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以往的经验已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但有些人还是选择表达，因为他们欣喜，因为他们迷惑。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没有人能一语道破，但答案分明就在命运的翻页之后。
我的第一辆车是驰豹，但朋友说它是“迟到”。这车的亮点是方向盘猛劲一揪能揪出来，而且车子启动必须要人推，推的时候还不能停，你必须边推边跑边跳上车，路边警察都看呆了。认识戴军以后，他也在长安街上帮我推过车。他一边推还一边说，哎呀，我也是有人认识的好不好。但我当时特别宝贝这辆车，我是开着它去闯荡江湖的！当时我一遇到困难就想，没事，那么失控的车都被我开得好好的，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有人问我是不是瞅准了时机才从央视离开，自己做工作室。不是。我走是因为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李静，你的梦想能够在这儿实现吗？如果不能，走出去。于是我就开着我的驰豹走了，就这么一直开，一直开，开到20世纪的尽头，终于成了一朵末路狂花。
--李静
十多岁的时候，我心里“躁”，就跟着家乡的“野鸡团”出去走穴，也不会唱歌，就负责装台卸台，跟长工一样。后来到了深圳打工，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了歌手。那两三年，我觉得好像有十年那么长。那些一起唱歌的朋友，现在只要聚在一起肯定会跟老年人一样，聊得全是深圳的岁月。其实那时候很苦，我刚从工厂出来的时候，租的是农民房顶楼的铁皮屋，盛夏闷热无比还没有地方洗澡，所以凌晨收工回家我就把一桶一桶的凉水往身上浇，冻得发抖。后来我终于发现，有一种苦，是只有酿得特别好的酒才会有的味道。我品尝过不少好酒，但最好的那瓶永远留在了深圳，留在了路上。
--戴军
有故事的人
19世纪，某日，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两座钟楼间的黑暗角落，发现了这样一个手刻的词：“ΑΝΑΓΚΗ”（命运）。
1831年，《巴黎圣母院》出版。雨果在原序中写道：本书正是为了叙说这个词而写作。
或许在几百年前的法国，“命运”是一个飘浮在时代上空的宏大叙事，如今它却有了全然不同的隐喻。不过总有些什么是不会变的，因为不论轻重深浅，它总会用执着又暧昧的腔调诠释着每一个个体与时代。
凡尘中的人们，终究不是雨果，只是心中的某个角落也同样刻着这个词语--命运。
走过90年代的中国人，必定会将这个词刻得深邃空灵。他们被冲入开放与保守交替纠缠的时代，他们感受着理想与迷茫的日夜共生，他们在破碎中寻找。
于是，他们为此写作了自己的故事。
1989年的夏天很不真实。在深圳打工的19岁上海小伙戴军到了北京。
他是以海豚训练师的身份，跟着深圳的“海豚表演团”一起来的。6月24日这一天，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两只海豚叮叮和当当死了，他失业了。回到深圳，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太能适应那里黏稠的空气了。一场炎热，一场雨，接着又是一场炎热，似乎没有尽头。他开始低烧。很快在深圳的工厂里找到一份新工作，只是无趣极了。每天下班后，戴军就和几个工友一人拎上一瓶啤酒，在厂区外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台阶坐下，灌几口酒，胡扯闲聊。
那时候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很流行，和工友们一样，戴军会借着酒兴吼上几句。“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在深圳打工的这两年，他总望着集体宿舍的天花板，一个人呆呆地唱，只是唱到后头，总会觉得心里特别潮湿。
重阳节那天，下班早，戴军心情难得不错，就叫上了两个最好的朋友骑着车上了笔架山。一路喊着叫着疯狂地往山顶冲，最后仨人累倒在一个陡坡上的草坪中央，周围是满眼的茱萸。夜晚的山风异常清爽，戴军大口地呼吸着，指着远处一排跳动的灯火说，那是香港吧，等我长大了，要去香港玩。那晚太适合唱《我的未来不是梦》了，因为不是望着天花板，而是望着星空。最后，大家讨论的成果是“以后要挣好多好多钱，然后回家买房子买地，还要讨老婆”。
第二天清早，整个工业区再次从单调的喧闹中醒来。这是一幅非常奇怪的画面--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瞬间如流水般从各个角落倾泻、交织，随即又在下一秒漠然地奔向那个属于自己的流水线。
前一晚发梦的余温还在，戴军和几个工友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仿佛这份畅快再不享受下一秒就会消失。他们绝不会想到，就在下一个畅快的拐弯之后，一辆加长的香港货柜车竟直直地撞上了身边的一位工友！
或许在昨晚和之前的任何一个瞬间，戴军都未有过如此清晰的做梦的感觉。那个几小时前还在和自己说“买房讨老婆”的人，变成一只断翅的蝴蝶，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弱的弧线后，落在了路边。
人死了。血液从他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在阳光的炙烤下蒸腾出最后一丝鲜活的生气。接着是彻骨的寒冷。戴军感到自己在太阳底下浑身发抖，他想，原来人在大悲之下是没有眼泪的啊。之后就是很长时间的失眠。只要一闭上眼，工友平日鲜活的形象和最后垂死的面容就会不断在戴军的眼前交替出现。终于，在反复的辗转与焦虑过后，戴军提出了一个极为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我是否也会在20岁的时候死去？
20世纪80年代末的诗人们或许也曾发出过这样对死亡的疑问。海子在他的诗歌《春天，十个海子》中写道：“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只不过对于20岁的戴军而言，青春的故事，是如此的写实。
为了让自己不至猝死于虚无，戴军果断地到深圳中学去报了好几个补习班，他不想再做一个简单的打工仔了--这个愿望很简单，而且还有点粗暴，但的的确确成为支撑他进入下一段人生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切，他宁愿相信是命运的安排。
几乎是同一时间，19岁的张家口女孩李静即将从河北师大音乐系毕业，在这个人生的关口，她没有忙于找工作，而是放下手中的手风琴，去和命运来一次争斗。
两年前，李静本打算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可惜比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最终选择了河北师大。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个专业先不分本专，两年之后经重新考试合格即可升入本科，于是李静就奔着读本科的机会去了。结果两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政策改了，学校只能发给李静和她的同学们一个大专的文凭。
被骗了。这是李静的第一反应。告他们！这是她紧跟着的第二个反应。于是，颇有几分侠气的她迅速组织起一众同学去省教委和省办公厅“告状”。那一天，省办的大门口嗡嗡地围着一群年轻人，就见为首的大眼睛女孩儿手拿材料，面色凛然。
有人说，小姑娘这么年轻，还上了大学，有什么冤的啊，你看，这门口比你冤的人多了。李静不管，她见一次不成，就每天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一家一家地把整个政府部门找了个遍。
其实很多年后，李静和母校间早已化解了心结，但那一刻，她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对年轻的李静来说，世界就是一根铁棍，要么直要么弯。
在最后的最后，李静的老妈站出来了。李妈妈是当时铁路系统非常有名的“全国劳模”，但劳模妈妈也堪称当时的潮妈，对女儿李静大胆采取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富养”政策，不仅亲自为女儿做最时髦的牛仔裤，而且从不吝啬赠送赞美加鼓励，这使得少女李静成长得快乐、自由，而且率性。面对女儿的折腾，她只是经常对李静讲一句话：没有任何困难不能被征服。于是这一次李妈妈说：“走，我陪你到国家教育司走一趟。”李静说：“好，要是这次失败了我就去找工作。”那一天，母女俩昂首挺胸走进了国家教育司的大门，就见很多人蹲在地上正在分带鱼。
没人理他们。“我们要告状！”李妈妈说。还是没人理他们。只见李妈妈“啪”地一拍桌子说道：“分带鱼，下班了吗？国家正因为有你们这些人才闹不好！”那帮人顿时一愣。再看看李妈妈的形象，一米七的个子，戴着眼镜，颇具领导气质。对方马上说：“别急，我们接待。”
这幅画面，让少女李静异常地兴奋，母亲的强势生生将自己的初次抗争在心理层面上实现了峰回路转。尽管结局还是“没戏”，但李静已经觉得畅快了许多。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胜利，因为按照母亲最后的话来说就是，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当到北京游玩一次吧。
1990年的夏天，李静毕业了。
无论是对于戴军还是李静，这个20岁都显得太过离奇。似乎有什么力量在硬生生地把他们从以往的经验中拉扯出来，人生的情节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断裂。他们毫无准备地进入到了90年代，绝然不会料想到今后自己会与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关系。
90年代初，大众娱乐文化卷裹着来自世俗景观的诱惑，挑逗着国人渴望娱乐的胃口。1990年，舞厅、歌厅、卡拉OK厅，以及台球厅和电子游戏厅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同年，作为当时央视唯一的综艺性娱乐栏目，《综艺大观》高调登场，预示着电视节目领秀大众文化时代的大幕已然拉开。华裔音乐人费翔在春晚的亮相，使得他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启蒙者，也成为风靡中国的一代偶像。因为模仿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戴军在公司的歌唱比赛上得了一等奖。快过年的时候，一个一起唱歌的朋友要回老家惠州，就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去干吗？唱歌。朋友说，惠州有一个歌厅，过年去唱半个月，能挣1000块。戴军没给自己一丁点犹豫的时间，立马点头答应了。他一个月工资才250块！
1990年的春节，戴军没有回家，他去了惠州。从惠州回到深圳，戴军口袋里有了1万块钱。买了两套衣服，他开始跟几个哥儿们跑场试音。刚开始找了一个很小的场子，一个键盘，一个歌手，一天就几首粤语歌，并不耽误白天厂里的工作。但后来慢慢唱到三个场子的时候，喉咙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戴军做的是印刷，那些油漆染料会让本已疲惫的嗓子更加煎熬。
三个月后，戴军辞去工作，开始了职业歌手的生涯。又是一个燥热的夏天。当戴军走进“音乐”这个圈子的时候，李静却以“音乐”专业毕业生的身份与“电视”遭遇。毕业后的一天，李静在街上闲晃，遇到了一个音乐系的同学。李静问，你在哪上班？同学答，我在电视台。李静再问，学音乐的还可以进电视台？！同学再答，可以呀，可以做音乐编辑。和同学分手后，李静火速奔回家，给张家口电视台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她就去了台里面试，然后就被留了下来。不过不是做音乐编辑，而是做主持人。原来当时张家口电视台在全市招主持人已经招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招到。于是丝毫没有经验的李静因为长了一张“标准脸”就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荧幕前。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李静陷入了纠结。她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电视”，但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说话了。面对台领导“字正腔圆，声音洪亮”的要求，李静感觉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这并不符合她的审美。一个学了这么多年音乐的女孩，琴房里的独奏或许才是她最舒服的表达，那种自然而个性的表达方式，已经完完全全地溶解在了她的思想与呼吸之中，无法轻易地被转化。
电视台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是李静新梦想的酝酿与勃发。1991年，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她告别张家口电视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她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接近自己的双重梦想：到北京读大学；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
面对女儿的再次折腾，李妈妈只是说了一句话，走吧，不行再回来。彼时，在遥远的南方，戴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深圳小黎明”。他几乎唱遍了深圳所有知名的夜总会。几乎每一个新开业的场子都会把他的海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他也有些焦躁，每次听到心中那个挑逗的声音，周围五光十色的喧嚣立刻变得无比静默。
本不安分的灵魂，又遭遇世纪末最初的躁动，叛逆或许才是唯一的归宿。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90年代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新的文艺复兴。而拥有之后又敢于一无所有的异乡人李静和戴军，只不过是想要去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是一场不自知的自我革命。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他们的经历大体带上了一种实验的色彩。而北京，成为收容这两位实验者的大本营。
“一切都对了。”
戴军这么想。1993年他终于来到北京。5年前，当他刚刚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觉得“哪都对了”，节奏也对了，生活状态也对了，尽管一天要做三份工非常累。而5年后的北京，他再一次觉得哪都对了，尽管是住在3块钱一天的地下室二层。那时的他已不再驻场，改做表演嘉宾，以北京为居住地，在全国各地的夜场穿梭。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心中已结下了与北京的深度契合。也是在这个当口，从北电文学系毕业的李静，进入北京电视台，担任《北京您早》栏目的主播，成了一名标准的电视北漂。
20世纪90年代中期，唱片公司与流行乐手共谋中国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1994年冬天，戴军正式进棚录制了这首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歌曲。那首歌，叫《阿莲》。
通常故事讲到这里，应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的确，在翻过来的1995年，“实验”迎来了一个小高潮。这一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火了，电影百年盛况空前：这一年，金庸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蜚声与哗然并起；这一年，邓丽君、张爱玲走了，带走多少痴怨眼泪。
这是很有故事的一年。而对很多热爱流行文化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直接影响了一代人对流行音乐最初的集体记忆--那就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95新歌”的隆重登场。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当时华语流行乐坛的重要人物，黄小茂。作为音乐总监，他在这一年制作并推出了52首流行音乐MV，让更多人认识了高枫、罗中旭、丁薇、老狼……当然，还有戴军。
《阿莲》在电台已经是连着好几周的排行榜冠军了，戴军却人在深圳。那天演出间隙，他接到了大藏唱片的电话：中央电视台找你拍MV。
拍MV是戴军没有想过的事情。直到栏目组的人在深圳夜总会找到他，把他带回北京，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第一天棚内，第二天外景，在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手应该如何挥舞的时候，《阿莲》的MV就已经拍完了。整个过程并没有造型师的指点，戴军就穿着自己的马甲和T恤，耷拉着头发，纯纯地结束了表演。但他相信这一定是大制作，因为导演用的是电影胶卷。接下来，摄制组又和他奔赴上海拍摄《申江水》的MV。戴军更加坚信这是大制作，因为他们竟借了一辆老爷车，而且这一次有了造型师，给戴军粘了一脸的胡子。他是当年唯一拍了两首MV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