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面色苍白，眼睛发红，手里拿着蜡烛，颤个不停。命运中的剧变往往有这样一种特点：无论我们平时多么超脱，无动于衷，一旦遭遇剧变，原有的人性总不免受到触动，从心灵的深处流露出来。这修女经过这一天的激动，又变成妇女了，她痛哭过一阵，现在还发抖。
冉阿让正在一张纸上写好了几行字，他把这张纸交给修女说：
“我的姆姆，请您交给本堂神甫先生。”
这张纸是展开的。她在那上面望了一眼。
“您可以看。”他说。
她念：“我请本堂神甫先生料理我在这里留下的一切，用以代付我的诉讼费和今日死去的这个妇人的丧葬费，余款捐给穷人。”
姆姆想说话，但是语不成声。她勉强说了一句：
“市长先生不想再看一次那可怜的苦命人吗？”
“不，”他说，“逮我的人在后面追来了，他们到她屋子里去逮我，她会不得安宁。”
他的话刚说完，楼梯下已闹得一片响，他听见许多人的脚步，走上楼来，又听见那看门老妇人用她那最高最锐的嗓子说：
“我的好先生，我在慈悲的上帝面前向您发誓，今天一整天，一整晚，都没有人到这里来过，我也没有离开过大门！”
有个人回答说：
“可是那屋子里有灯光。”
他们辨别出这是沙威的声音。
屋子的门开开，便遮着右边的墙角。冉阿让吹灭了烛，躲在这墙角里。
散普丽斯姆姆跪在桌子旁边。
门自己开了。沙威走进来。
过道里有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和那看门妇人的争辩声。
修女低着眼睛正在祈祷。
一支细烛在壁炉台上发着微光。
沙威看见姆姆，停住了脚，不敢为难。
我们记得，沙威的本性，他的气质，他的一呼一吸都是对权力的尊崇。他是死板的，他不容许反对，也无可通融。在他看来，教会的权力更是高于一切。他是信徒，他在这方面，和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浅薄而规矩。在他的眼里，神甫是种没有缺点的神明，修女是种纯洁无疵的生物。他们都是与人世隔绝了的灵魂，好像他们的灵魂与人世之间隔着一堵围墙，墙上只有一扇唯一的、不说真话便从来不开的门。
他见了姆姆，第一个动作便是向后退。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任务束缚他并极力推他前进。他的第二个动作便是停下来，至少他总得冒险问一句话。
这是生平从不说谎的散普丽斯姆姆。沙威知道，因此对她也特别尊敬。
“我的姆姆，”他说，“您是一个人在这屋子里吗？”
那可怜的看门妇人吓得魂不附体，以为事体搞糟了。
姆姆抬起眼睛，回答说：
“是的。”
“既是这样，”沙威又说，“请您原谅我多话，这是我分内应做的事，今天您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一个男人。他逃走了，我们正在找他。那个叫冉阿让的家伙，您没有看见他吗？”
“没有。”
她说了假话。一连两次，一句接着一句，毫不踌躇，直截了当地说着假话，把她自己忘了似的。
“请原谅。”沙威说，他深深行了个礼，退出去了。呵，圣女！您超出凡尘，已有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拢了您的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愿您这次的谎话上达天堂。
这姆姆的话，在沙威听来，是那样可靠，以至刚吹灭的还在桌上冒烟的这支耐人寻味的蜡烛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一个钟头过后，有个人在树林和迷雾中大踏步离开了滨海蒙特勒伊向着巴黎走去。这人便是冉阿让。有两三个赶车的车夫曾遇到他，看见他背个包袱，穿件布罩衫。那件布罩衫，他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从没有人知道。而在那工厂的疗养室里，前几天死了一个老工人，只留下一件布罩衫。也许就是这件。
关于芳汀的最后几句话。
我们全有一个慈母——大地。芳汀归到这慈母的怀里去了。
本堂神甫尽量把冉阿让留下的东西，留下给穷人，他自以为做得得当，也许真是得当的。况且，这件事牵涉到谁呢？牵涉到一个苦役犯和一个娼妇。因此他简化了芳汀的殡葬，极力削减费用，把她送进了义冢。
于是芳汀被葬在坟场中那块属于大家而不属于任何私人、并使穷人千古埋没的公土里。幸而上帝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的灵魂。他们把芳汀隐在遍地遗骸的乱骨堆中，她被抛到公众的泥坑里去了。她的坟正像她的床一样。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
《红与黑》
·作者简介·
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城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13岁时就读于由当地革新派创办的中心学校，深受格罗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为其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1799年，司汤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到巴黎任职于军部。此后，他随军参加了两种力量、两种制度在整个欧洲的大搏斗。1814年拿破仑的统治崩溃，波旁王朝复辟，司汤达不得不离开巴黎，前往意大利的米兰居住。在米兰的时候，他读书、旅行，并研究意大利的音乐和美术，并发表了第一部作品《音乐家传记》。此后便开始了写作生涯。最终写出了反映法国七月革命前的现实长篇小说——《红与黑》。正是这部作品使他成为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作品导读·
《红与黑》自1830年问世以来，让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为之倾心。作品中的“少年野心家”于连·索黑尔被作者塑造得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如今已经成为个人奋斗的野心家的代名词，与世界上其他著名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一样脍炙人口。于连在他少年时代，就许下宏愿：“在拿破仑统治下，我会是一个军曹；在未来的神父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红”是军服的颜色，“黑”则是神父长袍的色彩。于连这种“红”与“黑”的野心和梦幻，在他的灵魂深处根深蒂固，“不当红衣将军即是黑衣主教”的思想一直左右着他的言行，直到把他推上断头台。然而，于连的人物形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伪善的钻营者和野心家，强烈的自尊和自觉的反叛意识在于连的性格上得以充分体现，也使得他与当时的一般人有着极大的区别，成为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代表。关于于连双重人格、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在小说中的描写，客观上也揭露了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残酷现实以及由此对青年一代的腐蚀和摧残。
《红与黑》作为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环境描写在作品中并不常见。但作者对人物内心思想的刻画却不吝笔墨。事实上，《红与黑》在挖掘心理的深度上已经达到了同时代作家所不可逾越的高度。主人公于连的心灵空间在小说深刻细腻的笔触下得以充分体现。在书中，作者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将主人公的深层意识活动挖掘出来。特别是对人物的爱情心理描写更是生动形象、动人心弦。本书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和地位，它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是一首“灵魂的哲学与诗”。因此，司汤达又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作品概要·
主人公是法国外省小镇维利埃一个木材商的儿子。尽管拿破仑的丰功伟绩让于连由心地崇拜，但是，他认为神职是王政复辟之下平民唯一的可选之路，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就。
不久后，于连以他过人的才智被市长德·莱纳先生聘为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此间，于连与德·莱纳夫人产生了炽热的爱情，于连更希望通过对她的控制而进入上流社会，但风声很快传遍了整座城市。一个靠受贿发财的地方官哇列诺十分嫉妒于连当上市长家的家庭教师，曾经被德·莱纳夫人拒绝的他，正巧发现了于连和德·莱纳夫人的奸情。他便写了一封信向德·莱纳先生告发。事发后，于连被迫离开德·莱纳夫人家而进入贝桑松的神学院，而德·莱纳夫人也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开始信奉宗教。
在神学院，于连的生活非常糟糕，没有人喜欢他，只有院长彼拉先生赏识他。后来，彼拉院长因支持德拉木尔侯爵的一件诉讼案件而失去了院长之位，侯爵便把院长弄到巴黎谋了个职业，于连也因受到院长的推荐而当上了侯爵的私人秘书。于连十分兴奋地离开了神学院，立即回到维利埃，在晚上翻越层层围墙重见了离别14个月的德·莱纳夫人，并在她的卧室中待了整整一天，直到被人发现才急忙逃走。
来到巴黎后的于连将对共和主义的向往巧妙地掩藏起来，并在社交界广结人缘，其交友的手腕也渐渐纯熟起来。另一方面，在公务上于连也很热心，并最终成为侯爵的心腹，经常来往于侯爵家里。不久，他对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产生了好感，并想通过控制玛蒂尔德来控制侯爵全家。虽然彼此间的等级差距很大，但自尊心极强的玛蒂尔德最终还是被这个身份低微却傲骨凛然的于连吸引，并委身于他。事后玛蒂尔德发现怀孕了，就强迫侯爵答应她和于连的婚事。尽管侯爵对此很是恼怒，但最终出于对公主的溺爱，还是给了于连一笔财产、一个贵族头衔和一个军官职位。于连并没有满足，反而开始得意忘形，对玛蒂尔德也不屑一顾。
正当于连意气风发之时，侯爵收到了德·莱纳夫人的一封信，信上揭露了于连在道德上的败坏，侯爵大发雷霆，当即取消了女儿的婚事。这也意味着于连再也不可能踏入上层社会了。气急败坏的于连回到了维利埃，用手枪射伤了正在教堂祷告的德·莱纳夫人，却当场被捕。
伤愈后的德·莱纳夫人去狱中看望于连，向他诉说了冤屈；于连也从庸俗的野心中解脱出来，才发现对德·莱纳夫人的爱依旧是真挚的。此刻，玛蒂尔德也痴情着于连，她来到了维利叶尔，想贿赂检察官以救出于连；于连的朋友富凯也劝于连逃狱，于连却始终不为所动。不久后，于连接受了审判，在法庭上他坦然地说：“死亡是我的应有惩罚。”法庭最终判了于连死刑。
行刑的那一天，于连镇静地上了刑场。行刑后，他的朋友富凯收殓了尸身，将其葬于山间的一个墓穴中。深爱着于连的玛蒂尔德决心效仿她的一位先人，她抱着于连的头颅，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而德·莱纳夫人在于连死后的第三天，因痛不欲生而与世长辞。
·经典章节·
下卷第三十九章困境
走出主教府，玛蒂尔德没有犹豫，立刻送了一封信给德·费瓦克夫人；虽然也担心影响自己的名誉，但是她一秒钟也未耽搁。她恳求她的情敌去让德·某某主教大人从头到尾亲笔写一封信给德·福利莱先生。她甚至求她亲自跑一趟贝藏松。就一颗嫉妒而骄傲的心灵来说，这个举动颇有英雄气概。
她听从了富凯的忠告，为谨慎计，没有把她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说给于连听。单单她来就已经够让他不安的了。死亡越来越近，他也变得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正直，他的悔恨不仅仅是对着德·拉莫尔先生的，也是对着玛蒂尔德的。
“怎么！”他对自己说，“我跟她在一起，有时候心不在焉，甚至有时候烦闷无聊。她为了我身败名裂，而我竟这样报答她！难道我是个恶人吗？”这个问题，他在野心勃勃的时候不大会放在心上，那时候，不能成功他才认作是最大的耻辱。
他对玛蒂尔德感到的精神痛苦越发顽固了，因为他此刻激起了她最离奇、最疯狂的热情。她满口都是她为了救他而打算做出的种种奇特的牺牲。
她受到一种她引为自豪的、压倒她全部自尊心的感情的激励，真想让她的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某种非凡的举动。她跟于连的长谈中尽是最奇特、对她最危险的计划。看守们被打发得好好的，让她在监狱里为所欲为。玛蒂尔德的主意并不局限于牺牲名节，她可不在乎让整个社会都知道她的状况。跪倒在国王奔驰的马车前，引起亲王的注意，冒死请求赦免于连，这还是她那狂热勇敢的想象力所虚构出来的最实在的幻想呢，通过她那些在国王身边任职的朋友，她确信能够进入圣克卢花园里的那些禁地。
于连觉得自己配不上如此的献身精神。老实说，他已对英雄主义感到疲倦。要是面对一种单纯的、天真的、近乎羞怯的爱情，他会动心的。然而玛蒂尔德那颗高傲的心灵恰恰相反，需要时时刻刻想到公众，想到别人。
她不想苟活于情夫之后，然而在她对他的生命怀有的焦虑和恐惧当中，她有一种秘不示人的需要，即用她那爱情的过度和行动的崇高让公众大吃一惊。
于连毫不为这种英雄主义所动，为此颇感恼火。然而，他若知道玛蒂尔德如何用她那些疯狂的念头折磨那善良赋予的忠诚而又非常理智狭隘的精神时，他又会怎样呢？
对于玛蒂尔德的忠诚，富凯说不出什么，他自己也是为了救于连可以牺牲全部财产，拿生命去冒最大的风险。只是玛蒂尔德挥金如土，令他骇然。最初几天，这样花去的钱数目之大，使富凯肃然起敬，他和所有的外省人一样，对金钱十分地崇敬。
最后，他发现德·拉莫尔小姐的计划经常变动，使他大感快慰的是，他终于找到一个词来责备这种他觉得如此令人疲倦的性格：她变化无常。从变化无常到唤醒最厉害的诅咒“标新立异”，两个形容词之间，仅一步之隔。
“真奇怪，”玛蒂尔德离开监狱，于连暗想道，“一种如此热烈的激情，又是以我为对象，我却这样地麻木！两个月前我却是崇拜她的！我在书里读过，死亡的临近使人对什么都失去兴趣；然而可怕的是自觉忘恩负义又自觉不能改变。我难道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吗？”他为此狠狠地责备和羞辱自己。
野心已在他的心中死去，灰烬中生出了另一种激情，他称之为谋害德·莱纳夫人的悔恨。
事实上，他是在狂热地爱着她。他独处且不担心有人打扰的时候，他可以纵情回忆从前在维里埃的韦尔吉度过的美好时光，这时他就感到一种独特的幸福。那段飞逝的时光中发生的事情，哪怕再微不足道，对他都具有一种不可抵抗的新鲜和魅力。他从不想他在巴黎的成功，他已经厌倦了。
这种心情迅速加剧，已被玛蒂尔德的嫉妒猜出几分。她清楚地意识到，她得跟他对孤独的爱好作斗争。有几次，她怀着恐惧讲出了德·莱纳夫人的名字。她看见于连打了个哆嗦。从此，她的激情汪洋恣肆，漫无边际了。
“如果他死了，我就跟着他死，”她对自己说，“要多真诚有多真诚。巴黎的那些客厅看见我这样地位的一个女孩子对一个行将赴死的情人崇拜到这种程度，会说些什么呢？要找到这样的感情，必须回溯到英雄时代。在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时代，使人心跳的正是这样的爱情呀。”
她紧紧地把于连的头搂在心口，沉浸在最强烈的冲动之中。“怎么！”她惊恐地想道，“这颗迷人的头注定要落地！那好吧！”她又想，周身燃烧着一种不乏幸福感的英雄气概，“我的嘴唇现在亲吻着这美丽的头发，他死后不出二十四个钟头就会变得冰凉。”
她老是想起这些变满英雄气概和可怕的快乐的时刻，难以摆脱，自杀的念头，本身是那样地缠人，在此之前还远离着这颗高傲的心，现在已经深入进去，很快便建立了绝对的统治。“不，我的先人的血流到我身上还一点儿也没有变温。”她对自己说，很骄傲。
“我有一事要求您，”一天她的情人对她说，“把您的孩子寄养在维里埃，德·莱纳夫人那，她会照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