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个上海姑娘的故事，有个上班族的上海姑娘为了买到一个LV包，宁可花一年时间节衣缩食，当然更多的是缩食。这是一个特例，但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声。从这个特例中我们看到，这部分人在必需品上“抽脂”去买那些奢侈品，在这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完全失效，我们只能把这些消费者理解为“更有理想”。当一个穷人更有理想的时候，难免做出些匪夷所思的事来。比如：穿着貂皮挤公交，挎着LV挤地铁，这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
还有一类是截然相反的，就是“富抠门”的，例如：洛克菲勒、比尔·盖茨、王永庆、李嘉诚，比尔·盖茨曾因5美元的停车费而拒绝支付。我们抛开这些原则性极强的大富大贵不提，一般的企业家里亦有不少“抠门”的。曾有一位企业家诉说在上海某地方用了80多块钱吃了一碗面，心疼了好久。而他平时几百万几千万的生意支付也很少皱眉头的。
面是必需品，但却引起了这位富人的高度敏感，这大大不符合富人的购买观念。
这些“穷大方”、“富抠门”的奇特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面子”是必需品，而吃饭可有可无，自古有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死要面子活受罪正是此类。
第二原因是：中国的多数富人是从穷人转化过来的，还保持着年轻时固有的消费观念。保持着对不同商品的价值衡量，如果你毫无道理地溢价商品卖给他们，他会觉得你是在欺负他，把他当傻瓜，本质上还是“不给我面子”。
“面子”消费，让穷人变得像富人，让富人变得像穷人。
朱骏：投一块钱要制造五块钱的声浪
网游和足球本是两个相去甚远的行业，但朱骏却通过签约世界级球星德罗巴和阿内尔卡，制造了喧嚣，实现了申花和九城的对接。
这几乎是一笔不可想象的交易。就在2012年5月份，德罗巴还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帮助切尔西登顶欧冠冠军——这是该俱乐部有史以来夺得的一座含金量最大的奖杯。是什么让一个三夺英超冠军、两获英超金靴的超级中锋，甘愿来到一个声名并不好的联赛及球队踢球？
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字：钱。
加盟申花后，德罗巴回答BBC记者提问时说：“钱不是最重要的。”的确，德罗巴不缺钱，但绝非不想要更多的钱。2012年2月，德罗巴与切尔西谈续约一事，当时提出最少600万英镑（约6000万元人民币）税后年薪的要求，切尔西迟疑不决。德罗巴的经纪人赛迪说：“哪儿给的钱最多，他就会去哪儿。”
朱骏开给德罗巴的年薪是这一数字的1.5倍还要多。德罗巴毫无疑问成为了中超收入最高的球员。在世界足坛年薪排行榜中，前五位的球员有两位来自中超。除了德罗巴，另一名是阿内尔卡，也来自上海申花俱乐部。
在2011年12月之前，上海申花还在国际足坛寂寂无名。45岁的朱骏是这家俱乐部的投资人，也是互联网公司“第九城市”的创办人，他的财富来自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在中国的代理。2007年，他出手购买了申花队，并把它与同城死敌上海联城合并。然而在2009年《魔兽世界》代理权到期后，九城已经连续亏损三年，股价也从50美元，一直跌落到4美元左右，朱骏身家亦大幅缩水。
曾经和朱骏有过合作的颜强这样评价这位申花队的老板：“他是典型的上海小商人，投一块钱要制造五块钱的声浪，迷恋媒体对他的曝光。”颜强是活跃的足球评论员，曾任《体坛周报》副社长。过去的六个赛季，朱骏给球队换了九位教练（其中过去两个月就换了三位教练，阿内尔卡临时作为球员兼教练还不算在内）；他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威胁要卖掉球队，将球队主场搬到其他城市，以向上海市政府施压。
当资金周转不济时，朱骏也常靠出售球员来支撑自己的其他业务。直到宣布签下阿内尔卡之后，整个申花俱乐部的形象发生了转折——欧洲的足球经纪人突然发觉，中国球队居然能吸引世界级球员加盟了。
继阿内尔卡之后，和申花传出“绯闻”的大牌外援名字个个响亮：德罗巴、马丁斯、古蒂、小罗、卡卡、达利桑德罗……有意思的是，很多消息是朱骏自己放出去的。“申花”两字，也在这层层声浪中，为世界足坛熟知。
在一位足球经纪人看来，很大程度上，不是上海申花签下了德罗巴，而是九城游戏签下了德罗巴。执拗的朱骏，将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了新款游戏《火瀑》的成功上。这款游戏由他自己控股的工作室所开发，朱骏正整合其所能调动的所有营销资源，这其中就包括上海申花。而签约德罗巴和阿内尔卡，无疑为朱骏和新游戏制造了最大的关注度。
一天伙食费一块钱
茌平县博平镇农村12岁的珊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想给爸爸送份生日礼物，饿着肚子攒钱攒了一个月，还是没攒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给爸爸妈妈一人买一件新衣服。”说起新年的愿望，她哭着说，爸爸眼睛看不见，妈妈智力不好，把她养大不容易，她很想报答父母。
“我以前就知道爸爸生日，那时候小，没想过给他过生日。”珊珊说，她看到爸爸很辛苦，想给爸爸过个生日，过生日的事她筹划了一个月了，她想自己攒钱给爸爸买礼物。在其他同学的生活中，给家长送件礼物是件平常事，对珊珊来说，却成了一件很奢侈、一件天大的难事。她从一个月前开始攒钱，这个计划她一次也没跟爸妈提过。提起新年愿望，珊珊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给爸妈一人买一件新衣服。
珊珊今年初二，她每周从学校回家一次，每个星期的生活费是20元，为了省钱，她每天吃最便宜的饭，一天只花两块钱。在攒钱的时间里，珊珊悄悄地把自己的伙食减半，平时吃两个饼，一顿饭花一块钱，减半后一天就只花一块钱。有时候完不成攒钱计划，她就不吃饭，饿着肚子上课。“饿了的时候，喝点水就没事了。”听到珊珊饿着肚子攒钱，珊珊的爸爸哭了起来，珊珊也趴在膝盖上哭起来。
珊珊家里种了四亩地，这是所有的经济来源，她父亲几乎双目失明，妈妈得了侏儒症干不了重活，地里的活经常要靠珊珊和外人帮忙。珊珊的爸爸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们家一年也吃不了几次肉，实在是不舍得。“人家来给帮忙，得买点肉和菜谢谢人家。”珊珊说，为了感谢帮忙的人家里才买点肉，可大家知道他家困难都不在他家吃饭，一家三口才有机会吃肉，每到这一天，家里就跟过节一样。
爸爸和妈妈的身体只能在家附近转转，平时赶集都是珊珊去。杨先生说，珊珊很懂事，从来不乱花钱，买东西很节省。但是为了吃肉的事，最近一家三口还产生了分歧。珊珊家养了3只鸡，11月份，珊珊为了给爸爸过个像样的生日，多次找爸爸商量把家里的鸡宰一只，可是爸爸总是不舍得，珊珊委屈了，坐在一边哭起来。“生日没啥过的，闺女懂事我就开心。”爸爸说，他知道珊珊为他好，可是家里就那3只鸡，实在不舍得吃。
珊珊家住在一个小胡同里，家里没有任何取暖工具，被褥也很破旧，但是家里打扫得很干净。珊珊说，她从懂事起，就自己的事自己做，从来不让爸妈插手。“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我都会。”珊珊说，她上初中后，一周只回家一次，一回家就抢着干活。“放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无聊，没有别的事干，我就干活和看书。”她说，自己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一件玩具。
“珊珊小时候，妈妈不会做饭。”大队会计老杨说，珊珊妈妈不仅个子矮小，智力也不是很好，刚嫁给他爸爸时，一点家务都不会做。珊珊长大后，意识到妈妈不会做饭，就趁去其他邻居家玩的时候，站在一边看别人炒菜，学了炒菜的方法后，再回家教给妈妈。“我妈炒得不好吃，我学了教她。”珊珊说，虽然冬天家里只吃白菜，但是白菜也有很多做法，她教会了爸爸妈妈，他们在家可以换换样子吃。
每人每天一块钱伙食
“和谐之声”组合曾在2010年8月的星光大道节目中拿到了周冠军、月冠军，并进军年度十强。台上的他们星光闪耀，有谁会真正想过，他们是从怎样的环境中走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台下，他们和其他30多个少数民族兄弟姐妹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台破旧的钢琴、带着杂音的音响、潮湿斑驳的墙角……在北京丰台区角门10号：的一间地下室里，一群热爱唱歌跳舞的孩子正跳着热情洋溢的舞蹈，唱着欢快的歌曲……他们每天的生活费是一块钱。
北京晨怡多民族艺术团的成员大多是孤儿或来自家庭极其贫困的少数民族孩子。为了追寻音乐梦想，他们来到这里。因为在这里，他们不用交任何费用，管吃管住，还能继续学习。除了排练场所，老师和团员们吃住的地方也是在地下室，男女生各一间。团员们分组轮流做饭、打扫卫生，一组一天。“我们每天的生活费是40块钱，1人1块钱，这个标准是刚提上来的。”艺术团团长胡·布日额说。
每人1天1块钱能吃什么？
“早点是在外面买的。午饭我们自己做，一般是米饭和炒菜，土豆、茄子、青菜之类，每天两到三个菜。晚饭比较简单，女生们说为了减肥晚饭几乎不吃，男生们有时也说不饿，所以做晚饭前，我们事先要统计好有多少人吃饭，再决定做多少分量。”蒙古族男孩黑木尔说。
黑木尔和阿斯雅今年17岁，他们两年前来到艺术团。黑木尔的家乡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斯雅来自内蒙古通辽市。
他俩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歌星。来北京之前，他们都在当地的艺术学校学习马头琴，后来因为家境贫寒，供不起读书而失学。打工期间，他们从朋友那里听说北京有这么一个艺术团不用交钱，还可以让他们继续学习。“我们来了之后才学习唱歌。上午是基本功训练，学习乐理，下午学习舞蹈或者排练。
早上8点半起床，9点去排练场。没有外出演出的时候，团员们白天基本上都泡在排练场。
“我们最高兴的事就是排练的时候一个一个地飙歌。每唱完一首，其他的哥哥姐姐会当场给出点评。台风不好啦、唱法气息不够啦等等，从大家的建议中找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改进。”两个小伙子一唱一和地描述他们排练时的情境。他们的表情告诉记者：唱歌似乎让他们忘掉了生活上所有的烦恼和忧愁。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个大一点儿的排练地，住的地方能稍微再好一些。
但是，每当夜晚来临，躺在床上，黑木尔就会想念爸爸妈妈。来艺术团后，他只有春节的时候才回家待上20来天，平时也很少打电话回去。黑木尔的爸爸遭遇车祸造成三级残疾，没能力干活了。他还有个哥哥，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哥哥也外出打工了，家里的重担全落在妈妈身上。“不打电话不是不想念，我只是不想让他们担心，也不想给他们带去不必要的麻烦。”说到家里的情况，黑木尔的声音有些颤抖，头也深深地低了下去。
“我姐姐成绩很好，她考上了通辽民族大学。家里只能供得起一个人读书，我就退学了。妈妈的身体很不好，腰间盘突出、胃痉挛的病痛时常折磨着她。这都是干活累的，现在她一个人在家，我很担心，隔几天会打个电话给妈妈。”说着，阿斯雅的眼里泛着泪光。
“我是个孤儿，自小没有父母亲。在内蒙古艺术学：中专读书的时候是民政厅供我。来到北京之后，看到这些孩子，跟我过去一样的贫穷。如果有个热心人去帮他们的话，他们的未来肯定会很美好。”北京晨怡多民族艺术团艺术总监萨仁高娃老师说。
高娃老师生在内蒙古哲盟科左后旗，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在学习期间，很多老师和专家都称赞她是条件非常好的女中音。然而，毕业后，她放弃了很好的工作，自2003年开始免费教一些家庭条件非常困难的学生，到现在，她带出的学生有100多个，成绩都很不错，最起码都有了自立的能力。在学生们眼里，她既是老师又是母亲。在高娃老师看来，自己是党和政府养育的，她要用自己的行动回报党、回报社会。
作为艺术团的艺术总监和舞美编导，高娃老师白天给学生们上课，晚上熬夜给学生们缝制演出服。“看，我们的演出服漂亮吧，这都是高娃老师自己设计、亲手缝制的。需要什么布料、丝线、装饰等，她列出单子，我去批发市场采购。”团长指着两排五颜六色的各族服饰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每件衣服融入了高娃老师多少心血！一直以来，她和团长带着孩子们靠有限的演出苦苦地维持着整个艺术团的生计，长期的劳累以及生活的艰辛，使她身体健康状况变得很差，虽然她年仅31岁。
就在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地下室要转租给别的商户，不再给艺术团使用了，孩子们面临着连住的地方都没了的困境。
单身妈妈：为孩子省下每一块钱
她是一位单身母亲，生活虽然艰难，却没有阻挡她将儿子培养成才的决心。
儿子4岁半时，她将他送进音乐学校学习钢琴，由于开销大，自己工资又低，她不得不节衣缩食。有一段时间，甚至晚上要带着儿子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她想让儿子明白，家里的确非常穷困，但是可以克服。
等儿子稍大时，看到学校其他同学都穿名牌，心里便也开始痒痒。一次，儿子把她带进商场里，指着一件价格不菲的衣服说：“妈妈，帮我买下它吧，我看中它很久了。”
她心头一怔，暗想，懂事的儿子难得朝她开口要东西，要是直接拒绝肯定会伤了他的心，冷静之后，她认真地问儿子：“是不是穿了这件衣服就表示你很有本事，长能力了？如果是，妈妈就给你买。”儿子被她的话问住了，然后说：
“妈妈我懂了。”
在她的悉心照顾下，儿子在钢琴上的进步很快，10岁时便获得省级艺术人才比赛第一名，13岁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一所知名的音乐学校。
1997年香港回归，儿子代表省里被邀请去香港参加迎回归全国钢琴演奏大赛，由于去香港的费用很高，她把家里当时仅有的5000元钱，全部给儿子带上了。她知道，以儿子的水平，拿一个大奖肯定没有问题。
可比赛结束的当天，她却迟迟没有接到儿子的电话，直到第二天，她才知道儿子彻底失败了，一个奖都没有拿到！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她开始有些生气，但很快就清醒了过来——这场失败对儿子的打击肯定更大，他一定会因此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不敢面对自己。
也就在那一刻，她决定在儿子回来的那一天，亲自去机场，她要把失败的儿子当英雄一样接回来！
可是，等她从家出发时，才发现口袋里仅有95元钱，打的去机场是不可能的。她先花了一块钱坐公交车，下车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走上机场高速公路，步行去接儿子！机场高速有30里的路程，因为年轻时，她右脚被汽车压伤过，别说是走那么远的路，就连站久了也会痛得受不了！但她似乎已忘记了这一切，艰难地沿着高速公路走到了机场。
到了机场，才知道儿子所乘坐的飞机因为起雾而推迟起飞。当时她已经两顿没吃饭了，可她不敢买吃的，机场里的食品，对她来说太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