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皖南黟县，是为了看西递宏村的古民居，可半途却由一咖啡色路标的指引而去了“归园”。
那园子离我们经过的公路不远，我们坐在车里透过车窗远远地就可以望见。
自然是一片掩映在绿树翠竹之中的粉墙黛瓦、飞角重檐和曲径回廊，只是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园子—心想，或许是又一座掩藏于深山的古典园林吧！
到了那儿才知道，竟是座新园子，为纪念赛金花而建的。
赛金花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但是真不知道她竟是黟县人！且也难以想象，这块出过朱熹等理学大师，也出过胡适等文化大师，事实上是宋元道统和明清理学原产地的土地上，竟也出了这么一位曾声震华夏的名妓！这对于那些道学夫子们莫不是一个天大的黑色幽默吗？
然而，园中的赛金花纪念馆内的文字，确切无疑地告诉我们：“郑彩云，艺名赛金花，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九日生于安徽省黟县二都上轴，父名郑八哥，祖父在苏州经营当铺，12岁时，由于母亲病故，遂随父到了苏州……”
赛金花确确实实是这块净洁而美丽的土地上生长出的一株罂粟花。
有人说她是徽州文化中的败笔，是程朱理学的尴尬，是徽州人的耻辱。
也有人说她是生活中的羊脂球，是中国的蝴蝶夫人，是徽州人的骄傲。
二
赛金花的大名广为人知，可能最初得力于一本叫《孽海花》的小说，其名列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本小说，以状元郎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婚姻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传奇故事：
“苏州状元”金雯青，在苏州的周家巷寻得一妙龄雏妓傅彩云，并将其纳为小妾，携进京城。入京后状元郎做了大清国的驻德、奥、俄、荷公使，便携彩云云游西方列国。此间彩云与德国一年轻上尉军官瓦德西相识，并陈仓暗度。谁知世事难料、人生无常，若干年后，状元郎因故被革职，惊吓之下一命呜呼，彩云因出身妓家而为金家不容，被迫艳帜再悬、重操旧业。不想八国联军此时攻破京城，其总司令竟是当年那位与彩云陈仓暗度一时之德国上尉。二人重逢后，彩云以身侍虎，以枕边风吹醒其灵魂深处被兽性所抑的丝丝人性，由此使浩劫之下的京城生灵少受了不少涂炭。
初看这个故事，似乎也可归入传统的“才子佳人”之列，只因为故事发生之背景—空间上从中国到欧洲，时间上正是晚清最为波诡云谲的那一段—可谓既广阔又特殊，所以不但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而且似乎有了某种特殊的意味；再加上其自号“东亚病夫”的作者曾朴宣称，这部小说的创作，“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原尔早登觉岸！”并说他只是“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节，收摄在我的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所以人们不得不相信小说中所写人事的真实性。于是有人对号入座，认定小说中的这位状元郎金雯青，就是中国唯一一位状元外交官洪钧，而那位公使夫人傅彩云便是赛金花。
于是有人又写了《孽海花续》《九尾龟》等，将这个特殊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更讲得活灵活现、家喻户晓。
如果人们的关注仅仅停留在这地步，本也算不得什么，最多也就没有超出文学欣赏与文学评论的范畴，大体上不会对社会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甚至于对于当时正活着的赛金花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孽海花》等小说流行于世的最初一二十年里，小说也好，传闻也好，似乎都没能帮上赛金花什么忙，她照样要靠日日忙于做老鸨、拉皮条和接嫖客生活，甚至还坐了一阵大牢。
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又一次面临着被更大规模的侵略，此时，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人们竟然又想起了那个赛金花。1934年，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半农，竟然宣称要为赛金花立传，并且真带着他的学生，找到了当时已人老珠黄而落魄异常的赛金花，对她进行了几十天的跟踪采访，最终虽然因为刘教授的不幸去世他没能亲自执笔，但他的学生商鸿逵还是继先生之遗志，完成了一本语录式传记《赛金花本事》。而其中赛金花所谓“口述”的许多情节，与《孽海花》中虽有小异，但多为大同。随后，“本事”中赛金花的那些“英雄事迹”，被著名剧作家夏衍编成了话剧《赛金花》，并在京沪各大剧场公演，赛金花本人还被邀请前去观看……就这样，一个曾在苏州、北京、上海等地艳帜高悬的妓女，竟被人称之为“九天护国娘娘”，风光无限、人模人样地走进了中国近代史；甚至直至她死去，这份风光似乎也未曾减退：大画家张大千为她作“彩云图”，李苦禅更是为她又撰文又作画又题字……
然而，几乎与“赛金花热”掀起的同时，人们也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有人怀疑：怎么能听一个妓女的自说自话自我标榜呢？婊子嘴里哪有真话！
有人欢呼：一个妓女就顶了十万雄兵，这不是大清国外交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吗？真是大快人心！
有人愤怒：堂堂大清帝国，竟然靠一个妓女舍身才能保护它的黎民百姓！而且事后还如此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有人嘲讽：看看那满朝的朱紫缙绅，竟然还不如一个卖身的妓女有用嘛！为此作诗一首：
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
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
三
人们之所以认为赛金花是“九天护国娘娘”，其实也不能说全是听了赛金花本人的自说自话，至少是基于了两个事实：一是赛金花早年的确做过中国驻德、奥、俄、荷公使洪钧的小妾，不仅在德国待过，有与一位名叫瓦德西的德国军官相识的机会和可能，而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时，联军的总司令正是一位叫做瓦德西的德国军官；二是在攻进北京的八国联军中，德国军队似乎表现得最为“文明”，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军队相比，的确收敛许多。
正是基于这两个事实，两个精彩的场面便似乎是非常合情合情地不仅出现在了小说中，也出现在了人们的想象中。
一个场面是在遥远的德国，在中国公使馆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或者是皇家的某个宴会上：年轻貌美的公使夫人赛金花浑身散发出的东方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年轻军官瓦德西的目光。舞曲响起，他走到赛金花的面前，非常绅士地邀请赛金花共舞。一曲未完，双方都已难舍难分了……
另一个场面当然是在被八国联军攻破了的北京，在瓦德西的军营之中：瓦德西瞪大眼睛吃惊地对赛金花说：“没想到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赛金花也用德语说：“我也很高兴！”随后两人热情拥抱、亲吻……这些都是洋礼节，但赛金花早就习惯。再后来，在瓦德西的大账之中，在被德军占领的紫禁城中，在慈禧的仪鸾殿大床之上，每当瓦德西心神皆爽之际，赛金花便“要他下一道命令，不准兵士再在外面随便杀人”。瓦德西自然老老实实、乖乖巧巧地照办。于是北京的大街小巷，那些本杀人不眨眼的联军士兵便不再随便杀人，至少是德国士兵如此。于是硝烟开始慢慢散去，街道渐渐干净，商店陆续开门……
如果这样的场面是真的，那么将赛金花称之为“九天护国娘娘”，虽有些难听，但也能理解。
然而，据《赛金花本事》载，赛金花亲口对刘半农与商鸿逵说：
有人说，我在欧洲常常到各舞场里去，那却是一派胡诌。要想一想，我是个缠脚女子，走动起来是如何的不方便，而且我在欧洲连洋装也没穿过，叫我怎么跳得起来？休说是到跳舞场，便是使馆里遇着常客，按照外国规矩，钦差夫人应该出来奉陪，可是我只出来打个招呼，同他们握握手就退回去。洪先生是最反对外国礼节的，常说他们野蛮，不可仿习。
……我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他问我：“到过德国吗？”我说：“小时同洪钦差去过。”又问：“洪钦差是你什么人？”这时我却撒了一句谎，说：“是我的姊夫。”他一听，喜欢极了。
可见，这第一个精彩场面原本并不存在，只是小说家的臆想和人们一厢情愿的虚构。可在《赛金花外传》中，赛金花又对曾繁言之凿凿地说：
那年结识了瓦德西将军。他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识。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
这样一来，真是难怪有人会说婊子的话哪能当真！再则她在德国时究竟与瓦德西认识不认识，甚至有没有见过，也便只能是一个迷了。
那么，在八国联军中，到底为什么恰恰是德国的军队比较文明呢？请看瓦德西在日记中所写：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在英国方面，关于上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似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曾为余言：印度军队，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实绝对不能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士兵，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之多。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这此所计划的打成粉碎。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1900年10月22日记）
……最侥幸者，德国军队当时未能参加公开抢劫之事。天津之战，我们只有三百海军参与其役，而舰长Usedum并将彼等聚在欧人租界之内，不准一兵前往天津。至于德国军士之到北京，则已在抢劫久过之后。余之所以谓德国军队未能参加抢劫为侥幸者，盖以司令长官见周围各兵士，已得各该军官允许，实行抢劫，或各该军官自己，甚至于争先抢取其最好之物，试问将有何法处置？又若（德国）兵士之中，设有一二颇知间避去长官耳目，以满其抢物贪欲，试问又有何法阴止？（1900年11月12日记）
可见，德国士兵之所以较“文明”，在天津时是他们的司令官怕他们人少吃亏，没准他们进城，而当时的那司令官也不是瓦德西；而在北京时，是因为他们来晚了一步，没赶上趟。还有一点，瓦德西到北京是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一个多月后，即使他与赛金花有床笫之欢，即使赛金花确曾“要他下一道命令，不准兵士再在外面随便杀人”，即使他也能真听赛金花的去照办不误，他也是不赶趟的呵！也因此，上面那第二个精彩场面实际上也只会是子虚乌有，它只能存在于小说家的虚构中和人们一厢情愿的臆想中。
四
赛金花之所以被称为“九天护国娘娘”，据她在《赛金花本事》中自述，除了上面所说的她“搞定”了瓦德西外，还在于她帮了李鸿章一个大忙，而实际上最终也帮了慈禧一个大忙。
众所周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借口是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但是这也仅仅只是个借口而已，其背后的复杂原因这里就不必细说）因此，在八国联军与清廷最后的谈判中，自然要谈到此事的处理。对此赛金花是这样对刘半农与商鸿逵说的：
当开和议时，态度最蛮横、从中最作梗的要算是德国了。他们总觉得死了一个公使，理直气壮，无论什么都不答应。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她一心想替她丈夫报仇，说出来许多奇苛条件，什么要西太后抵偿罢，要皇上赔罪罢，一味的不饶，把个全权和议大臣李鸿章弄得很没办法。我看看这种情形，心里实在起急，又难过，私下里就向瓦德西苦苦劝说了有多少次，请他不必过于执拗，给予中国留此地步，免得两国的嫌恨将来越结越深。瓦说，他倒没有什么不乐意，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办。于是我便告了奋勇，愿作个说客去说她。我说：“……您在中国许多年，没看到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的牌坊么？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候我心里喜欢极了，这也算我为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
如果她说的这一切是真的，那真是太匪夷所思了，她竟然比李鸿章还有本事！李鸿章做不通的工作，她就只需“七说八说”就做通了；且她竟也能代表政府先答应公使夫人可以为她丈夫立个牌坊，而后政府竟然就真的按照她的方案立个牌坊。
然而，我却因此而想到乡下老百姓口耳相传的一个寓言：一头牛在耕田，好不容易将一块田耕完了，耕田的农夫正要犒赏那牛，此时一只一直叮在牛背上的苍蝇对农夫说：“这田是我耕的呵！你怎么能只犒赏那牛，而不管我呢？”
尽管真的“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尽管后来北京东单的牌楼的确竖立起了一座“克林德牌坊”，尽管我们不能很清楚地知道这牌坊到底是怎么竖立起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赛金花说这一番话的同时，实际上已成了叮在牛背上的那只苍蝇了。
之所以这样说，据当时“和赛金花虽然不能说天天见面，但一个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跟她很熟”的齐如山先生在《关于赛金花》中分析，其中原因至少有三点：
第一，“她那几句德国话就不够资格”去“七说八说”，因为“赛之德语稀松得很，有些事情往往求我帮忙（实际上就是帮忙翻译），实因她不及我，但我的德语，也就仅能对付弄懂而已”。这样的德语水平，要去与人说道理，并且还要将固执的对方说通，说服，这未免天方夜谭；
第二，“就算她说过，瓦德西有这个权答应这些事么？瓦德西虽是各国联军的总司令，但这种司令是哪一国官级高哪一位就担任此职，并非因德国公使被害，德国权力较大也……这种司令仍不过是只管军事，至于一切国事的交涉，仍由各国公使秉承各本国政府的意旨进行，或主持。瓦得西怎么能有权答应这种请求呢？”
第三，就算“说赛金花可以求克林德夫人，试问一个公使夫人有权利答应这种事情么？她丈夫虽然被害，她不过可以要求关于自己的赔偿，至于真正国际事情，万非她可以主持”。
由此看来，赛金花“为国家办了一件小事”，也只能是她的自说自话，很难让人相信。
同样，在对于这两件“英雄事迹”上，赛金花自己的话也前后矛盾。据曲春江《赛金花轶事》载，赛金花曾应邀去看《赛金花》一剧的演出，看后她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