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的一只小鸟落在我书房外的窗台上，我正在写作，没有介意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渴求地望着我，几声啁啾，待我抬起头来，它却抖抖羽毛，扬飞而去。一切都如一次神谕的暗示，都如羊皮书上留下的一行不可解读的文字。几天之后，一场雨后，当阳光透窗而入时，我看见书房外的窗台裂缝里，横卧着一支羽毛，从羽毛的下面，小心翼翼地长出了一滴嫩黄幼小的苗芽。
我把这滴苗芽移栽到了楼下的草地。后来，它竟长成了一棵小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师，他瘦小、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无论是板书，还是毛笔，再或钢笔的书写，都有魏体的风骨，是那种魏、柳相糅合的风派。他不光字好，课也讲得甚好，在我那时的感受中，他的学问不仅在学校，在镇上，乃至在全县都是盖着世的。
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许多的体面人家，都要请他书写对联。年前的几日几夜，他写对联能写得手腕酸痛。为写对联熬至三更五更，甚或通宵，并不是件稀奇的事，和农人在麦季里连夜在场上打麦一样。
从小学升至初中，他还是我的语文老师。课本上有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列宁祭》，作者千真万确是斯大林。是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一篇祭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学过的课文中最长的文章。老师用三个课时讲完课文以后，让我们模仿课文写篇作文，我便种瓜得瓜地写了作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写过的作文中最长的作文。
过完周末，新一节的语文课上，老师把批改后的作文分发下来，我的作文后面有这样一行醒目的红笔批语：“你的思路开了，但长并不等于好文章。”然而，在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校组织的全校优秀作文展示中，文好、字好的，都被语文老师推荐上去，挂在校园的墙壁上招示展出，就像旗帜在旗杆上招展飘扬一样——这其中有我那篇最长的作文。
后来，我的作文写得都很长，因为我“开了思路”。现在，我在努力把文章写短，因为我终于明白，“长并不等于好文章”。
前些时候，我回家乡电视台做有关我的人生与写作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突然播放片花，片花中有三个人在讲我的过去，讲我过去的学习、读书和劳作。他们分别是我的母亲、战友和我的老师。当我看见这位30年前教过我四年语文的张梦庚老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猛然哭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但依然是瘦削、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
而我，也已是人至中年。
从家乡做完节目回到北京，天气酷热，但我楼下的那片草地却还依然旺茂。草地中的那棵小榆树又长高了许多，在风中摇来摆去，正有几只小鸟在栖枝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