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攘外与安内，虽是安内为先，但攘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隋文帝杨坚南平陈朝，北定突厥，使得中华大地恢复统一，民族获得了进一步的融合，这背后我们看到了杨坚为了重建东亚文明新秩序所做的努力。同时，这几次对外战争也让一批将星和外交家有了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机会，他们的光芒，直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辉，滋养着当代人的灵魂。）
盘踞于温润水乡的南陈一直是隋文帝杨坚的一块心头病。
杨坚心中有自己最为理想的政治蓝图，他渴望隋的疆域可以不再限于干燥冰冷的北方大漠，而是延伸到温暖潮湿的江南水乡。但是伐陈并非易事，这意味着要推翻一个已经在南方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权。这样的行动对于当时的隋朝来说，时机尚不成熟：一方面，隋的北面有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少数民族集团——突厥，解决不了突厥的问题，伐陈就始终存在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隋初立，经济刚刚起步，人心是否稳定，国力是否足够支持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北方来的士兵们能否适应南方的气候以及水战，这些都是杨坚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杨坚的头脑是清醒的，解决不了突厥的问题，隋朝绝对不可能攻克南陈统一全国，他也不允许手下的将官有任何对南陈动兵的举动。为了最终实现统一全国的目的，杨坚心中早已设定好了两个大方向：第一，先将突厥问题解决，保证后院不会起火；第二，和南陈尽量维持友好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充满了虚假、伪装与不真实，但这是为了防止解决突厥问题时被南陈倒打一耙，致自己陷于两难境地的最好办法。
然而平静的友好之下，是汹涌的波澜——杨坚为讨伐南陈而做的准备工作从未停止。他命元寿在淮水一带监修战船，据《隋书·元寿传》记载，元寿所建的船舰，“以强济见称”，具有非常强的战斗力。而南陈方面，却还没有设置足够的警戒来防备自己与这个来自北方的大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变动。
实际上，突厥对隋的影响远不止能否统一全国这一点。突厥本身力量就非常雄厚，在大隋西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中当属于实力最为强劲的一支，在南北朝时不管是南方政权还是北方政权，都没有办法对突厥的统治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加之这些政权彼此之间争斗不断，所以突厥借机崛起得很快，成为新的东亚霸主。此外，隋此时面临的威胁远不止突厥一支。虽然隋此时极力想与南陈维持友好关系，但由于早在北周时就已经与南陈结下仇怨，此时又正值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方叛乱，隋可谓内忧外患，所以南陈抓住机会，挥军北上，侵占了大片领土。尉迟迥发动叛乱时，曾勾结北齐的余党高宝宁一同反隋，这一支来自北齐余党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在西北，除突厥之外，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吐谷浑。吐谷浑早在北周和北齐相争的时候就已经时常骚扰北周了，现在代周而起的隋朝面对着这样一个严峻的局面，它自然也不甘落后，《隋书·吐谷浑传》记载在听说这个消息后，吐谷浑马上挥军东进，进攻弘州、凉州。所以隋此时的处境，我们可以用一个四字成语形容：手忙脚乱。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划分一下势力范围的话，就会发现隋处在了南陈、突厥、吐谷浑以及北齐余党的包围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有许多史家都对此进行过分析研究，有的看法（比如金宝祥先生的《隋史新探》）认为隋的存在对于周边其他政权来说是一个威胁，隋的崛起打破了它们之间的力量平衡，所以这一次大规模的反隋行动，实际上是有预谋、有策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而有的看法（比如韩昇老师的《隋文帝传》以及《“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则认为这几方面势力皆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它们固然来势汹汹，但还没有结成团结一致的盟军，这对于隋朝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笔者能力有限，不敢对这些看法妄作评论，只能说各有其道理，不过笔者认为此时这几方的势力更类似于赤壁之战后曹操、刘备、孙权三方势力的关系。曹操赤壁之战战败，失去了最好的统一南方的机会，回到北方休养生息。刘备、孙权名义上是一团和气的“孙刘联军”，但无论是刘备还是孙权，他们有一个化解不开的矛盾——荆州。刘备不愿意放弃荆州，孙权为了不让自己局限于江东一隅之地，则执意要拿下荆州。这样的矛盾常常给孙、刘两家之间带来小规模的摩擦，孙刘之间也常有互相嫁祸的举动。曹操曾发动过几次小规模的南侵，刘备孙权皆想过办法试图把祸水引到对方那边去，比如曹操占据汉中后有南进西川之意，刘备与孙权讲和，答应归还荆州的一部分给孙权，并陈以利害，实际上是要诱导他出兵攻打合淝以解西川之危，不过不管他们怎么内斗，其孙刘联盟的旗号一直未变。换句话说，所谓联盟，只不过是一个口号、一个称谓而已，是一种从形式上承认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军事或政治共同体。我们反观突厥、吐谷浑、南陈、北齐余党这几方势力，它们从形式上讲，的确可以构成一个盟军的架势，因为它们有统一的目标——隋，而同时，它们之间的利益纷争是永远也少不了的，比如我们可以大胆设想一下，这几方势力里面，实力相对较弱的吐谷浑自然会想方设法在其中谋求更大的利益，因为如果此次联盟作战一旦成功，自己的安全是不能得到保证的。这就好比一群狼在吃一个共同的猎物，最终能分得最多猎物的是狼王，而家族中地位低下的狼肯定会有谋取更多猎物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分歧。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这几支势力称作“形式上承认的盟军，利益下潜在的敌人”。
就在隋朝处在这样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时，杨坚的头脑非常清醒，至少趁突厥和来自东北的高宝宁还没有太大规模的动作之前，先清除来自另外两方势力的威胁才是上之上策，亦是当务之急。隋和南陈，一南一北，对双方来说，有一处非常重要的地方既是屏障，也是王朝安危的底线——长江天险。笔者于上文讲过，因为有长江的存在，不善水战的隋军不敢贸然南下，如果长江打不下来，无异于对国力无谓的浪费；同样的道理，不善陆战的陈军即便渡过了长江北上，也不敢贸然深入隋朝腹地。但长江天险的告急，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从陈的利益来看，没有了长江，来自北方大漠的铁骑就可以一马平川，直捣首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从隋的利益来看，南方的军队渡过长江后，如果形成了心理上的优势，那么自己将很难取胜，并且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盘根错杂，隋一退再退，能退到哪儿去？实际上没有多少退路可走。在这样的情况下，隋朝对陈保持着一个非常微妙的态度，笔者将其总结为十六个字——攻守兼备，以守为先，忍让示弱，主打反击。既然是“攻守兼备，以守为先”，那么就必然有人负责守有人负责攻。隋文帝杨坚派了两个人负责守，这两个人可谓是隋朝乃至中国军事史上最有名的大将，一个是韩擒虎，一个是贺若弼。韩擒虎守庐江（今属安徽省合肥市），贺若弼守广陵（今属江苏省扬州市），这两个地方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韩擒虎和贺若弼两人，就好像两把尖刀，正好死死抵住了南陈最有力的地方，扼其咽喉。在这里，笔者需要指出，在《隋书·文帝上》中记载贺若弼担任的是楚州总管，而在《隋书·贺若弼传》以及《资治通鉴》中皆记为吴州总管，仍守广陵。这处不同是笔者阅读韩昇老师《隋文帝传》时得到的启示，韩昇老师指出《隋书·文帝上》的记载或为一误，因此他仍采用《隋书·贺若弼传》以及《资治通鉴》的说法进行编写。笔者同意韩昇老师的选择，但是韩昇老师没有在书中进一步给出这样选择的理由，因此笔者可以讲一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我们从史书编写者和阅读者的角度出发，《隋书》和《资治通鉴》都属于官修史书，《隋书·文帝上》和《隋书·贺若弼传》中出现了不同的讲法，而《资治通鉴》则采用了和《隋书·贺若弼传》一样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显然更愿意去相信出现次数多的史料内容。其次，如果贺若弼真的为楚州总管，那么就会存在一个战略上的小疑点。楚州大致在今天江苏省的淮安市。杨坚将两员最为勇猛的上将安排在南方，目的就是让他们防卫南陈，换句话说，是防卫长江天险。韩擒虎的防区是庐江，属于今天的安徽省合肥市，在长江边，问题不大；但如果贺若弼的防区是在楚州，也就是属于今天江苏省淮安市的话，很显然离长江太远了，从今天的水系角度来看，我们常把庐江划归长江水系，而淮安就属于淮河水系了，所以贺若弼如果镇守楚州，应当不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这二人对陈军的牵引作用也就不会那么明显了。实际上韩擒虎和贺若弼在以后的平陈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更大，此为后话，我们留到后文慢慢讲。
与此同时，杨坚一再强调南方沿线诸将源雄、梁睿、元孝矩等人不许贸然进攻，他的思路很清晰，如果隋贸然过江攻陈，一来胜负难料，空费国力；二来突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就有了可乘之机；三来面对陈的骚扰，隋如果进行大规模反击，恰恰说明自己内心的担忧与恐惧，反之如果隋能够面对陈的骚扰做出一副不理不睬、“十分高冷”的样子的话，则会在心理上给陈以压迫，反而使其畏首畏尾，用《隋书·元孝矩传》中的话来讲叫做：“怀柔以礼”。杨坚一而再、再而三地保持隐忍退让的态度，反而让隋军获得了更大的自信心，斗志更加旺盛。就在这时，杨坚下达了反击的命令，源雄、贺若弼以及杨坚派来的大将长孙览和元景山四路齐出，打了南陈一个措手不及，收复之前被南陈侵占的以及三方叛乱时司马消难兵败归附陈朝后裹挟进来的大片失地。南陈蠢蠢欲动的问题得到解决。
没过多久，西北战场也传来捷报：元谐将军大败吐谷浑，斩敌数万。我们在讲到《开皇律》的编写人员时提到过元谐这个人。元谐是个武将，《隋书·元谐传》记载他：“性豪侠，有气调”，并且元谐和杨坚还曾有过同窗之谊。此次吐谷浑兵犯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元谐率贺娄子干、郭竣、元浩兵发迎击。临行，杨坚特地嘱托元谐：
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梨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
这道敕令不难理解，总的来说杨坚希望元谐对吐谷浑的战斗与源雄、贺若弼、长孙览、元景山几人对南陈的战斗一样，首先要把自己置于道德的高地，获得战争的正义性，即所谓“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其次军队的自信力很重要，要把本方军队的地位始终置于敌方军队之上，即所谓“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精密部署后，元谐带队出发。吐谷浑实力远不如突厥强大，也深知如果正面硬拼，自己很难从隋军那里占到什么便宜，于是吐谷浑试图联系另一个少数民族党项族一起进攻。后来和北宋、辽鼎足而立的西夏政权就是由党项这个民族创立的。据《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是羌人之后，他们“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这样的少数民族刚强生猛，并且非常团结。假以时日，必能成大气候。后来西夏与北宋的有数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北宋都占不到什么大便宜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元谐面对两个民族的联军，并没有畏缩后退，他率军直插后方，断敌退路，最终与吐谷浑党项联军相遇于丰利山下。
广袤寒冷的青藏高原，阳光明亮得刺眼。吐谷浑党项联军哈着寒气，他们早已适应了高原的缺氧、烈风，他们的战刀，已经磨得锃亮，只待主将一声令下，他们将为了本民族的前程而浴血厮杀。不多时，吐谷浑先锋大将钟利房带两万铁骑率先发起冲锋，元谐激励着将士们克服高原不利的气候，努力向前，不许后退。数万隋军很快就杀退了吐谷浑的第一次冲锋。钟利房撤退后发出了求救信，吐谷浑太子可博汗闻前军失利，立刻率劲骑五万前来增援。元谐一鼓作气，率军与之鏖战。本来寒冷荒凉的青藏高原上瞬间杀气腾腾。吐谷浑党项联军纵然生于西北长于西北，且嗜血好杀，但军队整体战斗能力毕竟比不上训练有素的隋军。元谐乘胜追击，俘斩数万。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战役——丰利山之战。《隋书·元谐传》完整地记载了这场战役的过程，气荡山河，光耀古今：
时贼将定城王钟利房率骑三千渡河，结连党项。谐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归路。吐谷浑引兵拒谐，相遇于丰利山。贼铁骑二万，与谐大战，谐击走之。贼驻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劲骑五万来掩官军。谐逆击，败之，追奔三十馀里，俘斩万计，虏大震骇。
元谐凭借出色的指挥能力，将吐谷浑打得心服口服。按照杨坚的敕令，元谐没有赶尽杀绝，在取得丰利山之战的胜利之后，元谐发现吐谷浑已经心悦诚服，于是趁机招降吐谷浑旧部。这样一来，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心理上，隋朝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杨坚终于获得了与突厥一决高下的机会。
细心的读者应该已经注意到了，笔者在前文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到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这一场隋与突厥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决战。第一次是在介绍史万岁将军的时候，史万岁将军跟随窦荣定迎击突厥的阿波可汗，窦荣定为免死伤，更为凸显史万岁之勇猛，要求与突厥进行江湖决斗式的一对一单挑，结果史万岁不负众望，上演了单骑赌胜的神话。第二次是在介绍虞庆则的时候，达奚长儒两千骑兵被沙钵略可汗包围，但达奚长儒拼死一搏，大小十四战，两千退十万，重创突厥兵的士气。这两场战斗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从时间上看，达奚长儒所领导的这场战斗发生在开皇二年（公元582年），而史万岁单骑赌胜发生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还要晚于达奚长儒。这中间隋与突厥的故事还有很多，笔者将在下文慢慢叙述。从这两场非常精彩的战斗来看，似乎突厥兵的战斗力和士气都非常一般。杨坚的父亲杨忠曾经和突厥联合进攻北齐，结果突厥人一看北齐军声势浩大，决定不打了，直接开始抢东西，不管是战利品还是老百姓的东西，能拿的都拿回了漠北草原，一个军队的纪律性如果差到这个地步，恐怕仗一定是打不好的吧？但事实不是如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突厥就算与北周组成联军攻齐，也不会把事情做绝，帮助北周把北齐给推翻，三条腿的凳子最稳定，突厥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从突厥兵抢东西这件事上，并不能判断出他们的战斗力。单从《隋书》的记载来看，笔者认为突厥的战斗力是相当强悍的。《资治通鉴》记载突厥此次是“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声势非常浩大。《隋书·达奚长儒传》还记载了一个叫做潘那可汗的首领也参战了，但是《资治通鉴》并没有承认潘那可汗也参与了这场战争。笔者没有考证究竟哪种说法正确，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突厥此次出兵的规模，几乎等于倾巢出动，很明显，突厥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更令隋军将士感到担忧的是，盘踞在东北的北齐余党高宝宁，也与突厥联络在了一起。
全线出击的突厥军向隋的边境发动了猛烈进攻，乙弗泊（今属青海省海东市）的冯昱、临洮（今属甘肃省定西市）的叱列长叉（《资治通鉴》写作叱李长乂）、幽州（今属北京市）的李崇等，相继被突厥击败，隋朝的外围防线遭到重大破坏。杨坚很苦恼，他深知“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道理，如果这样以血换血地拼下去，隋即便能胜，恐怕也会元气大伤。于是杨坚决定，文武兼修——除了在军事上要给予突厥打击，在外交方面更要战胜突厥，减少自己的损失。此时，前文提到过的长孙晟就发挥作用了。长孙晟字季晟，《隋书·长孙晟传》形容他“性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趫捷过人。”长孙晟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整个隋朝大小官员，若论起对突厥的了解，恐怕无人能出其右。我们知道突厥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进犯隋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沙钵略可汗的妻子千金公主的鼓动。千金公主是北周宗室，宣帝时远嫁给了沙钵略可汗，长孙晟当时就在送亲的队伍当中。沙钵略可汗对北周派来的其他使者十分傲慢无礼，但看到长孙晟威风凛凛，有一股英雄气，便对他优待有加，天天留他一起打猎游玩，其他使者完成任务后都返回北周了，但是长孙晟依然被沙钵略可汗留在突厥。大家都知道成语“一箭双雕”，熟悉隋唐小说的朋友都知道，在《隋唐演义》中，秦琼曾上演过一箭双雕的好戏。秦琼因犯罪被发配到幽州北平王府罗艺账下。罗艺因秦琼是自己的侄子，所以有意提拔一下秦琼，于是让他在校场展示一下武艺，好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秦琼演示箭法时，借机上演了一箭双雕的好戏，令众人刮目相看。不过在正史上，“一箭双雕”正是出自长孙晟之手，且正好发生在他被沙钵略可汗留在突厥的这段时间里。有一次两人一起打猎，远远地飞来两只老鹰，在空中争食。沙钵略可汗大喜，递给长孙晟两支箭：“季晟，帮我把这两只鹰射下来，我重重有赏。”长孙晟跨马弯弓，略略调整一下角度，一箭飞出，两只老鹰一下被串在了一起，扑棱棱从半空中坠落下来。这一箭让沙钵略可汗和随从们目瞪口呆，从此对长孙晟钦敬有加，长孙晟的名气也因此在突厥中传开。
很多突厥的达官亲王都来傍一傍长孙晟这个“名人”，其中就包括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处罗侯与沙钵略可汗一样，天天带着长孙晟外出打猎，并且还给他介绍突厥领地的山川地貌，军队部署，短短一年的工夫，长孙晟就把突厥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变成了漠北草原的优秀导游。果不其然，拥有突厥通长孙晟的杨坚很快就得到了针对突厥的外交策略——离间计。《隋书·长孙晟传》记载：
晟先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因上书曰：“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难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励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姦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廻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长孙晟给隋文帝杨坚清楚地分析了突厥内部存在的矛盾。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笔者在前文提到过许多可汗的名字，这是突厥汗国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突厥分******和西突厥两部，早先突厥伊利克汗的儿子室点密西征，自立牙帐，建西突厥。不过当时突厥两部之间的矛盾还没有那么激化。继承室点密之位的是他的儿子，就是长孙晟表文中提到的玷厥，即达头可汗。******和西突厥的矛盾可以追溯到******内部的汗位之争，这条导火索最终是因长孙晟的一系列外交工作而被引燃。******的第四任首领佗钵可汗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木扞可汗的弟弟。公元579年，木扞可汗去世时，没有立儿子大逻便（即阿波可汗），反而立弟弟佗钵可汗。佗钵可汗去世时，留遗言要立大逻便，但是大逻便因母亲身份低贱而在突厥内部很不得人心，大家都不服。相反佗钵可汗的儿子蓭罗颇受欢迎，遂被国人立为下一任可汗。被遗言点名的大逻便自然非常不服，常派人辱骂蓭罗。蓭罗没有办法，就把大汗的位置让给了突厥国中最有威望的摄图，也就是沙钵略可汗。蓭罗自己退居二线，称第二可汗。大逻便非常不满，他找到沙钵略可汗：“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可汗也担心突厥内部的局势会从最初的互相辱骂演变成内乱，于是封大逻便为阿波可汗。另外《隋书·突厥传》中还提到一个后来在突厥内乱时西投达头可汗的贪汗可汗。这样算下来，彼时的突厥，实际上是沙钵略、第二、阿波、贪汗、达头五可汗并立的局面。
厘清了突厥大体的内部状况后，我们再来分析长孙晟的这篇表文。长孙晟第一步要做的是为杨坚分清主次。在这五可汗中，第二可汗菴罗和贪汗可汗是实力比较弱的两方，在众可汗中话语权最少，所以突厥的主要矛盾是围绕着沙钵略可汗、阿波可汗、达头可汗以及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展开。他们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各怀鬼胎，所以唯一可用的计策就是离间。确定计策的大方向之后，长孙晟为杨坚分析了这几人之间具体的矛盾。突厥当中最有威望的是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玷厥自立于西方，本来就和沙钵略可汗嫌隙颇深，稍加鼓动，突厥便可自相残杀。处罗侯虽是沙钵略可汗的弟弟，但他在突厥中威望也很高，沙钵略可汗对他常常存有戒备之心，这两人的矛盾也会随着整个突厥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激化，至于阿波可汗大逻便，当初菴罗可汗要把位子传给沙钵略可汗，就是希望他可以压一压阿波可汗的气焰，所以阿波可汗一方面心存夺沙钵略可汗之位之志，另一方面却又摄于沙钵略可汗极高的声望，致自己陷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只要突厥一乱，他必然选择投靠强的一方。杨坚深为此表文折服，马上命令长孙晟将这一系列外交计划付诸行动。
突厥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的这次进攻被长孙晟简单的一句话就化解掉了：“铁勒等反，欲袭其牙。”笔者没有具体考证过突厥内部的历史，对突厥的了解大多限于《隋书》、《资治通鉴》等史料，所以笔者尚不敢判断长孙晟此言的真假。尽管后来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再次南侵时，杨坚在讨贼诏书中提到：“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但笔者认为这不能当做证明突厥后方真的发生叛乱的证据。因为突厥的二次南侵规模仍然非常浩大，隋朝的危机迟迟没有得到根除，杨坚此言或许有一则表居安思危之意，二则是为配合长孙晟的离间计展开，所以面对突厥又一次的南侵，杨坚和长孙晟显然没有掉以轻心，他们已经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应该说，隋军在军事方面的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卫王杨爽、王弘、豆卢勣、窦荣定等皆取得了对突厥战斗的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依附于突厥的北齐余党高宝宁被幽州总管阴寿击败，高宝宁流奔契丹，途中被部下所杀，东北遂宣告平定。隋朝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再一次为外交工作的全面展开创造了条件。长孙晟决定先从阿波可汗大逻便下手，原因很简单，我们前面讲过，阿波可汗被窦荣定和史万岁打败了，不仅兵败，而且还在单骑赌胜中落败，颜面尽失，处境相当尴尬，从他入手，显然成功率更高。于是长孙晟派人对阿波可汗说：
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纔（才）入，便即致败，此乃突厥之耻，岂不内愧于心乎？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因以罪归于阿波，成其夙计，灭北牙矣。愿自量度，能御之乎？
长孙晟的思路很简单，他瞅准了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之间因汗位之争而激发的矛盾，首先以兵败之事让他担忧自己的罪责，也让他冷静思索自己的前途，其次分析局势，摄图和阿波本都是人才，实力不相上下，但现在一胜一败，两人的差距肯定越拉越大，第三指明危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摄图要除掉阿波，现在阿波兵败，正是机会。这一番话让阿波可汗陷入深思，但可以看得出，他对此有所心动，他能意识到危机，但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危机。两军交战，一方派出使者，另一方出于礼节也要派使者，所以长孙晟决定把离间计再向前推进一步——从突厥使者入手。他对使者说：
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
阿波可汗想要自保，办法并不难——投靠西突厥。长孙晟的办法让阿波可汗彻底安下心来，于是阿波不顾还在前线与隋军僵持的沙钵略可汗，独自带领大军缓缓往草原退去。此时沙钵略可汗在白道（今内蒙古自治区********市北部）又被卫王杨爽击败，正在败逃之间，突然听说阿波可汗与长孙晟暗通款曲，顿时暴跳如雷，一股无明业火直冲脑门，“随我回军！诛尽反贼！”沙钵略可汗带人杀向阿波可汗牙帐，将其一众随从全部俘虏，阿波可汗的母亲死于乱军之中。阿波可汗撤回到自己的牙帐，发现一片狼藉，老母身故，痛苦、仇恨、愤怒瞬间充盈了他的内心。贪汗可汗和他关系向来不错，同时对沙钵略可汗在突厥一家为大也非常不满，于是阿波可汗拉上贪汗可汗，投奔西突厥的达头可汗，目的只有一个——推翻沙钵略，为老母报仇。阿波可汗的出走，意味着******和西突厥正式分裂，突厥爆发大规模内乱，同时也意味着长孙晟的离间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可能有朋友会问：“西突厥的立场呢？为什么西突厥会向着隋朝？”其实早在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沙钵略可汗第一次南侵之前，杨坚就派元晖送给达头可汗一面狼头大纛旗。《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先祖早先面临灭族之灾时，有一个被遗弃到大泽中的小孩被母狼所救，后来小孩与母狼交配，生下十男，其中最贤能的就是阿史那氏。族人安定下来之后，突厥人便在牙门立狼头大纛旗以纪念先祖。所以狼头大纛旗在突厥人心目中是权力、传承、力量、尊严的象征，元晖将狼头大纛旗送给达头可汗，实际上等于隋朝政府默许达头可汗才是突厥真正的领袖。隋朝政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保持着非常微妙的态度，要废其一必先存其一，拉拢西突厥使之成为隋朝无形的助手，是必然的选择。现在******和西突厥正式分裂，隋文帝杨坚也终于看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一幕。
沙钵略可汗一方面要应付西突厥的压力，一方面要支撑隋朝的反扑，进退失据，终于在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决定向隋朝称臣。他的妻子千金公主也请求自改姓氏，并认杨坚为父。在对突厥的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紧要关头，杨坚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之前一直贯彻的原则就是无论是对突厥、对南陈还是对吐谷浑，这些战斗都属于反击战的性质，不可轻易妄想扩大领土。杨坚深知，人心的真正归附远比靠单纯的武力赢得的土地更重要，所以面对沙钵略可汗和千金公主的请求，他自然不会不给他们台阶下。所以杨坚就派徐平和与突厥方面进行了第一次会面，沙钵略可汗让徐平和给杨坚带回了一封信：
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庐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沙钵略可汗这番话讲得倒是不错，杨坚很高兴，于是回书一封：
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庐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既以亲旧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臣虞庆则往彼看女，复看沙钵略也。
从杨坚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坚决定进行双方的第二次会面，而会面的主题也很简单——探亲。
于是长孙晟就跟随虞庆则作为使臣再一次出使突厥。两人到后，传达了杨坚的意思，赐千金公主为杨氏，封号改为大义公主，大概有取“大义灭亲”之意。但是我们前面讲过，沙钵略可汗一开始是想和隋朝保持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所以他虽然接了诏书，但仍然不肯下拜使臣。长孙晟和虞庆则一看局面有点僵，于是决定进一步劝说沙钵略可汗。虞庆则负责军事部分，搬出以往沙钵略可汗侵占隋朝以及兵败如山倒的事，而长孙晟负责家庭部分，指责沙钵略可汗不识大体，既然妻子已尊杨坚为父，自己便应当是大隋女婿，如今却耍赖不愿行礼，传出去颜面何存？这几番话让沙钵略可汗闹了个大红脸，只好连连赔罪，乖乖行礼，接受诏书，向隋称臣，《隋书·长孙晟传》记载：
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我从之耳。”于是乃拜诏书。使还称旨，授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
西突厥的达头可汗没有闲着，后来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与突厥再次开战。长孙晟、史万岁两位突厥克星再度联手，大败达头可汗。与此同时，隋朝扶持启民可汗重建******，逐渐对西突厥蚕食鲸吞，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在长孙晟、杨素等人的帮助下，启民可汗击败达头可汗，统一突厥，达头可汗败逃吐谷浑，启民可汗尊隋文帝杨坚为圣人可汗。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也标志着隋对突厥的全面胜利。
北部边境获得了安宁，杨坚开始把目光投向南方，投向长江的对岸。
在那里，中华大地重获统一的诉求，已声声入耳。
开皇八年（公元589年），三月，正是开春时节，天气回暖，草青沙软，风和日丽。本是悠闲自适之日，却不知为何，长安城的气氛非常奇怪，夹杂着激动，也夹杂着忧虑，夹杂着欢喜，也夹杂着紧张。仔细望去，原来是城门口贴了一纸诏书，引得一群百姓前来围观：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
这是杨坚讨伐南陈的檄文，是中华民族重获统一的先声。吊民伐罪，一场声势浩大的统一之战就此拉开帷幕。
十月，杨坚一改之前为应付突厥而对南陈做出的唯唯诺诺之态，马上任命高熲为总指挥，下分三路大军，在六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沿着长江上中下游全力向南挺进，对陈朝发动全面进攻。晋王杨广负责进攻长江下游，秦王杨俊直攻长江中游，杨素则负责突破上游。三路隋军乘着秋风，高唱战歌，滚滚而来。此时南陈方面，依然没有进入严整的备战状态。
首战发生在上游。在长江中游由于秦王杨俊虚张声势，将陈将周罗睺、荀法尚尽数从上游调开，杨素马上率部沿江而下，准备突破三峡。三峡山高路险，重峦叠嶂，这里有一险要之处，名曰狼尾滩。留守上游的陈将戚昕借此地利，对抵挡隋军强大的攻势信心满满。杨素勘察了地形后，发现自己的“五牙”巨舰虽能在宽阔的湖面、江面、海面呼风唤雨，所向披靡，但面对小小的狼尾滩，却像被缚住了手脚，施展不开。在此紧要关头，随军司马李安献计——奇袭。杨素纳其言，当晚亲自率领一支船队，轻舟独进，抢登狼尾滩，岸上两支军队人衔枚、马缚口，趁夜色急行军，对戚昕的军营发动突然袭击，一时喊声大噪，火光通明。隋军一夜之间俘获陈军无数，成功突破狼尾滩。狼尾滩一经陷落，隋军便如脱缰野马、出水蛟龙，鼓起大帆，开阔的江汉平原指引着隋军，沿着浩浩汤汤的长江水一路南下。杨素美髯飘飘，端坐船头，将士衣甲鲜明，战旗飒飒生风，沿路陈军望风而降。他们都说，自己仿佛在空中看到了高坐云端的江神。
就这样，杨素和杨俊在中上游成功吸引了陈军的主力，接下去，该轮到杨广出动了。杨广的目标很简单——直取南陈首都建康。他手里有两张王牌，现在是时候打出去了。这张两王牌，就是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大隋名将——韩擒虎和贺若弼。韩、贺二人作为先锋部队，率先向长江天险发起冲击。由于陈后主陈叔宝还沉浸在长江天险牢不可破的美梦中，所以沿江上下几乎没有设置任何防御。韩擒虎和贺若弼两路大军，趁着元旦佳节陈军醉生梦死之时，迅速突破了长江防线。不远处，建康城似乎已隐隐浮现在雾中了。杨广听闻自己的先锋部队已经顺利渡过长江，令旗一挥，大军紧随其后，准备横渡长江，向建康挺进。韩擒虎进军神速，渡过长江后直取姑熟，只用半天就拿下该地，旋即又把兵锋指向新林，一封又一封城池失陷的战报传到建康城中，陈后主这下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了，只可惜，晚了太久太久。隋军已经步步逼近，建康似乎已成囊中之物。陈后主马上召集朝中可用诸将商议对策。就在这样的生死关头，陈朝内部依然无法达成一致，老将任忠和萧摩诃分别献计，任忠一方面请求自己带一万精兵抢在杨广大部队开过来前先渡长江，直扑其主力部队，迫使韩擒虎和贺若弼回兵，至少也可拖慢这两员虎将的进军速度；另一方面大军坚守建康，等待长江上游周罗睺等人的援军，这一计实质上就是围魏救赵。计是好计，但陈后主不采纳，他采用了萧摩诃的建议——与韩擒虎、贺若弼正面开战。任忠苦苦进谏，认为如果贸然与隋军正面抗衡，陈军必败。怎奈陈后主固执己见，令萧摩诃带队出战。
事情果不出任忠所料。萧摩诃一出建康，在蒋山与贺若弼的部队相遇，二话不说，直接开打。贺若弼见萧摩诃来势汹汹，有意避其锋芒，于是且战且走，引萧摩诃一路追来。萧摩诃追着追着，发现自己的部队越来越少，回头一看，原来很多士兵都在地上找战死的隋军士兵的尸体，割他们的首级去邀功，部队一时乱了套，聚拢不齐。贺若弼抓住这个机会趁势杀回，陈军大败，萧摩诃被俘。任忠对陈后主的昏庸非常失望，他出城做最后一战，被贺若弼打败，走投无路之下，任忠投降了韩擒虎，并为隋军做向导。至此，陈后主最后一丝逆转的希望宣告破灭。城外就是韩擒虎和贺若弼的大军，城内已经再无可用之才，只剩一班文官，与他一同在殿内发愁。韩擒虎攻破建康，第一个冲入陈宫，四处寻找后主踪影，在正殿上却找不到陈后主。正疑惑间，韩擒虎忽然听到后宫井中有声响。他近前一看，井下果然有人，但井底很黑，他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人藏在井下。于是他抛下绳索，喝令井下的人投降。井底之人抓住绳子，隋军将士开始往上拉，结果拉了半天，绳子纹丝不动，如同下面坠着一块巨石。这位士兵招呼几个同伴一起来拉，终于把绳子拉了上来。随着绳子慢慢接近井口，人群中渐渐发出一阵铜铃般的笑声，原来藏在井底的，正是陈后主、皇后张丽华和孔贵嫔，他们三人紧紧抱做一团，像一个大肉球吊在绳子上，滑稽可人。
就在陈后主被擒获的这段时间里，陈将周罗睺和荀法尚还在长江中上游与秦王杨俊对峙。忽然一纸投降的诏书被送到了周罗睺手中，两人方知建康已失守，秦王杨俊抓住机会，招降了周罗睺和荀法尚。建康陷落后，整个南陈迅速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南方三十州守军皆解甲投降，而杨坚也迅速把他在北方创立出的一系列制度推行到了南方。杨坚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就在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的年底，一场以高智慧为代表的大规模叛乱再一次席卷了大隋王朝。需要指出的是，高智慧只是在浙江作乱的首领，是众多叛军中的代表，实际上江南许多郡县都有叛乱发生，远不止高智慧一家。这次叛乱的爆发并不奇怪，我们在前面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永嘉之乱后，汉民族衣冠南渡，琅琊王司马睿是靠依南方大族王敦、王导才建立的东晋，此后南朝经历宋齐梁陈四代，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势力一直很强，所以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仅在数量上多于北方，其地位也比北方要高，因为皇帝至少现在还离不开他们。田余庆老师称之为门阀政治，我们在《世说新语》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士族豪门活动的事迹。现在南陈一灭，隋朝强有力的政治统治自然和南方世家大族产生了摩擦。比如说杨坚在地方上推行的废郡之度，这对南方的豪门大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们是首要的利益受害者。这应当是南方爆发叛乱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一些史家还会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认为自从南北朝以来，北方南方已经分裂了几百年的时间，最关键的是在这期间南方北方所经历的主旋律是内部的朝代更迭，彼此之间缺少互动和交流，所以到隋文帝时南北方已经形成了非常明显的文化沟壑。笔者对这个看法持观望态度，至少笔者认为，文化的分歧的确会对政局的稳定有一定影响，但就南北朝时来看尚不能作为主要原因，特别是在经学研究方面。虽然南方许多士族对杨坚推行所谓的“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非常不满，但笔者认为从文学到经学到语言无一例外，南北方虽然经历过分歧，但最终是走向了殊途同归的结局，因此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文化的因素或许不应该被看得太重。下面笔者简单论述一下理由。在《世说新语·文学25》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精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这是支道林（支遁）、褚季野、孙安国三人之间的对话，支道林所言“显处视月”，月亮晚上才会出现，即便站在空旷的原野上，虽能看到广袤的天空，但也只是漆黑一片，月光显然也不如日光明亮。这就是说北人做学问，研究的范围虽广，但毕竟不够深刻。而南人“牖中窥日”——虽然看到的少，但看到的永远都是最明亮最耀眼的部分，这就是说南人研究范围虽不广，但治学有深度。仅从这点上看，支道林的判断还是有其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但如果单单只判断其言论，那么他这个人独有的人格魅力自然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我们需要探寻一下支道林的言论有什么可贵之处。余嘉锡先生对此有一段注：
实则支道林之言，特为清谈名理而发。延寿亦不过谓南人文学胜于北人耳。夫朴学浮文，本难一致。春华秋实，乌可并言？北人著述存于今者，如水经注、齐民要术之类，渊综广博，自有千古，非南人所敢望也。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
总的来看，余先生是在极力为北学“平反伸冤鸣不平”，并最终得出“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这样一个十分中正的结论，我们承认，余先生看到了支道林言论的一部分价值，北学的确有其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余先生此言有一个根据，在《北史·儒林传》中有记载：“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大概余先生的结论是由此得来的，但是余先生或许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下面紧跟着一句话：“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这句话是说南北学的关系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南北学分开来谈。
面对气势汹汹的江南叛军，杨坚再次派杨素和杨广南下，一方面用武力进行镇压；一方面也用文化进行感召。
武力方面，重点介绍一个人——来护儿。来护儿字崇善，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早在平陈时就曾立过战功，此次平叛，来护儿在杨素账下效力，依然是平叛的主力将领之一。高智慧在诸多叛军中实力较强，自号东扬州刺史，《隋书·杨素传》记载他的兵力时形容道：“船舰千艘，屯据要害，兵甚劲。”在《隋书·来护儿传》中描写得更为夸张，形容高智慧的军营沿江排开，横亘百余里，艨艟大船几乎覆盖了整个江面。来护儿察看了一下地势，认为必须以速度制胜。杨素旋即命其为先锋，用轻便小舟迅速渡江，等到高智慧反应过来，来护儿已经登上了对岸。士兵皆执轻武器，登陆后又直扑高智慧的连营。叛军一时大乱，顾此失彼，不知道有多少隋军杀来，实际山来护儿带的人并不多，但这一股兵贵神速的气势让隋军斗志大增。这一场鏖战从早上一直打到午后，高智慧抵挡不住，一退再退，最后没有退路想要逃到海上。来护儿穷追猛打，一路追到泉州，最终高智慧败走闽、越，而来护儿一战成名，进位大将军。来护儿不是一个只会打仗的人，只会打仗的人顶多算武人，能识人用人才叫将军。来护儿有识人之明，他后来提拔过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秦琼。
文化方面，杨广充分考察南方社会的特点，发现南方佛教已经破败不堪。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早就不复存在，所以杨广在南方大开佛寺，结交高僧，向其拜师，努力学习佛教文化，这实际上换来了南方人打心底里的认同。同时，杨广也十分重视南方的知识分子，广泛结交，树立了大隋王朝海纳百川的形象。杨广的行动让南方人觉得他们的文化不会因为一个来自北方的政权统一了中国而遭到破坏，相反，南方的文化与北方的文化本应就是平起平坐、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关系。文化信仰建立起来，社会自然慢慢稳定下来。如果杨广采用强硬手段进行镇压，只会助长叛军的气势，面对文化方面的分歧，法家那一套以术治国的理念显然是行不通的。文化的问题，要用文化来解决，杨广在南方的一系列行动，获得了非常棒的效果。中央民族大学蒙曼老师对隋朝平定江南之乱的方法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笔者引于此——胡萝卜加大棒。
两年后，叛乱被平定，南方社会重获安定。中国大地至此宣告统一。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统一。从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的乱世始，甚至可以讲从汉末党锢之祸始，中国大地一直经历着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伤痛，直到今天，杨坚为她缝合了伤口。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春天，杨坚来到骊山，慰劳凯旋归来的南征军。我不知道当他凝视着面前的滚滚铁流，或是遥望着远处的黄土高原时，内心将是怎样的平静如水或波涛汹涌。兴奋、紧张、感动……抑或是高瞻远瞩预知到了未来隋二世而亡的命运？恐怕是百感交集吧。从南北朝时期政权的频繁更迭中走出来的隋，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南陈被平定后，南北朝以来开始形成的民族大熔炉变得更加完整，南方许多强大的高门士族遭到打击，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文明体系宣告确立。中国社会步入第二次大统一，中国历史也开始迈入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
笔者前文提到的目的、环境、言行三原则在此可以用在杨坚身上了。杨坚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他经历过南北朝的动荡，所以他一生的目标非常明确，思路也很清晰——统一中国，并创造一个太平盛世。要想统一中国，需要人才，要想创造太平盛世，不仅需要人才，还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和一个稳定的社会。杨坚在这样的思索中完成了对中央和地方的整顿，完成了《开皇律》的修订，完成了对突厥的征服，最终完成了对南陈的统一。这一切的背后无一不体现着他的用人智慧。但是杨坚毕竟深处宫廷，这样一个充满波谲诡诈的环境对他影响太深。独孤皇后的强势，儿子杨勇、杨俊、杨秀的不检点，高熲、苏威、虞庆则等人的权力，全都一股脑儿向他扑过去。于是杨坚的心终于扭曲了，他容易发怒，容易猜忌，容易臆想，有些事，他宁可自己做也不愿意放手，偶尔会生发出的一点怜悯之心也因为皇储问题的一波三折而消失殆尽。韩昇老师在《隋文帝传》中写道：
如果能够假设，那么，文帝若死于平陈之后不久，他将无比辉煌。然而，这种渴望完人的假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笔者反倒认为，杨坚如果只是一个像高熲、苏威那样的达官权贵，他将在历史的舞台上呼风唤雨，甚至比“死于平陈之后不久”要更加辉煌。但如果让杨坚做一个统治万方的皇帝，他这个单纯的工作狂会被压力打垮，在留下满载史册的功绩的同时，也会留下为政察察、多威少恩的印象。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我们评价归评价，但观史时还是要多一份对古人的理解与包容，须知能酌清水饮，当怀开源人。杨坚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开源人的角色，他打开了隋唐盛世的华丽篇章，他把历史的星空装点得更加明亮，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依然能够跨越千年的时空，将更多史籍无法给予的感动带到了我们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