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炀帝第三次来到江都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大地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面对乱局，炀帝选择了逃避，或许，他是想坐山观虎斗，等中原诸雄相互残杀，两败俱伤。但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逃避往往不是应有的态度，因为这根本无济于事。）
隋炀帝第三次南下江都，无非是不愿意参与到中原的战火中罢了。三下江都标志着隋炀帝已经彻底放弃了对国家的控制权和领导权，此时的社会状态与东汉末年非常相像。皇权旁落，中央集权的向心力不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权的争夺，则即将在中原诸雄中爆发。唯一不同的一点是，这些乱世枭雄，没有人想像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们知道，隋炀帝和汉献帝不同，汉献帝年幼无知，这样的人最适合做傀儡，而隋炀帝早已过了做傀儡的最佳时机，且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失信于天下，人人恨不得得而诛之，所以谁拥护隋炀帝便无异于助纣为虐，或许能得一城一地，但终究会失去天下人的拥护。“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个道理无人不知。
自秦至清，这是中国社会一经改朝换代就要出现的现象。秦末有以楚汉为首的众诸侯之争，汉末有以曹操、袁绍为主导的群雄争霸，隋末有以瓦岗军、河北军、江淮军为首的农民战争，唐末有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元末、明末皆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唯一不同的是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北宋末年虽然有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但其规模远远达不到秦末、汉末、隋末那样的乱世程度，北宋和南宋都亡于少数民族之手，北宋被金所灭，经历“靖康之变”之苦，南宋则直接被来自北方的蒙古铁骑踏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历朝历代走下来，只有南宋和北宋末年没有出现这样大规模的乱局，可以“独善其身”？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政权的特点与其他朝代有着本质区别。在封建社会这个大框架下，学术界把两宋都划入其中，这当然无错，无论是从两宋的政治建制（宋的建制虽然有所改动，但基本承唐而来）还是经济体系来看，两宋依然未脱君主****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形态，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两宋皆已不符合封建大一统国家的概念了。因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皆有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对立。北宋北方有辽，南宋北方有金，两宋西边还有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我们纵观两宋军事史，北宋在对辽和金的战斗中屡吃败仗，南宋则更是偏安一隅，自岳飞死后，便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北伐。西夏政权同样不可忽视，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西夏军打得宋军大败而逃，宋军主将任福战死。汉唐虽然也有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并立，但在屡次战役中，汉族政权依然牢牢占据着主动权，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力与其差距是相当大的，故而匈奴分裂后呼韩邪单于才会一心想归附汉朝，唐太宗李世民也才能凭借这样的差距优势成为天下共主，成为少数民族口中的“天可汗”。这就是汉唐与宋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办法构建一个辽阔的版图，只能龟缩于东南一角，北宋还好，南宋尤甚。秦汉隋唐则不然，这四个政权凭借强大的实力，都在中国大地上画下了自己辽阔的疆土，拥有着对东亚的绝对控制力。但是当一个国家的集权达到巅峰，往往就要乱自内生，因为外界没有足够可以威胁它的力量，这也是人因权力、金钱而产生的劣根性在作祟的必然结果，百姓的生活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起伏。相较之下，北宋南宋反而没有那么严酷，北宋南宋的市民文化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商业发达，城市兴旺，才子佳人辈出。以前在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些“如果你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经常关注历史的网友都回答是宋朝，因为那是人民最富庶、生活幸福指数相当高的一个时代。所以，强硬的政治约束与生活控制只能给一个政权带来颠覆与灭亡，急政****导致的是万千人民熊熊燃烧的怒火，老子所讲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正是此理。水是天下之至柔，但同时柔赋予了水更多的韧性，所以水无所畏惧，强硬起来，水能克火，能融冰，柔弱下来，水能裹住世间万物，政治应当如水一样富有弹性，如果像坚硬而寒冷的冰锋一样，那么到头来只能与社会碰撞得头破血流。
隋朝正经历着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
以李密、翟让为首的瓦岗军率先发难。前文提到过，李密曾建议翟让攻打当时隋朝最大的粮仓——洛口仓。《旧唐书·李密传》记载：
（李密）寻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
李密的分析基于他长远的战略考虑，攻占洛口仓的目的，正是面向当今天下最紧迫的需求——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百姓自然纷纷归附，英雄豪杰也能倾心相助，到时就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本。这样的战略打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翟让显得有些过于谨慎。笔者前文分析过，翟让并不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他是英雄，但称不上枭雄，所以面对李密提出来的突袭洛口仓的建议，他要求李密做先锋，自己殿后，直扑洛口仓。这是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洛口仓守将邴元真猝不及防，率军投降，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县令柴孝和也归降了瓦岗军。占据洛口仓之后，李密“开仓恣民所取，”瓦岗军声望大增，“老弱襁负，道路相属。”隋朝方面自然不会毫不作为，虽然隋炀帝跑到江南享受生活去了，但是东都洛阳的隋朝官员依然尽忠职守地护着大隋王朝的每一寸疆土。有两员大将，兵分两路，前来合围瓦岗军，重新夺回洛口仓。这两员大将，一员叫裴仁基，另一员叫刘长恭。刘长恭算不上名将，其人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全然不把瓦岗军放在眼里。李密与翟让见刘长恭与张须陀的性格如此相像，于是制定了几乎与对张须陀作战时一模一样的方略。两军对峙于石子河，初一接战，翟让边打边退，刘长恭轻敌冒进，一头钻进李密的包围圈，被打得大败，只有不到一半的士兵活着回来，自己丢盔弃甲才勉强捡回一条命。另一路裴仁基听闻刘长恭被围，急忙派军营救，但是这部分援军则被李密事先分出的部队拼死截在半路，不得前进。裴仁基字德本，是继张须陀之后又一位隋朝晚期名将，文帝朝曾任隋文帝杨坚的侍卫，参与过平陈战争。在《说唐》中，裴仁基是山马关总兵，他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儿子——裴元庆。裴元庆在小说演义中位列十八好汉第三位，手持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仅次于李元霸和宇文CD。年纪轻轻就曾力敌瓦岗秦琼、单雄信诸将，未尝败绩，遇宇文CD也不落下风，是一个与罗士信非常相似的少年英雄。一般认为，裴元庆的历史原型，正是正史中裴仁基的儿子裴行俨。两人皆骁勇善战，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小说中，徐茂公见裴元庆勇猛无敌，于是设下反间计，迫使裴仁基与裴元庆归降了瓦岗。小说中的情节与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比较相像。刘长恭兵败之后，裴仁基不敢轻举妄动，驻兵于百花谷。李密看中了裴仁基和裴行俨，一心想要他二人归降，他打探了一下情况，发现裴仁基与监军御史萧怀静的关系并不好。裴仁基想要把得来的军饷物资，赏赐给士卒，但萧怀静坚决不许，并且还暗中收集裴仁基生活中的一些小错误，事无巨细，添油加醋后，全部呈献给隋炀帝。李密抓住这个机会，派贾闰甫前去招降裴仁基。其实这时候裴仁基早就有了归降之意，只是他还缺少一点勇气，所以贾闰甫话讲得也很直接：“萧怀静就像待宰的鸡，全看您手中这一刀往哪里落了。”这句话给了裴仁基极大的勇气，他手刃萧怀静，率众向李密投降。最令李密感到欣喜的是，裴仁基给他带去了两张王牌——秦琼和罗士信。张须陀战死后，余部皆交由裴仁基统领，秦琼和罗士信也在其中，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跟着裴仁基一起进入了瓦岗义军。这是他们两位年轻人在乱世中做出的“以天下为先”的选择，特别是罗士信，小小年纪能有这样的见识，的确不简单。
击败刘长恭，收降裴仁基，是瓦岗军继阵斩张须陀、抢占洛口仓后的两次重大胜利，自此，瓦岗军的声望与日俱增，天下许多英豪纷纷投军，其势力逐渐达到巅峰。前来投奔的豪杰中，就包括程咬金。程咬金（589——665），名知节，字义贞，济州东阿（今属山东省泰安市）人，“咬金”是他的原名，也可能是乳名。为了行文方便，笔者于后文皆称其为“程知节”。在隋唐小说、评书中，程知节是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喜剧形象出现的，出身困苦，跟着尤俊达劫了靠山王杨林的贡金，学艺不精，梦遇高人传授斧法，自己一觉醒来只记得头三招，阵前常用一些鬼把戏出奇制胜。他的憨傻、可爱、纯真、粗犷、忠心、重义，常常令人捧腹，也常常带给我们感动。历史上的程知节，身上反而没有了那么多喜剧元素，《旧唐书·程知节传》记载：“少骁勇，善用马槊。大业末，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从这条史料看，程知节真实的出身与小说中差不多，都属于农民阶层，出身布衣。起初他在自己的乡里结成的是一支小规模武装，听说李密的瓦岗军日渐壮大，于是带着乡里的这些义军一起来投奔。此时瓦岗发展到极盛，正值用人之际，李密非常欢迎程知节这样的勇士。他从军中精挑细选了八千敢战之兵，号称是“此八百人足当百万，”分设四骠骑统领，程知节就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分别是秦琼、罗士信、裴行俨。再算上最早进入瓦岗的单雄信，便组成了“瓦岗五虎”的阵容。
粮草充足，人才济济，李密见瓦岗已经具备了与天下诸雄争胜的资本，便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农历二月十九，在巩县登基，但没有称帝，而是自称“魏公”，建元“永平”，尊翟让为司徒、上柱国、东郡公。翟让比较容易满足，见瓦岗军日盛，自己在瓦岗军中也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故此也没有起嫉妒之心，一切事宜由着李密去筹划。在李密的指挥下，瓦岗军又攻占了隋朝另一大粮仓——回洛仓，进逼东都洛阳。要知道，如果瓦岗军能攻下东都洛阳，那么就意味着占据了隋朝的其中一个政治中心，且洛阳位居中央，进可号令群雄，退可占据地利，甚至比久不管理的大兴和刚刚兴建不久的江都更加重要。李密对攻打洛阳一事不敢怠慢，他为了增加攻打洛阳的胜算，也为了号召天下英雄归附于己，特别命令一个叫祖君彦大臣写了一封《为李密檄洛州文》，声讨隋炀帝。祖君彦和李德林颇像，出身北齐宫廷，年少时就是神童，诗赋俱佳，文采飞扬。笔者于前文分析过，隋文帝虽然可以不顾畛域之见起用有胡人血统的虞庆则和北齐出身的李德林，但地域上的歧视仍然是不可免除的。所以不管是文帝朝还是炀帝朝，祖君彦一直郁郁不得志，在官僚阶级的最底层蹉跎了半生，恰逢李密高举义旗，祖君彦觉得自己终于时来运转，于是把自己对大隋王朝满腔的怨气，全部发泄在了这篇《檄洛州文》中。大家都知道“罄竹难书”这个成语，现在用来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的出处正是《为李密檄洛州文》中的一句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旧唐书》中，洋洋洒洒三千多字，激荡有力，引经据典，气势如虹，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
不过这个时候，瓦岗军内部的战略思想并非统一。此前归降的巩县县令柴孝和就对李密讲：
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旣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
柴孝和的意思是让翟让和裴仁基守住洛阳，李密亲自带精锐向西突袭长安，再以长安为根据地，向东扫平河、洛之地，彼时天下可定。如果被其他势力抢先，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李密当然也考虑过西征长安的问题，但是须知他有过跟随杨玄感叛乱失败的经历，他明白如果洛阳打不下来而贸然让山东士兵向西进攻长安的话，士兵们会非常没有安全感，他们不愿意舍近求远，更不愿意抛弃故土去遥远的黄土高原。一旦开战，人心立散，这是杨玄感兵败带给李密的教训。瓦岗军内部正在商议时，突然传来急报：“隋炀帝自江都派出的援军，已接近洛阳！领兵者为王世充。”“王世充”这个名字同样不会令各位感到陌生。在小说演义中，王世充是洛阳王，单雄信的岳父，为人阴险狠毒。在正史中，王世充同样不是一个正面人物。王世充（？——621），字行满，本姓支，胡人出身，《旧唐书·王世充传》形容他：
世充颇涉经史，尤好兵法及龟策、推步之术。开皇中，以军功拜仪同，累转兵部员外郎。善敷奏，明习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驳难之者，世充利口饰非，辞议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
王世充凭借一连串的阿谀奉承之举，在炀帝巡幸江都期间“雕饰池台，奏献珍物”，一路做到江都宫监，成为宇文述以后隋炀帝的又一心腹。祖君彦的那篇《为李密檄洛州文》影响力太大，不久就传到了隋炀帝耳朵里，他又气又恼，加之洛阳城中还有自己的孙子越王杨侗，于是立刻下令王世充带江、淮劲卒五万驰援洛阳，平定瓦岗。李密此时已经来不及考虑究竟是该取洛阳还是取长安了，赶紧仓促整顿兵马，迎战王世充。《隋书·李密传》记载：“密逆拒之，战不利。柴孝和溺死于洛水，密甚伤之。”李密由于仓促应战，准备不足，被王世充击败，柴孝和也死于洛水之中。这是瓦岗军起义以来遭遇到的首次大败，不仅攻打洛阳的计划被迫搁置，而且赔上了柴孝和的性命。这不是李密愿意看到的。李密首战失利，不敢轻举妄动，遂分别与王世充在洛水东西两岸驻扎，成对峙之势，几次交战，互有胜负，局面一时陷入胶着状态。
李密分析了一下迟迟攻不下洛阳的原因，最终把矛头指向了一个人——翟让。翟让的存在，使得瓦岗军内部一直存在两大集团，就像水泊梁山上存在着晁盖集团和宋江集团一样，在瓦岗军内部，后进的秦琼、罗士信、裴仁基、裴行俨、程知节等，皆属于李密集团，他们跟翟让没什么感情，因为在进入瓦岗之后，他们只知道绝大部分战斗都是由李密指挥的。而李勣、单雄信这些瓦岗寨的元老级人物则属于翟让集团，他们是最早追随翟让的这批人，心底里也是拥护他的，否则当年也不会不辞辛苦前来投奔。两大集团的存在就意味着李密很难实现对瓦岗的全面掌控，也就没有办法发挥瓦岗军最大的战斗力，更何况，单雄信、李勣这些人对李密专权多少是有些看不过去的，少了这两员大将相助，瓦岗军的战斗力当然会大打折扣。此前笔者一直强调，李密和翟让之间的矛盾种子，很早就已经种下了，现在瓦岗军正经历着洛阳鏖战，经历着这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于是这颗矛盾的种子开始慢慢萌发。碰巧这时，翟让又做了几件让李密非常不满的事。
第一，李密有一个比较有钱的手下，翟让听说之后，把他抓了起来，索要钱财。这让李密很没面子，自己的手下自己惩罚不了，却要被别人抓起来拷问，颜面何存？翟让这件事做得真是非常糊涂。首先翟让没有理由随便向手下人要钱，其次手下不给钱翟让就要把他抓起来打，这与流氓的行为何异！这其实仍然是翟让性格中的弱点在作怪。我们一再强调，翟让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他的追求就是占据山头，能够自保，不愁吃喝，他哪里想到过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政权呢？所以虽然翟让是东都法曹出身，但他刚一迈入起义的洪流，便全然没有了贵族造反的气质，变成了一个头脑简单的“小农”领袖。
第二，同样是类似的局限性和劣根性在作怪，李密的右长史房彦藻率军攻取了汝南（今属河南省驻马店市）等地后，劫掠了不少金银财宝。翟让见到钱财又眼红了，他找到房彦藻：“您看您此番取胜归来，得了这么多钱粮，却只送给魏公李密，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吧？要知道李密当初可是因为我大度让贤才得以登上高位的。”房彦藻一听这话，吓得脸色大变，赶紧找到李密，把翟让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述给李密听。这同样让李密惶恐不安，对他来说，翟让此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预示着翟让或许已经对他生起了嫉妒之心。但很明显，这只是李密的一厢情愿，翟让此言，无非就是一句玩笑话，他自己都没当真，却在李密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三，翟让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的哥哥翟弘同样如此。翟弘在瓦岗军中因为弟弟翟让的关系，受封荥阳公，天天在军中闲逛，胡乱想一些七七八八的事。这天翟弘突然想起李密在战场上呼风唤雨的骄傲形象，气不打一处来，他赶紧去找翟让，兄弟两人刚一见面，翟弘就破口大骂：“瓦岗寨是我们翟家打下来的，这寨主之位哪能说让就让！你要是不愿意当这个寨主，那么就让我来当！”翟让哈哈大笑，他知道哥哥的脾气，安慰了他两句，便扬长而去。兄弟两人一个怒不可遏，一个笑口常开，殊不知危险正在逐渐靠近。李密听说翟弘竟有如此言论，而翟让又表现得如此大度，心中不觉愈加恐慌。面对一潭平静的湖水，李密会考虑，越是平静，越可能潜藏着危险，而翟让则可能试试水深，便直接下河游泳了。这就是李密和翟让最本质的区别。
渐渐地，李密有了杀翟让之心，但一直担心自己从此会背一个杀友负义的臭名，心中犹犹豫豫不敢拿主意。他的左司马郑颋来劝他：“毒蛇螫手，壮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无所及。”这句话最终坚定了李密的杀心，他现在只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和时间，来把翟让除掉。很快，机会到了。
李密利用了一个人——王世充。此时，瓦岗军与东都洛阳的隋军正在对峙，但由于隋军拿下了洛口仓，所以粮草供应基本上不存在问题，但粮仓的丢失意味着洛阳内部就快失去粮食来源了，所以王世充决定不能与李密耗下去，而应该主动出击。李密故伎重演，派翟让先与王世充正面交锋，刚一接战，翟让就败退下来。趁王世充追击之际，李密另派大将王伯当和裴仁基从后截杀，一下将王世充打得大败，撤回了洛水对岸。李密趁此大胜，决定宴请翟让，毕竟翟让诱敌之功是不可忽视的嘛！李密明白，这大概是除掉翟让最好的机会了，于是他精心安排了一场“鸿门宴”，专等翟让到来。
翟让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鸿门宴”，于是他带着哥哥翟弘、侄子翟摩侯、单雄信、李勣这些人大摇大摆地来赴宴了。席间，李密必须要先消除翟让的戒心，为此他有两个举动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李密特地放下了寨主高高在上的架子，与翟让、翟弘、裴仁基等人坐在一起，单雄信则站在一边伺候着，房彦藻、郑颋等人来往点视。要知道李密虽然没有称帝，但其“魏公”的称号已经说明瓦岗寨此时已经是一个政权了，君臣同坐，这对翟让、翟弘等人来说是多么高的礼遇！第二，李密让自己的随从全部离席，只有一个卫士蔡建德留在席上，但翟让带来的人还都在。这一举动让翟让获得了极大的安全感。房彦藻趁机说：“今天请诸公来一同享乐，没想到天气这么冷，现在应该请诸公暂且到别处去，我们另备酒食给诸公享用。”李密赶紧说：“今天我等在此设宴，是为翟司徒庆功，至于他的随从要安排到哪里，还是听翟司徒自己的吧。”翟让哈哈大笑，欣然应允，与他一起来的单雄信、李勣等人就被带到了别处。李密此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顺序的安排，如果他先以天寒为由请翟让随从离席的话，翟让就算再憨厚老实，恐怕也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李密先让自己的随从离席，以示无敌意，再在房彦藻提议之后补上那句“听司徒进止”以示对翟让的信任。两个举动相互配合，不仅调开了单雄信、李勣这些猛将，也成功消除了翟让的防范之心。
眼见单雄信等人被调开，原本看上去对席间发生的一切都毫不在意的李密好像突然清醒了过来。他对翟让说：“翟司徒是敢战之士，密不能及。如今我瓦岗能阵斩张须陀，大败王世充，全赖司徒以身诱敌之功，密在此谢过！”翟让呵呵一笑，回敬了一杯酒，没什么言语。李密又说：“密能有今日，全赖翟司徒当日收留，今日当报司徒大恩。密近日得到了一副好弓，好弓当然要配勇士，请翟司徒拉拉看，如果能将此弓拉开，便将其送给司徒。”说着，旁边有侍从把弓递了上来。翟让一听说李密要让他拉弓，大喜，他准备借这个机会好好在李密面前展现一下自己。于是，翟让接过弓来，用手掂了掂，称赞了一句：“果然好弓！”只见翟让立身站定，一手握紧弓臂，一手握住弓弦，用尽浑身力气，将弓弦拉了一个月满。众人一片喝彩，正在此时，李密使了个眼色，站在身后的卫士蔡建德突然跳出来，对准翟让的后脑一刀劈了下去。据《资治通鉴》记载：“食未进，密出良弓，与让习射，让方引满，建德自后斫之，踣于床前，声若牛吼。”一个老实忠厚、安于现状的“小农”翟让，就这样死在自己曾经接济过的李密手中。翟弘、翟摩侯等人见势不好，起身要逃，被蔡建德全部砍翻在血泊中。单雄信和李勣在另一边听到了砍杀之声，大惊失色。单雄信当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赶紧跪倒，表示愿意效忠李密。李勣抽身就要往门外跑，身旁李密的卫士一见李勣要跑，抽刀就砍，李勣情急之下侧身一躲，那把刀正好落在脖子上，顿时血流如注。
李密见蔡建德得手，立刻起身大呼：“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暴虐，凌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李密说得倒是属实，翟让太过憨直，确实不太懂得如何与下级相处，动辄施以打骂，这一度让许多下属非常畏惧。随后，李密赶紧派人把李勣叫来，亲自为他敷药，又亲自安抚单雄信等一干受惊的人群，翟让的余部，则全部交由李勣、单雄信、王伯当统领。李密弹指间将翟让被杀的余波扫平，安抚了翟让旧部，避免了因这场流血冲突而可能产生的兵变，其做事风格之强硬雷厉、高效简洁，令人称奇，连王世充都忍不住感叹：“李密天资明决，为龙为蛇，固不可测也！”但是李密杀友负义，的确为自己背上了骂名，后世的小说家抓住这个事件，大肆渲染，把小说中的李密刻画成一个自始至终都小肚鸡肠、刚愎自用、嫉妒成性的庸主，我们看到史实中的李密并非如此，当然，在我们惊叹于他的强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李密亮起的屠刀为瓦岗带来了不可消除的负面影响。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自翟让死后，“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从此人人自危，与李密之间也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瓦岗军内部，离心离德之势不可逆转，其势力也自此开始走下坡路。
即便瓦岗军的实力开始慢慢变弱，但其仍然有包围东都洛阳的能力，仍然控制着河南大部分地区，是起义军中最有力量的一支。王世充和越王杨侗虽然能守住东都洛阳，但也一直拿瓦岗军没什么办法。天下慢慢形成瓦岗军了李密、洛阳王世充与杨侗、江都隋炀帝三大力量鼎足而立的局面，虽然王世充和杨侗是站在炀帝这一边，但此时毫不作为、贪图享乐、纵情声色的炀帝早已是个名义上的帝王，他对战况的改变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凭借自己身边的禁卫军“骁果”勉强自保，所以看上去就像三股力量在互相对峙一样。就在这个三方僵持的关键时间节点上，一股新势力的崛起瞬间打破了这一平衡局面，甚至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