛盾、互相不满，而他们身后又都牵着或皇帝、或太后、或亲王，所以弘德殿焉能不成为是非之地。虽然师傅在名义上处于尊者之位，但清朝毕竟是满人的王朝，谙达是满人，实际势力又往往大过师傅，所以二者矛盾冲突的结果常常是师傅处下风，以至最终倒霉。翁同龢对此自然是早就看在眼里，而心里更明白，虽然此时他有皇帝的亲近，但是皇帝毕竟还小不更事，也还没有亲政，并不能对他形成保护。翁同龢凭着自己的聪明与明智，在弘德殿的是是非非中，始终是一个“不倒翁”。
首先，他深谙儒家的中庸之道，懂得韬光养晦、积累资本。如徐桐对倭仁素为不满，常在翁同龢面前发攻击之言，但他仍在倭仁面前执后辈之礼，始终摆出一副“凡事受教”的样子，而内心其实并非心悦诚服。这一切让他在众多师傅中获得了较好的“人缘”与口碑。
其次，他在关键时刻懂得三十六计走为上，知道以退为进。
同治十年，弘德殿新老之争几乎到了白热化；小皇帝也已十六岁，两年之内就可亲政了，所谓“帝党”与“后党”也日渐形成，并矛盾日渐显现；宫中的一切似乎都变得越来越敏感，一些官员每日都如热锅上的蚂蚁，唯恐在“帝党”与“后党”之间站错了队而影响自己的前程。而此时，翁同龢却选择了远离这一切——是年腊月，其母许氏在常熟老家去世，翁同龢随即便要求丁忧回乡两年。尽管母丧丁忧在封建社会中是正常之举，我们并不能完全说他此举便是因为他对宫中将来的一切变故有先见之明，但是有两点还是让我们不能不想，这一切都并非事出偶然。一是，当翁同龢提出丁忧回乡时，恭王曾亲临致祭，并一再挽留说，上书房正处于吃紧之际，希望他能留下来，不要回乡，但是翁同龢坚决要求回乡，并一去两年。这让人不由得想，如果仅仅是出于丁忧的原因欲回乡，那么在朝廷一再挽留，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选择忠而放弃孝，也并非一定是什么大逆不道；唯一的解释是，其中一定有他认为非离开不可的原因。二是，从回乡两年后所达到的实际效果回过头来看，他的离京回乡实在是聪明之举。
翁同龢丁忧两年内，宫中果然大事不断，一是同治帝终于亲政，想复修圆明园，但是朝中大员多有反对，同治帝便想借机改组朝政，先是黜革恭王父子，后又罢黜和贬谪了一大批朝中大员；后又因后党发现同治帝因曾“入歧”染疾，而惩处弘德殿师傅的失职，其中就包括弘德殿的徐桐、林天龄等老同事，而翁同龢因为在乡丁忧，而不在惩处之列，自然也就顺利地躲过了一劫。这看似偶然，其实有其必然。大概也正是因此，一向在日记中措辞老成、稳妥的他，也禁不住踌躇满志，如同治十二年七月九日记：
臣龢进曰：“今日事须有归宿，请圣旨先定，诸臣始得承旨。”上曰：“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库项充裕时，园工可许再举乎？”则皆曰：“如天之福，彼时必当兴修。”遂定停园修三海而退。
语气中俨然自己已是朝中一言九鼎的重臣了。至于皇帝授读的责任，此时他也当仁不让了，对此他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如八月初一记：
龢既未至，（两宫太后）待良久，并谕本鸿藻，传谕臣龢，讲书当切实明白，务期有益。
不仅如此，他还在为人图画所题的一首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万事尽如栽柳法，一官难得看花时。
——《题潘伯寅万柳堂补柳图》
意思是说，朝朝入值，不一定如翰林之萧闲。虽是劝慰潘伯寅的口吻，但得意之情毫不掩饰。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丁忧回乡，完全是他当初的聪明之举。
至此，翁同龢完成了从一位好教师（更多地具有封建知识分子特征）向一位老谋深算的封建官僚的蜕变。
其实，翁同龢身上本来就具有知识分子与政客官僚的双重性格特征，且其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出生的常熟翁氏，是一个有着浓重官僚色彩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家庭无论是在近代科举史上，还是政治史上都有着显赫的地位。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举人，嘉庆时选任海州学正；父亲翁心存，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历官工部、兵部、吏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为同治帝师。长兄翁同书，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贵州学政、内阁学士，官至安徽巡抚；三兄翁同爵，历官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侄子翁曾源，同治二年（1863年）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另一侄子翁曾桂官至浙江布政使；侄孙翁斌孙，光绪进士，官至直隶提法使……时人曾赞其为：父子宰相，同为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叔侄联魁，状元及第，四世五人，俱为进士。从这样一个家庭走出的人，在精通文章之道的同时深谙登龙之术，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只不过翁同龢可谓是一个集大成者。
三
聪明、能干，这两个词常常被人们连在一起使用。的确，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如果真“聪明”，那么他往往也“能干”。翁同龢的确很精通登龙之术，但是他毕竟不同于那种只会靠一味拍马而想登龙的鼠辈，这样的人事实上一般也很难登至极致，而只有那种既能干，又深谙登龙之术者，才能最终成功。翁同龢便是这样的人，他确也曾干成过几件很漂亮的事情。
随着近年来一部叫《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电视连续剧的热播，相信今天的多数人也对这个案子的具体情节有所了解，因此我便不再在这里赘述，对此我只想说的有两点：一是，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案子最终报到刑部，最先主持此案并发现漏洞驳回重审者便是翁同龢，而此时的翁同龢还并非刑部尚书，而只是署理侍郎。二是这个案子重审的最终结果是，完全翻案，杨乃武与小白菜被平反昭雪，而审理过此案和与此案有瓜葛的包括浙江巡抚杨昌濬、学政胡瑞澜在内的一大批大员被革职处分。如此异常地大快人心，背后有着很复杂的背景。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左宗棠等为首的湘军和李鸿章为首的淮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后，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湘军和淮军中的人物，便成了执掌太平军最后根据地的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大员，俨然可以支配江浙，而江浙两省的这些官员，亦唯左宗棠、李鸿章等是从。如同治八年，左宗棠麾下大将杨昌濬由其保荐而成为浙江巡抚后，杨每个月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为左凑足西征的“协饷”，汇交左宗棠的粮台。这就引起了江浙两省官员，尤其是两省在京官员的不满，以致形成对立（江浙两省历来是科举大省，在京官员势力很大），这种对立到同治末年达到顶点。而以慈禧为首的朝廷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她最担心的事情便是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居功自傲、尾大不掉，对于江浙两省的状况也早已看在眼里，并似乎成了一块心病。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被报到了刑部，报到了翁同龢手上。聪明的翁同龢哪能不知道，一是几个民妇的状子既能递到他的手上，这背后一定是有高人指点和贵人相助的，他只要接下这状子，便意味着结交了这些高人与贵人，虽然他们隐在背后；二是他接下这状子要求重审，上头不但一定会同意，而且会大力支持的。这样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好事岂能放过！于是，他自己首先义无反顾地做起了青天，然后又让自己的侄儿打下手——虽说是他侄儿正做着刑部司官，此为他的职责，但也不能排除翁同龢有将来论功行赏时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请看他在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葛毕氏案，提验尸骨无毒，皆具结矣。此案余首驳议，而松侄司藩极用力……
果然不出所料，此案最终令慈禧大喜，因为终于使她的心病不说是由此根治，至少是有所减轻；而那些江浙京官，也从此对翁同龢信任有加，为他日后成为“清流”领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在民间，他也获得了“江南无日月，神州有青天”的美誉。总之，这一切无疑使翁同龢积攒了一笔不小的政治资本。
至此我们不能不说，并非刑部尚书而只是署理侍郎的翁同龢，能在一个已审理过多次的案子中发现漏洞，并毅然提出重审，这当然表现出了他较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魄力，但更多的则表现出了他的聪明。
同治十三年（1875年）十二月，同治帝突然驾崩，这给翁同龢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原来的一切如意算盘似乎突然间全落空了。但是很快，他又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曾是一名“好教师”的资格又一次当上了光绪帝的老师。这一次为帝师，除了资格更老了以外，更由于是重操旧业，所以一切更是驾轻就熟，很快便又取得了光绪帝的亲近与信任，而仕途的平步青云自然也不在话下，以至最终进入了清廷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成为军机大臣、总理事务大臣。这一过程有几十年之久，其间当然他也曾有过挫折和沉浮，但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地过去，总体上波澜不惊。因此，这一切本身便是翁同龢为官聪明能干的最好证明。
然而，聪明一世的翁同龢，就在他的仕途走到顶峰时，却在自己并无任何察觉的情况下，突然高高地、重重地跌下，且从此一蹶不振。而原因不是别的，竟是他的“不能干”与“不聪明”。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