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与否，诚实与否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有的人过于虚伪，那是小人；有的人过于诚实，那是另一种姿态的“虚伪”，成功的人恰恰在这两者中间，他们不与君子斗名，不与小人争利，他们并不见得有什么过人的才华和胆识，或许，他们只是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罢了。）
造就英雄的条件有很多，时局的性质、人的主观意志力等皆可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人的主观意志力是可以被个人所调控的，而时局的性质又分为很多，大体上来看，有清平治世和动荡乱世两种。一批心怀天下、才华横溢的贤人能臣或许能乘着清平治世的东风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他们虽然有着治国安民的雄才大略，却在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少了几分灵活，几分大度，有时甚至可以说他们少了几分狠毒，所以清平治世的另一面——动荡乱世，往往能涌现真英雄，造就真英雄。这些真英雄往往既有翻云覆雨的大手腕，又有刚柔并济的豁达，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有很多，每一次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就会带动一场或许多场农民运动，伴随着这些农民运动，古老的中国社会在分分合合中向前行进着。地域上的差异和变化带给了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发展成果。在东方的大河文明中，自耕农们多保持着一种朴素、安逸、宁静的姿态，因此几乎在每一个乱世的农民革命军中，首领在激愤的背后往往都有着相似的质朴与可爱，笔者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把很多英雄称为最可爱的人的原因之一。
自秦始皇将中央集权四个大字刻在中国历史的版图上之后，如果历朝历代皆延续着这样一种既定模式，那么这样的前行必然显得太过单调，历史总要发展，总要在既定的模式中出现不同的变化，就好似在香喷喷的白米饭中加上一点荤菜调味。
每一个乱世，就是这样的调味品。
而隋唐之交，就是这样的乱世。
在中国古典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描写隋唐时代的作品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笔者认为要属《隋唐演义》和《说唐演义》两部。这两部小说都是典型的艺术加工作品，但又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别。《隋唐演义》较之《说唐演义》，所描写的人物应当更接近于历史原型，除了刻画英雄之外，也常着墨于宫闱生活，描写的时间跨度也要长于《说唐》——《隋唐演义》是从隋朝一统写到安史之乱，而一般意义上讲的《说唐》则只写到玄武门之变（后来还有《说唐后传》等，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唐》的时间下限就是玄武门之变）。同时，《说唐》的艺术加工特点更加明显，其人物的英雄色彩更加浓郁，具有更明显的民间通俗文学特色，这些特色在作品里的一些描写中均有体现，比如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重达八百斤、临阳关总兵尚师徒的坐骑呼雷豹能施妖术这些极具传奇色彩的细节。《说唐演义》出现于清代，据传是如莲居士所作，与之同时的还有《薛刚反唐》、《薛丁山征西》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样塑造了一批诸如薛仁贵、罗通等英雄形象。种种诸如此类的作品的出现皆是民间通俗文学兴盛的体现。我们普通老百姓最熟知的那批隋唐英雄的形象，比如秦琼和单雄信的义薄云天、尉迟恭的忠勇正直、程咬金的鲁莽可爱，也都是来源于这几部作品和由之衍生出来的评书演义。除了英雄这一个个个体，小说中还描写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比如在《说唐》等评书演义中总共写到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反隋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三支，一支是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主要活动于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一支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军；另一支则是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军。除此之外，小股的反隋力量数不胜数，浩如繁星，大有燎原之势。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隋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必然与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炀帝有关。隋炀帝是个什么人？看到这个名字相信大家脑海中立刻就会浮现出一个暴君的形象来，他的谥号是“炀”，按照中国古代《谥法》的解释，“炀”指的是：
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
《谥法》中，“炀”的意思基本等同于形容一个人坏透了，不守人伦，不敬父母，不忠朋友，不重感情，不爱国家。笔者对隋炀帝得此谥号做一个八字评语：“言过其实，公报私仇。”说它“言过其实”，是因为隋炀帝不至于有“炀”形容得这么不堪，笔者会于后文对这一点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说它“公报私仇”，是因为“炀”是踩在隋朝基业上建唐的李渊给隋炀帝加上去的。隋朝末年，隋炀帝的一些想法和行为一度令李渊非常恐慌，李渊建唐，为了宣扬自己的正统地位，刻意将炀帝抹黑，也是正常现象，笔者引《旧唐书·高祖本纪》中的一例进行说明：
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时候，在辽东遭遇了高句丽士兵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恰逢杨玄感拥兵造反，隋炀帝不得不下令撤军，先解后院之急，同时任命李渊镇守弘化郡，做一些地方上的安抚工作，一方面防止北方突厥，另一方面防止叛乱再生，李渊趁此机会广树恩德，广纳贤才。隋炀帝听说后内心一紧，渐渐对李渊生起猜忌之心。后来隋炀帝外出巡行，经过李渊辖区，李渊因病没到。《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高祖闻之益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
这两个人的对话非常有意思。王氏是李渊的外甥女，当时在后宫，隋炀帝就问她：“你舅舅怎么来的这么晚？”王氏说他生病了。隋炀帝接下来一句话颇有心机：“病得要死了吗？”这话既能问出来，就表明隋炀帝在猜，这个问题传递给王氏的隐藏含义就是：如果他不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他就应该来拜见我。李渊听说之后吓坏了，不过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强，立刻开始纵酒狂饮，并且收受贿赂，降低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声望，做给隋炀帝看。隋炀帝一看李渊这么没志气，也就自然放松了戒心。
这一番猜忌的确让李渊心有余悸，所以笔者认为后来李渊给他加上一个炀的谥号确有公报私仇之嫌。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炀”这个字的确言过其实了一点，但从上面这件小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隋炀帝虽无“炀”字之丑，但也的确不能算是一个事必躬亲、对事事都尽职尽责的好皇帝。因为当隋炀帝听说李渊沉湎酒色、收受贿赂时，他并没有严加管制，而是任其发展，这种行为足以说明隋炀帝当皇帝的最终目的是巩固帝位而非治国安邦。也许在他眼里，只要大臣不造反，想干什么都可以。炀帝内心始终认为，世界上威严不可侵犯的东西只有一个——皇权，由此带来的是虚荣、奢侈、掩耳盗铃与一次次的大规模国家行动，在炀帝执政期间，他的许多行为都暴露了他心理上的这些弱点，笔者会于后文一一分析。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朝廷中百姓的生活自然得不到保证。
同时，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隋炀帝的“虚伪品性”加速了农民起义的爆发和隋王朝的覆灭，至于如何“虚伪”以及“虚伪”为什么要加引号，笔者将慢慢将融汇到后文中加以说明。我们要分析隋炀帝，须先从其外貌入手，《隋书·炀帝上》记载隋炀帝：
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
自东汉末年兴起的清谈之风流传至隋唐，依然有其独有的影响力，从这条简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隋炀帝是一个长相俊美、聪颖过人并且才华横溢的公子，最关键的是，第三句提醒我们他是高祖文帝杨坚和夫人独孤皇后在所有孩子当中最喜爱的一个。而他的出身则又决定了以后大隋王朝的宫廷之上必将发生夺嫡之变：
炀皇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摐，高祖第二子也。
如此一来，次子得到皇帝皇后宠爱，那么夺嫡之变恐怕在所难免。隋炀帝杨广能得到皇帝皇后的特别宠爱不是没有原因的，笔者总结有二。第一，隋炀帝杨广才华斐然令杨坚对他青眼相加，他留给后世的两首《春江花月夜》和《饮马长城窟行》等诗作皆是脍炙人口的作品；第二，隋炀帝会演。如果我们能回到隋朝评一个奥斯卡金像奖，那么隋炀帝可谓拿到小金人的不二人选。杨广在杨坚面前演了不少戏，或者说，是他蓄意为之，但笔者认为并非出于真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出戏，笔者称之为“乐器事件”、“油衣（雨衣）事件”和“平陈事件”，这三件事在《隋书·炀帝上》中都有记载，下面从乐器事件开始一一进行评析：
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绝断，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犹自矫饰，称为仁孝。
这几句话不难理解，杨广用弦断和尘埃，表示自己不好声色歌妓，从而蒙住了父亲的双眼，足见其心思缜密。
第二，“油衣事件”，按照《隋书·炀帝上》的记载：有一天杨广与随从们外出打猎。不巧突然天降大雨，左右随从给送上来一件油衣挡雨，杨广一把推开，说：“士兵们都被雨淋湿了，我能自己穿这件雨衣吗！”于是他坚决推诿不受。“乐器事件”让杨广在杨坚面前树立了一个勤俭节约、洁身自好的形象，而“油衣事件”中，杨广体恤军情、愿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形象跃然纸上，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杨广都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在朝堂之上赢得了掌声。
杨广在父亲面前的形象越来越美好，他自己立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雨衣事件”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平陈事件。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杨坚任命杨广为行军元帅，与三子秦王杨俊、大臣杨素兵分三路，南下伐陈。次年正月，隋将韩擒虎率先攻入南陈首都建康，活捉后主陈叔宝。杨广抓住了陈朝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几人，经审讯，杨广认为他们为官不贤，为害一方，于是下令当众斩首示众，《隋书·炀帝上》记载：“斩之右阙下，以谢三吴。”不仅如此，杨广还将南陈旧有的府库全都封存，府库中的金银珠宝分毫未动，这一举动让杨广的形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隋书》里特别用了与前面乐器事件“善之”不同的形容词——天下称贤。前后比较，杨广地位的变化便显而易见了。
蝴蝶效应是哲学范畴或者说是自然范畴的名词，但这个名词几乎在社会的角角落落都有印证，上到庙堂之高，下到江湖之远。杨广一次次的行为逐渐打动了杨坚，他很快就得到了提拔。要知道杨广一旦得到提拔，那么就意味着他会有更多的机会在父王杨坚面前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相对地，太子杨勇则在杨坚面前渐渐失宠，具体细节后文会提到。
笔者提到杨广会演，并非完全是一种贬低。如果从杨广继帝位之后的种种表现来推测，他在做晋王时的所作所为或许并非发自内心。但评判历史人物并不能用这样单一的标准，笔者一直认为在历史的舞台上没有绝对的是非之分，最大分歧只在于是否有共同的利益。现在再捧起史书，看看杨广的一言一行，揣摩杨广的心思，笔者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亦可以说他是一个眼光长远、心思敏感、颇具政治智慧的人。这是一场精明人与憨实人之间的政治博弈，他和杨勇相比，就好似李密与翟让相比，笔者于后文会对这两个瓦岗英雄再做更详细的分析。总而言之，从这几个人的命运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正直是好事，但过分正直便不叫正直，而叫木讷，在政治舞台上获胜的往往不是憨憨的木讷老实人，而是用心体察变化并及时做出改变的人。灵活处事，这或许是杨广得宠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话不假。
在这样的宫廷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要发生东宫易主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