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要想做到与每个人都倾心相交，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过，害人之心不可有，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用武力或暴力去伤害他人。因为人需要的是感化，而不是伤害。但隋炀帝杨广面对大隋帝国东北方向的高句丽，却没有像面对突厥和江南那样以威、德慑服，而是亮出了锋利的宝剑。）
高句丽是位于隋朝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隋文帝杨坚执政时期，高句丽就常常与隋朝发生小规模的摩擦。笔者于前文也提到过，杨坚曾派高熲、王世积、杨谅等向高句丽主动进攻，结果无功而返，而高句丽也时常侵扰隋朝边境，被韦冲击退。双方一直僵持，无论是谁主动出击都占不到什么便宜。
隋炀帝杨广继位以后，一直渴望能改变这种局面。杨广有自己的思考，他想父亲杨坚能够震慑江南与突厥，前提皆是先用武力加以征服，所以面对东北的高句丽，杨广决定也先用武力加以征服，再用文治加以震慑。按照这样的战略方针，杨广开始了征讨高句丽的准备。
第一方面，舆论准备。杨广的舆论准备全赖一个人——裴矩。裴矩（547——627），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人。我们前面在介绍隋朝著名法学家裴政的时候就已经讲过，裴政也是河东闻喜人，并且闻喜裴氏也是世家大族。裴矩是裴政的同乡，亦是隋炀帝身边重要的智囊。《隋书·裴政传》形容他：“矩襁褓而孤，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隋朝西部有许多善于经商的蕃邦。炀帝时期，裴矩主要负责与他们交涉，引诱他们讲了许多他们本国的地形地貌、民俗风俗，并据此撰写了三卷《西域图记》，为隋朝的西部贸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应该说，裴矩为这次东征所做的舆论准备很成功，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高句丽对隋朝也觊觎已久，但又担心自己势单力薄，于是试图联合******启民可汗一起南下。高句丽方面派出了使者，与启民可汗暗通。不过令高句丽方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启民可汗是个老实人，他对隋朝忠心无二，立刻带着高句丽使者一起去见当时正好在巡幸塞北的隋炀帝，这一举动估计把使者吓得够呛。但是由于双方没有正式开战，隋炀帝手里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也没有对高句丽使者痛下杀手。裴矩瞅准了这个隋、突厥、高句丽三方政权代表都在场的时机，对炀帝说：
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暢，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
裴矩主要从两个角度制造舆论。第一，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追根溯源，一直追溯到孤竹国时代。孤竹国是商朝时期位于今天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包括朝鲜一带的古国。当然这个说法尚且存疑，只是根据一些近期发现的考古资料勾勒出的孤竹国大体轮廓。我们最熟悉的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就是孤竹国的公子。裴矩沿着时间线走下来，讲明自孤竹国始，经汉、魏晋，辽东地区一直是华夏民族政权的领土。现在高句丽与大隋保持敌对关系，实际上就是不臣之举。裴矩这番话，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利用古代劳动人民都有的地缘情结和归属感，将隋朝政府划为了正义的一方。第二，从隋炀帝的性格角度出发。裴矩知道炀帝是个喜欢自矜功伐、居功自傲的人，于是极力向他陈述他父亲杨坚征高句丽时如何艰难，他的弟弟杨谅如何无用，成功唤起了杨广的好胜心，也唤醒了杨广的斗志。果然，杨广赶紧问他：“现在应该怎么办？”显出一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裴矩说：“让高句丽来的使者回去，告诉他们大王，赶紧前来朝觐。否则，大兵顷刻而至，到时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番话说得炀帝顿生万丈豪情，立刻让牛弘把这番话传达给使者。隋朝就此取得了极大的心理优势。
第二方面，交通准备。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正月，隋炀帝已征发民夫开凿了永济渠。永济渠是隋朝大运河的北延段，它就像一只有力的拳头，正向着高句丽所在的方向蠢蠢欲动。隋炀帝的战船、粮草、军备，几乎全靠永济渠来运输。从时间上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推断炀帝早有征讨高句丽之意，开永济渠就是他战略眼光长远的体现。
第三方面，军事准备。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隋炀帝正式下诏征讨高句丽，旋即开始进行军事上的备战。第一，造船。隋炀帝派幽州总管元弘嗣前往东莱海口紧急赶制战船三百艘。命令来得太快，负责该项工程的工人和监工昼夜不息，由于下半身一直泡在水中，所以时间一长都生出了蛆虫。死者十有三四，场面惨不忍睹。第二，征兵。隋炀帝下诏，召集全国之兵，到涿郡会合。同时，隋炀帝又征调淮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持盾的长枪兵）三万人，也一起到涿郡来。《资治通鉴》记载，招兵令一下，“四远奔赴如流。”第三，运辎重。五月，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南、江南民夫赶制战车，装载衣甲帷幔之类的军用物资，由士兵驾驶，星夜送到高阳（今属河北省保定市）。七月，隋炀帝又征召江淮以南的民夫将黎阳（今属河南省鹤壁市）和洛口仓的粮草运送到涿郡。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细备战，也是一场怨声载道的全民备战，《资治通鉴》记载：
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如果从高空往下看，或许那时的中国大地上，该是这样的景象：推车驾船的民夫、士兵如黑压压的蚁群搬覆盖了整片土地。一条条运输线，与秦川沃野、江汉平原、淮南湿地相互交错，如同少女交织的发辫。不过，这样壮观的景象，却是以多少百姓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如果可以，我宁愿看不到这样的景观，因为那不是遗憾，至少还能得一处心安。
苦不堪言的百姓们渐渐开始聚众为盗，这就是所谓的“官逼民反”，隋朝政府则对这些乱象采取了血腥的暴力镇压，《隋书·炀帝上》记载：“甲子，勑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之。”
到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的战备工作终于完成，大兵集合于涿郡，整装待发。临行前虞质劝炀帝不要御驾亲征，被炀帝拒绝，耿询再谏，炀帝大怒，欲斩之祭旗，何稠求告，方得免死。排除异议后，隋炀帝带队出发。隋军水陆大军共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是二百万大军，分为左右共二十四军，每军有一主一副两将率领，骑兵共四千人，分为四团，一团十队，一队百人，步兵共分四团，一团二十队，每个团的军服、旗幡颜色都不一样。后勤部队大约是参战部队的两倍，这样算下来，隋朝一共发动了将近五百万人参与这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派兵时，隋炀帝下令一天出一军，日行四十里，第二天再派一军，步步为营，前后两军旌旗互见、鼓角相闻，整整四十天，隋朝大军终于全部发出，军旗绵延九百六十里。这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壮丽，彩旗飘飘，顶盔贯甲的兵士昂首阔步地行进着，衣甲明亮，映射着夺目的日光，似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盛世局面就要从他们手中诞生。《资治通鉴》记载：“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这支浩浩荡荡的隋朝大军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辽水（即今辽河）。河流历来是兵家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防御价值，当初隋朝平南陈，面临的最大困难也是如何突破河流（长江）防线，现在如何能够击败驻守辽水的高句丽军，成了当务之急。隋炀帝决定，招募敢死队，强渡辽水，为后续大军开路。自愿充当先锋的是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隋书·麦铁杖传》记载他出征前对三个儿子说：“阿奴当备浅色黄衫。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杀，尔当富贵。唯诚与孝，尔其勉之。”隋炀帝大为感动，命宇文恺在辽水西岸搭起三座浮桥，一点点引向东岸，隋军敢死队在麦铁杖的率领下一边铺桥、一边行进。脚下是深不见底的辽水，眼前是张弓搭箭的高句丽士兵，隋军鼓起勇气，不顾已经对准自己的飞矢，硬着头皮往前冲。浮桥搭到离东岸还有几丈远的时候，高句丽士兵突然放箭，隋军行进一时受阻，落水而亡者不计其数。麦铁杖身先士卒，跳下浮桥，赴水向前，隋军受其鼓舞，纷纷下水，向岸边冲去。将近岸边，麦铁杖第一个跳上岸，与高句丽军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继他之后，副手钱士雄、孟金叉等先后带大批隋军登岸，两军战在一处，直杀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隋炀帝在辽水西岸，焦急地等待着战果。不多时，有士兵来报：“辽河防线被我军攻破，麦铁杖、钱士雄、孟金叉三位将军皆殉国而死。”隋炀帝大哭：“今日渡河，损我一员大将！”麦铁杖“骁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是隋朝少有的悍将，在跟随杨素平南陈、征突厥等大小战斗中皆有战功，今日死于辽河之畔，隋炀帝大为悲伤，下诏曰：
铁杖志气骁果，夙著勋庸，陪麾问罪，先登陷阵，节高义烈，身殒功存。兴言至诚，追怀伤悼，宜赉殊荣。用彰饰德。可赠光禄大夫、宿国公。谥曰武烈。
麦铁杖子嗣皆加官进爵。隋炀帝收敛了麦铁杖三人的尸首，祭奠一番后，乘胜进兵，包围辽东城（今属辽宁省辽阳市）。高句丽军数次出战，都被隋军杀回，无奈只得退保辽东。隋军则几次三番尝试攻城，皆被顽强的高句丽军阻挡。诸位可以想想，一百一十三万隋朝大军，怎么会踏不平一个小小的辽东城？实际上，隋军有好几次攻城马上就要得手，怎奈隋炀帝之前下了一道命令，阻挡了他们继续攻城的步伐。隋炀帝到这时依然在想着如何炫耀自己的大国风范，于是命令隋军如果发现高句丽军有要投降的意思，就停止进攻，另派人前往招降。这个命令能减少两军伤亡，但却被高句丽军钻了空子。当隋军马上就要登城之时，高句丽方面立刻宣布投降，隋军迫于隋炀帝的命令，只得后退，另派使者前往。但当使者派过去的时候，高句丽突然改了一副嘴脸，再次做好了新一轮的防御工作。就这样一来一往，两军渐成对峙之势。
辽东城下，双方陆军在对峙，但隋朝水军并没有停战。隋炀帝的水军统帅，正是极善水战的来护儿。来护儿亲自担任前锋，与高句丽水军接战，大破之，正要继续进军之时，水军副总管周法尚劝他不要如此冒进，最好等待后续的水军跟上，再一起前进。来护儿看看不远处的岸边就有一座高句丽的城池，于是不顾周法尚的建议，轻兵独进，在岸上再一次击败高句丽军。来护儿一胜再胜，正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城池，周法尚又来劝阻。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来护儿已经完全听不进任何意见，选精兵四万，直杀到城下。高句丽军见来护儿来势汹汹，于是佯装撤退，放来护儿入城。隋军一入城，见空无一人，遂四散而去，开始抢夺城内的物什，四万精锐刹那间变成散兵游勇，此时高句丽伏兵四起，包围来护儿的军队。来护儿方知中计，于是赶紧聚拢队伍往外冲，幸得周法尚接应，才得以脱困。狼狈的来护儿清点了一下人数，四万精兵只剩几千人。隋朝水军的进攻宣告失败。
陆军方面，隋炀帝的主力部队虽然在辽东城与高句丽相持不下，但炀帝并不是不会变通的人，他命令：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
前文提到，隋炀帝发兵时，派出了左、右路各十二军。以宇文述为首的这九军正是从这二十四路军中挑选出来的，宇文述、于仲文、荆元恒、薛世雄、辛世雄五路军属于左路军集团，张瑾、赵孝才、崔弘升、卫文升四路军属于右路军集团。从战略部署来看，这九路军有直扑平壤的打算。我们前文也提到过，宇文述是隋朝名将，也是杨广夺宗的得力助手，以他为首的九路大军气势汹汹，兵临鸭绿江，自然引起高句丽上下一片恐慌。不过，他们很快把恐慌的情绪抛却脑后，开始冷静地思索计策。
这天，宇文述和于仲文刚刚升帐，忽然得报：“高句丽大臣乙支文德前来投诚！”两人耳语一番，请乙支文德进帐。宇文述、于仲文设宴招待。正宴饮间，宇文述悄悄命令士兵伏于暗处，只等信号。原来隋军出征前曾打听过高句丽的底细，知道乙支文德非常善于诈降，所以临行前隋炀帝特地嘱咐二人，如遇乙支文德，不论来由，即刻拿下。正在这时，尚书右丞刘士龙来劝于仲文：“高句丽派使前来请降，我们不应怠慢。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今日如杀此人，恐损我大隋威名。”于仲文一时听从了刘士龙的建议，不顾宇文述和隋炀帝的密令，下令放归乙支文德。乙支文德前脚刚走，于仲文立刻就后悔了，赶紧派人追上乙支文德，告诉他：“贵国请降，我们已知晓，只是我们将军还有事要跟先生讲，请先生即刻回去。”乙支文德毫不理会，径直走脱，跳上小船，渡到鸭绿江东岸去了。宇文述和于仲文两人追悔莫及，一者受了隋炀帝的密令，二者几万大军被一个人耍得团团转，颜面何存？想到这些，两人不得已率兵渡河，追击乙支文德。宇文述的九路大军在抵达鸭绿江前，士兵常常抱怨辎重过多，但是宇文述严令不可丢弃一米一粟，士兵们没有办法，只好掘坑把粮草埋在地下。现在宇文述突然下令急行军追击乙支文德，所以没过多久，隋军的供粮就出现问题了。乙支文德观察到了这一点，于是他率领一支部队与隋军接战，边打边撤，将隋军战线拉得越来越长。宇文述眼睁睁看着隋军粮草一天天减少，而乙支文德一天天来挑战，平壤城又近在咫尺，心急如焚，进退两难，无奈之下，下令撤军。隋军撤退途中，渡过萨水，正渡到一半，忽然后军大乱。兵法上讲：“兵半渡可击”，高句丽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趁隋军渡河渡到一半，突然发动袭击。隋军大乱，四散奔逃，宇文述拼命聚敛残兵，怎奈兵散如流星，根本聚不齐。隋军在缺粮的情况下拼命奔逃了一天一夜，行四百五十里，才跑到鸭绿江边，得到了其他隋军的接应。这一战隋军一败涂地，九路大军只有卫文升一路独全。当初这九路军共计三十万五千人渡过辽水，等到败退回辽东城时，只剩二千七百人，粮草马匹军械丢失无数。
隋炀帝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百万雄师，竟被高句丽几十万军队打得一败涂地，最得力的战将宇文述、来护儿都没能取得哪怕一场大胜。回到东都后，宇文述旋即被免职。刘士龙被斩首，于仲文忧愤交加，病逝于家中。这也标志着隋炀帝一征高句丽的全面失败。
隋第一次征高句丽失败后，由于是役几乎发动了全国大部分劳力，所以导致大量田地荒芜、农业减产，加之天大旱以及疫病流行，隋朝人口大量锐减。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隋炀帝依然没有停止他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隋炀帝对侍臣讲：“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遂再征天下兵，准备第二次征讨高句丽。我们知道自北周以来，府兵制就开始推行，隋朝也沿用了这一制度，首征高句丽的时候，所用的兵，大多都是府兵。这一次，隋炀帝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开始招募真正有意愿去参加战争的民兵。这些兵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志愿军，而隋炀帝则将他们命名为“骁果”，大概是取“骁勇果敢”之意。我们需要注意，隋唐时期的兵制，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经历了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变化。府兵制纵然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但府兵的本职是农民，他们视生计重过胜利。笔者前文提到过鲜卑族将领的士兵是跟随其主将姓氏的，但在府兵制运作起来的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保持着“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态，这样一来府兵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而募兵制则打破了这一点，唐玄宗时期为什么会爆发安史之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禄山同时担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下的兵都是自己募来的亲兵，最终其势力都超过了唐朝中央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爆发叛乱吗？当然统治者设募兵制的初衷显然不会是这样，只能说安禄山此前的邀宠、谄媚工作做得太完美，成功蒙蔽了玄宗。我们反观炀帝二征高句丽，可以发现实际上从这时开始，募兵的想法已渐渐显露出来，“骁果”就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尝试。这些“骁果”并非乌合之众，而是非常有组织的，隋炀帝特别设置以“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为名的将官统率他们。有了军队，还需要有主将进行指挥。这一次隋炀帝会选择谁来担任主将呢？他思来想去，最终还是重新起用了宇文述，同时，还派了同样是以罪将身份官复原职的杨义臣。在小说《说唐》里，杨义臣是瓦岗军的死敌，摆了一个铜旗阵，结果瓦岗军得罗成做内应之助，破阵之时，铜旗被秦琼抡锏打断，杨义臣本人自刎而亡，完全是一个不入流的三等角色。但在正史中，杨义臣也算是隋朝比较有名的一员大将，是鲜卑族，本姓尉迟，后杨坚赐其姓“杨”。当年汉王杨谅叛乱的时候，代州总管李景被杨谅的部将乔钟葵所围，向杨义臣修书告急，请求援兵。杨义臣立刻发兵两万，前往救援。乔钟葵帐下有一员骁将，叫王拔，勇猛善战，数次带骑兵冲击杨义臣的军阵。杨义臣决定择选勇士，与王拔对决。车骑将军杨思恩自告奋勇，带二十余名骑兵冲向王拔，一路冲到王拔的军旗下，两军刚刚相交，杨思恩的骑兵突然临阵胆怯而撤退，杨思恩寡不敌众，被王拔斩杀。杨义臣悲愤交加，亲自敛葬杨思恩，又将临阵退却的骑兵尽数腰斩，以正军纪。首战失利，杨义臣决定采用疑兵之计，克敌制胜。他将军中的牛、驴等牲口悉数聚拢，每头各派一兵驾驱，每人手中都持有一面大鼓，然后悄悄进入山谷之间，等待号令。布置停当后，杨义臣亲自率兵与乔钟葵开战，两军刚一接战，杨义臣一声令下，潜伏于山谷间的士兵驱使牛、驴开始狂奔，一边奔跑一边击鼓，一时谷中烟尘蔽天，鼓声大噪，乔钟葵大惊，以为谷中有杨义臣的伏兵，马上率军撤退。兵败如山倒，主帅阵脚一乱，士兵自然跟着一起乱，杨义臣趁势掩杀，遂解李景之围。后来因功一路做到太仆卿。首征高句丽的时候，杨义臣同样是萨水之败的受害者，因此获罪免职。此次炀帝决定二征高句丽，杨义臣是作为宇文述的副手出现在军中的。
过了两个月，到了大业九年（公元613年）的四月份，隋朝远征大军再次渡过辽水，逼近辽东。隋军出征的时候依然气势满满，似乎初次征讨的失利所带来的阴影已经尽数散去。左光禄大夫王仁恭以劲骑一千破敌数万，隋军一路高歌，但是当部队推进到辽东城下的时候，再次与高句丽军陷入了僵持。隋炀帝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放下了那些所谓“大国风范”的花架子，命令诸将“便宜从事”，即用最高效的方式结束战争，《资治通鉴》记载：
帝命诸将攻辽东，听以便宜从事。飞楼、橦、云梯、地道四面俱进，昼夜不息，而高丽应变拒之，二十余日不拔，主客死者甚众。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双方均有大量死伤。但隋朝方面涌现出了一个非常耀眼的战斗英雄，这位英雄验证了隋炀帝招募的“骁果”的战斗力绝对非凡。这个人叫沈光。沈光（591——618），字总持，吴兴（今属浙江省湖州市）人。一提到湖州，我们最先能想到湖笔，一提到湖笔，我们则能想到湖州的大书法家赵孟頫。但我们不可忘记，湖州还有一个对隋朝自生至死都忠心耿耿的勇士沈光。隋炀帝进攻辽东的时候，肯定会动用云梯这类的攻城器械。云梯竿长十五丈，沈光作为隋炀帝招募的“骁果”中的一员，一马当先，爬到云梯顶端，就在城顶端与高句丽士兵接战，一连斩杀十几人。高句丽军见沈光如此勇猛，决定不能一对一单挑，于是众人齐上，合力将沈光连拖带拽击下了城头。隋军士兵在城下纷纷驻足仰望，他们只见到一个身轻体健的人顺着云梯往上冲，跳入城头后就淹没在高句丽守军的人海中。正当他们屏气凝神，纷纷猜测沈光的命运之时，忽然见到沈光从高空倒撞下来，不禁跌足叹息，以为沈光就要在此以身殉国。忽然间，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就在沈光往城下落的时候，后续跟上的士兵又架起了第二座云梯，沈光还没落地，耳畔虽有呼呼的风声，但他努力在风中圆睁双目，看到这条云梯上垂着有一条“垂絙”，即又粗又长的绳子。沈光屏住呼吸，看准时机，一把抓住绳子，顺势飞身一跃，把自己甩到云梯上，须臾间又出现在辽东城头。所有的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不仅城头上的高句丽士兵被吓坏了，城下的隋军士兵更是看傻了眼。隋炀帝在后方一听说自己招募来的“骁果”中有这样一个勇士，大喜过望，因为担心沈光有失，所以赶紧派人把沈光叫回来。炀帝看着这个血透战甲、跪在自己面前的小伙子，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当即拜沈光为朝散大夫，赐予宝刀良马，不久，沈光又升任为折冲郎将，愈加得炀帝喜爱，《隋书·沈光传》记载：“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
我们透过沈光一个个体，可以想见“骁果”的整体战斗力之强。拥有如此悍勇之“骁果”的隋炀帝对收服高句丽信心满满，他决定一鼓作气，一举拿下辽东。隋炀帝下令建造两样东西，用作发动总攻击时的工程器具。第一样叫做鱼梁大道。这项工程由百万余口贮满土石的布囊堆砌而成，《资治通鉴》记载：“阔三十步，高与城齐。”进攻的时候，士兵踏在这条鱼梁大道上往城上冲。第二样叫做八轮楼车。楼车是古代的攻城器具，上面有望楼，可以观察敌情，也可用于攻击。有时，普通楼车上也会架设云梯用于攻城，当云梯竖起来后，其高能与女墙平齐。但是隋炀帝的八轮楼车“高出于城，夹鱼梁道，欲俯射城内，”在普通楼车的望楼上能与敌平射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八轮楼车却可以与敌俯射，由此笔者推断，隋炀帝的八轮楼车应该要比普通楼车的形制大很多。这两样攻城利器准备停当后，隋炀帝准备对辽东发起最后的进攻。然而，就在隋军跃跃欲试、辽东城内人心惶惶的关键时间节点上，一封急报传到了隋炀帝手中。他小声念着这封急报，脸上的肌肉渐渐绷紧，缩成了一块一块，捏着急报的手渐渐握成了一个拳头，层层褶皱蜷缩在他的虎口之间。下面的文武群臣被搞得一头雾水，他们正要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时，炀帝突然大叫：“立刻撤军！”
众人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这封急报上到底写了什么，能让炀帝就此放弃唾手可得的辽东城。
这一切乱象，皆因一人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