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叠看到檄文后，知道自己的做法将关系着所有人员的祸福问题，又听说郭绪平乱的决心异常坚决，就派了名酋长来接受诏令，并向郭公赠送了当地的土产。郭公坚决拒绝了，只是邀请思叠前来面谈招安事宜。
两人很快就见面了，郭绪理清了思路，陈述了思叠的劳苦，又为思叠申明了冤屈，最后才斥责他叛乱的行为。和思叠一起来的夷人被郭绪的一番话所折服，都趴倒在地，痛哭流涕，答应退还他们以前侵占的土地，接受朝廷的招附。
郭绪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这时候，大家都向他叩首敬礼，连称“万岁”，欢声动地。郭公又向思叠问道：卢参将先前派来的联络人员现在何处？思叠便把他们一一交出还给郭公。卢参将得到了郭绪的公报，兴奋得飞马赶来，这时思叠已经退兵，把他们以前侵夺的土地归还了朝廷。
郭绪是通简奇才，在当时的社会是极具外交才能的人。他没有辜负倪文毅的使命。完成了这样的重任，但在历史上却只记载给郭绪晋升一级的官职；实在令读史的人心痛。况且那些在征剿缅甸、罗防中乱杀无辜百姓的人，却得到了封妻荫子的大功劳！
冯梦龙在《智囊》一书中讲到这一事例时，在故事的后面著有一段话：“呜呼，事情到了末世，不只是建立战功的人难，要让人知晓真正立功的人也似乎更难。”说得真是贴切。
（第二节）通简元帅郭子仪
史称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是一代军人楷模。平定李唐大乱后，被封的位子更是大得不得了，已经达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但他为什么没有像其他的人一样遭到当时帝王的猜疑，落个悲惨的下场呢？这是郭子仪的“致世”策略决定的，他功高从不自居，他具备了各个功高震主者所没有的“德行”，在《智囊》的智慧中，郭子仪是个通简大家，一代将才楷模。
郭子仪从小就对兵书、练武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能严格要求自己，不论是读书还是习武，常常因为太专注而忘了吃饭，练得一丝不苟。他非常欣赏孟子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据说，在郭子仪20岁的时候，在河东（今山西太原）当兵，曾经因为触犯了刑罚，按军律要被斩首。当他被捆着双手押赴刑场时，竟然昂首阔步，大步向前，临危不惧，毫不慌乱。正巧，当时著名的诗人李白从此经过，看到了这一幕。李白本来和他并不相识，见他年轻英俊，相貌非凡，临刑不惧，又听说他颇有才能，意志坚强，便赞叹地说：“这样的人，将来一定能为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杀了多可惜啊！”李白是个爱才之人，为郭子仪感到惋惜，便立即到当地官员那里说情，最后以自己的官职做担保，把郭子仪救了出来。这样，李白和郭子仪成了莫逆之交。后来，李白参加永王李磷幕府，因受牵连入狱，郭子仪曾经请求替他赎罪，以报答李白当年的救命之恩。
郭子仪的青年时代，正处在唐代中前期，即所谓“开元之治”时期。当时国富民殷、繁荣昌盛，以唐玄宗李隆基为首的唐朝政府，励精图治，扫除积弊，任人唯贤，政治清明，使得社会经济得以稳步发展，国家实力日益强盛。
郭子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年轻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保家卫国、统兵作战的将帅，为保卫国家的安危做出贡献。
郭子仪最初做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的时候，因为多次建立战功，所以就平步青云，一路升迁。749年，他做到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这时，唐朝廷对外还没有大的战事，几十年间相对太平。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于外部环境轻松，没有危机，时间久了，人们便开始安于逸乐，贪图物质享受，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唐朝政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唐玄宗李隆基整日花天酒地，把大权交给奸臣李林甫和杨国忠，自己则与宠妃杨玉环夜夜笙歌，不理朝政，再也没有了昔日励精图治，重整山河的雄心。只有郭子仪等少数人尚能居安思危，经常为战事做准备。他一面坚持不懈地操练兵马，一面守卫大唐的疆土，保卫着大唐的国家安全。
当时边疆各地居住着我国各族人民。他们勤劳勇敢，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朝同边疆各族虽然也发生过战争，但友好相处和经济文化交流却是主流。
从高宗开始，唐朝一直有重兵驻守边疆。玄宗时，为了加强防御，在重要地区设立了10个军镇，每个军镇都设置一个节度使。节度使起初只负责几个州或一个道的军事，后来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一天比一天大，再加上远离朝廷，成了独行一方的土皇帝。当时唐中央的禁军不过20万人，而边疆的10个节度使共拥兵49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对社稷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那时候，唐玄宗重用安禄山，任命他做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父亲是西域人，母亲是突厥旗人。安禄山作为节度使，总揽三镇军政大权，又招募北方很多牧民补充兵力，势力日甚一日地强盛起来。
因为安禄山经常到长安去，所以他对唐朝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见唐政府日益腐败，便萌生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他招兵买马，积累钱财，壮大实力，收集朝廷情报，观察朝廷动向，伺机行动，准备反唐。可是沉溺于享乐的玄宗皇帝却还蒙在鼓里，对安禄山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防范，反而对他的花言巧语深信不疑，竟然让他认杨贵妃为干妈，对他很是信任。
到了唐玄宗后期，政治弊端越发明显，自从杨贵妃入宫后，玄宗便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安逸生活，终日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宰相李林甫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先后当权，飞扬跋扈，任用亲信，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各种社会矛盾聚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尖锐。
看到时机已到，居心叵测的安禄山认为是反叛的时候了，大唐江山很快就要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755年十一月九日，他以“清君侧”、“讨杨国忠”为名，从范阳发动15万大军，号称20万，长驱南下。由于唐政府没有防备，致使叛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地方官吏听说叛军来了，一点也不抵抗，不是弃城逃跑，就是屈膝投降。就这样，安禄山的叛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很快就渡过了黄河，不到三个月，就占领了东都洛阳。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唐朝政府临时招募了8万人，由大将哥舒翰率领去抗击叛军。这些人大多是城里的无业游民，既没有严明的军事纪律，又缺乏基本的作战技能，军事素质很差，在与安禄山叛军的决战中，很快就溃不成军，就连大将哥舒翰，也因为战败而被俘去。
看到形势无法弥补，玄宗只得带领皇族亲贵和左右臣僚，仓皇逃出都城。长安于是陷入叛军手中。玄宗一行逃到马嵬驿，将士鼓噪不前，愤怒地杀死了奸臣杨国忠，并要求处死杨贵妃。看到群情激愤，玄宗没有一点办法，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忍痛割爱，派人缢死了杨贵妃。这时马嵬驿的人民请求皇帝留下来同他们共同作战，唐玄宗哪肯答应，留下儿子李亨，自己却带着大臣逃往四川避难去了。
当时，有许多的百姓自觉参与了反抗叛乱的战争，一些地方官也积极地据守反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颜杲卿，他最后被安禄山杀害了。百姓的积极反抗和一些地方官吏的抵御，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叛军，为唐军在以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不可一日无君，玄宗逃往四川以后，他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即唐肃宗。肃宗为了收复长安，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决定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并把朔方军作为反攻的主力军。为了加强朔方军的实力，肃宗又派李光弼同郭子仪一起作战，平定叛军。
郭子仪和李光弼曾是安思顺手下的两员部将，两人的才能不分伯仲，职位也相同。当郭子仪受命代替安思顺做朔方节度使时，李光弼不服，决定马上离去。忽然接到皇帝的手谕，要他同郭子仪同心协力平定叛军，李光弼只好遵奉王命，留了下来。郭子仪把朔方的兵马分给李光弼一半。郭、李二人共同表示：一定要同心协力，英勇抗敌，收复失地，还大唐王朝以安稳。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战争，洛阳终于被收复了。郭子仪返朝，肃宗非常欣喜，亲自带领仪仗队到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迎接。皇帝见了郭子仪，激动地说：“我有了你，如鱼得水，大唐的天下，所以能保住，全靠你的英勇奋战啊！”郭子仪却连称不敢当，这是作为一个臣子的职责。
两京收复后，肃宗把玄宗从成都迎回，玄宗做了太上皇。
在收复两京的战斗中，郭子仪多次立大功，这对安定唐室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功绩很快传遍各地，声誉鹊起。
两京虽已收复，但李氏王朝所受的威胁仍然没有解除。
肃宗回到长安以后，先后重用宦官李辅国和鱼朝恩，把军权交给李辅国掌管。李辅国的权势很大，他可以处理国家大事，没有人敢反对。肃宗让鱼朝恩监督神策军驻守陕州，防御潼关。由于肃宗听信李、鱼的谄言，开始怀疑忠君爱国的贤臣，对他们不再信任有加。
根据李辅国和鱼朝恩的主意，肃宗出动全国全部九个节度使的兵力去攻打叛军，希望能一举歼灭叛军。
九个节度使的兵马一共有60万，全部出动，围攻了相州城。安庆绪好像被困在笼中的野兽，落入网中的鱼儿，既不能战，又不能退，处在绝境之中。
以九个节度使兵力雄厚，如果指挥得当，是可以一举消灭叛军的，可惜群龙无首，诸将各自为战，互不所属。叛军中史思明的军队，养精蓄锐已经很久，士气很旺盛。史思明是个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知道唐军数量远远超过他的军队，必须抓住唐军士气低落的弱点，用精兵突击，才能出其不意、克敌制胜。他带兵来到相州城外，但却不急于进攻。过了10多天，却突然同唐军展开激战。两军正交战时，遇到一阵狂风，顷刻之间，天昏地暗，尘土飞扬，对面不见人。唐军望见城下来回奔跑的人马，误以为是叛军追来，纷纷逃散。郭子仪见情况不妙，只得收集残余部队，领着人马向洛阳后退，以求先保存实力。
在这次战斗中，唐军损失惨重，战马万匹，只剩3000，刀枪10万，几乎全部扔掉。九个节度使中的八个各回原来驻地，郭子仪暂且留守洛阳，守卫洛阳的安危。
本来这次战斗失败，应该处罚鱼朝恩，但由于肃宗的昏庸，他不但不斥责鱼朝恩，反而给他封官加爵，宠爱有加。鱼朝恩得到皇帝的宠爱，越发盛气凌人，不把别的官员放在眼里。他一向嫉妒郭子仪，怕他功高盖主，对自己不利，因此一心想害郭子仪。所以他常在肃宗面前说郭子仪的坏话。为了陷害郭子仪，鱼朝恩硬把相州一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郭子仪，说是由于郭子仪指挥不当造成的。
昏庸的肃宗听信了鱼朝恩的“谗言”，免了郭子仪职，把他从洛阳调回了京城。
平时，郭子仪对待士兵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不打骂，也从不训斥，因此很受官兵的拥护与爱戴。现在郭子仪要走了，士兵们都很不愿意让他离开。
听说郭子仪被免除了官职，夺去了兵权，史思明心里窃喜，认为机会来了。759年五月，史思明便带领大军向洛阳进犯。唐政府十分恐惧，但也苦无良策，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人向朝廷建议：“郭子仪曾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又善于用兵，为什么放着良将不用，让叛军逞凶呢？”肃宗认为这话说得有道理，就又决定起用郭子仪为兵马都管使，诏令刚传下，就被鱼朝恩拦住了，好不容易让肃宗罢了郭子仪的官，岂会有机会让他翻身。所以，郭子仪虽然想为国效力，却也没有机会。
史思明的军队打到洛阳的时候，驻守洛阳的李光弼，接连吃了几个败仗，于是李光弼就放弃了洛阳，带兵退守到河阳。当时，鱼朝恩也带领一支人马，说是迎击叛军，可他还没看到叛军的影子，就吓得退到了陕州，再也不敢回来应战。
到代宗时，因为连年不断的战争，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人民难以度日，生活极其困难，可是官府的盐、铁、茶、酒等税，名目竟有200多种，这些苛捐杂税，自然都要落到人民身上。代宗重用宦官程元振，让他参与机密，操纵政权。宦官在肃宗时就开始专权，如宦官李辅国曾对肃宗说：“大家（宫中对皇帝的称呼）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专权的宦官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朝廷对将士的赏罚，宰相的任免，甚至是皇帝的废立这样的大事，也都由他们决定。程元振飞扬跋扈，为非作歹，把皇帝束缚得像个木偶，没有一点实权，完全是一个皇帝傀儡。无论大小事情，只要程元振出口，代宗便百依百顺。程元振痛恨功臣名将，特别憎恨郭子仪。程元振在皇帝面前诬陷诽谤他，总想免除他的副元帅职务，让他做肃宗山陵使（皇陵的督工），但未能得逞。郭子仪明知皇帝受程元振控制，误了国家大事，便向皇帝上书道：“我为唐朝的强盛披星戴月，南征北战，请陛下相信我对唐朝的忠心。陛下要亲近贤人，远离奸臣。不然，唐朝危在旦夕！”郭子仪的劝告，并没有打动皇帝的心。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朝廷外部藩镇割据，唐朝的政局仍然是一片混乱状态。
安庆绪、史思明死后，史朝义还盘踞在洛阳，仍然对朝廷构成威胁。朝廷任命雍王李适（即后来的德宗）为统兵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让他们出兵镇压史朝义。鱼朝恩、程元振坚决反对郭子仪为副元帅，但这一次朝廷坚持自己的意见。雍王和郭子仪认为单靠唐军的力量，无法消灭叛军，便向回纥借来10万大军，唐军和回纥兵一起打进洛阳。史朝义兵败后带领残军逃往莫州。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部下田承嗣、李怀仙等，眼看已无回天之力，纷纷向唐朝投降。史朝义看到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便自杀了。这场战乱，直到这时才算正式结束，前后延续了7年零3个月，这就是唐朝历史上的“安史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