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先生和绿萝小姐都是我的朋友。
在我和其它几个朋友看来，红叶先生和绿萝小姐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倒不是说他俩多和谐，相反，他俩天天吵吵闹闹。
姑且不说身高长相这些外在的条件，就说性格方面。性格上，红叶先生是个暴脾气，却是个慢性子，绿萝小姐恰恰相反，是个急性子柔脾气。
红叶先生的记性特别好，和风风火火（因而也就丢三落四）的绿萝小姐在一起，总是他收拾残局——比如说带上绿萝小姐忘带的东西。
可是，每每见到红叶先生慢吞吞的收拾东西，绿萝小姐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把夺过他手上的东西收拾起来，恨不得连外套都要帮他穿上——伴随着一阵数落。
暴脾气的红叶先生倒是不恼，最多含混不清的嘟哝几句，以示抗议。似乎在绿萝小姐面前，他也变成了柔脾气。所以我才说，这俩就像一个“凹”一个“凸”，天造地设互补的一对，都是对方缺少的一部分。
红叶先生和绿萝小姐两个整天恩恩爱爱，我们几个虽然是他们的老朋友，可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于是联系渐渐的也少了，不过感情上倒是没变淡。
有一天，好久没有找过我的红叶先生来找我喝酒。
看着他的两个黑眼圈，凌乱的胡茬，鸟窝一样的头发，我差点没往他面前扔两块钱——这是叫花子吧？
不过我还是认出他来了。拖到屋里，让他洗了个脸，他说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消息——他和绿萝小姐分手了。
打开一瓶青岛，点上一支南京，红叶先生声音苦涩，说出了另一个让我很震惊的消息——他是健忘症患者。
氤氲的烟雾中，红叶先生的轮廓有些模糊，声音似乎也带上了些许的飘渺；我也学着他，打开一瓶青岛，点上一支南京，听他说着他们的故事。
以前红叶先生的健忘症很严重，严重到了即使是在出门之前一直念叨着带钥匙，可是只要一小会不念叨，保准把自己锁外边。
于是，“伸手要钱”这四个字就挂在了红叶先生的嘴边。伸，身份证；手，手机；要，钥匙；钱，钱包。
可是饶是如此，红叶先生偶尔也还是会忘。
直到，红叶先生遇到了绿萝小姐。
虽然说，我们几个都是朋友，可是在谈恋爱之前，红叶先生还真和绿萝小姐没有太多的接触。
一次偶然的机会，红叶先生去超市，遇到了还是点头之交的绿萝小姐。当时绿萝小姐买的东西有点多，正苦恼怎么带回去，红叶先生就自告奋勇的帮她拿了东西。
也是很巧合，绿萝小姐和红叶先生都住一个小区，是隔一栋楼的“邻居”。
送绿萝小姐到家，绿萝小姐非得拎着点东西去红叶先生家里坐坐，却不过热情，红叶先生把绿萝小姐带到了家门口。
“伸、手、要、钱”红叶先生很苦恼。半天没有念叨，钥匙他就忘了放哪了。
“噗哧”绿萝小姐笑了，伸手指了指他的腰带。
红叶先生这才发现，钥匙就在他的腰带上。
或许红叶先生的“呆萌”（又或许只有呆没有萌）激发了绿萝小姐的母性，渐渐的，两个人就熟悉起来了。
确立了关系之后，红叶先生还是丢三落四，甚至连绿萝小姐送他的东西都忘了放哪了。
绿萝小姐不高兴了。
红叶先生开始想办法，可是想尽各种办法——办法如果真那么好想，红叶先生之前的健忘症肯定早就好了——也没有想到有用的办法。
无奈之下，红叶先生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在每个他所能看到和想到的地方，都写上绿萝小姐的名字。
胳膊、腿、手、墙壁、大门，所有人类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都被红叶先生写上了绿萝小姐的名字。甚至，一狠心，红叶先生定做了俩写了绿萝小姐名字的美瞳戴上了。
终于，红叶先生不再忘记绿萝小姐送他的东西了，因为每个地方都有绿萝小姐的名字，每看到一次绿萝小姐的名字，他都会仔细的回想，是不是有什么还没有想起来。
就这样，红叶先生的健忘症好了。
听完了红叶先生并不算特别悠长的故事，我的南京也燃到了尽头。红叶先生的也是，只是，他一口没抽。
“再抽支吧”我抽出一根递给他。
红叶先生苦涩的笑了笑“不，‘南京’上也有她的名字”。
我一楞，转了转“南京”，没有发现有什么字啊。
红叶先生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在这里”。
“我把所有的东西上都写满了她的名字，现在，所有的她的名字，都在我心里”。
睁大了眼睛，红叶先生看着我，问“兄弟，你告诉我，怎么得健忘症？”
我唯有苦笑。
我不知道红叶先生有没有忘掉绿萝小姐。我只是知道，从那以后，红叶先生再不喝他最爱的青岛，也再不抽他最爱的南京。而绿萝小姐，也再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
走过一个小报亭，红叶先生想买包烟。
“只有‘南京’了，小伙子要不要？”老摊主放下正在喝的青岛，接过钱，问。
听到“南京”，红叶先生盯着老摊主放下的“青岛”，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掉头狂奔。
“哎哎，小伙子，你的钱......”老摊主焦急的喊。
可是红叶先生头也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