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非民选官员和伦敦的政党寡头正在制定大量法规与决策，事实上，它们（或许并非全部）应该由地方政府、小型社区和个人来制定。我们不需要职业政治家，我们需要有普通生活经验的立法者，他们可以成为有责任感的官员，并能代表选民而非政党。
此外，将来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能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真正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和社会力量的领导才能解决。
未来的重大问题
本书讨论了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六个问题。它们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有着普遍意义。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必须面对众多棘手问题，包括环境挑战、国家福利和医疗保健对社会制度和道德风气的损害、激进的宗教运动不断增长的影响、社交媒体对少数民族和狂热分子起到的煽动作用、核扩散、能源和其他资源的竞争、全球化导致的经济问题。
目前的西方领导者几乎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众多问题的制造者，我们的政治制度催生了错误的政治人物，并激励他们从事错误的工作。
当下的中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承认了自己的历史错误，虚心向世界学习更好的治国理政经验，努力制定正确的策略与发展方向。我们认为，西方也必须如此。
查尔斯·摩尔（CharlesMoore）
查尔斯·摩尔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也是《每日电讯报》的前任主编，他的文章以考虑问题的全面性著称。以下是他2012年8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节选，当时正值伦敦奥运会即将闭幕之际。
进取心VS规则
如果你回顾竞技体育的历史，你会发现其中90%都有英国人的身影。我们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业余运动员联盟、足球联盟和赛马俱乐部。草地网球在威尔士北部（英国西南部）发源。一种非常著名的足球玩法就是以我们的一所公立学校命名的。我们可以说，英国是现代拳击、赛艇和竞技帆船的发源地，虽然这仍有争议。1884年，我们组织了最早的国际游泳比赛，结果我们英国的女士们因为不愿意让水花四溅，而让一个绰号叫“飞鸥”的美洲印第安人以自由泳取胜。
我们在任何马术项目中都有着绝对优势——除了这周的盛装舞步我们最终被淘汰。我们必须承认第一次有记载的自行车比赛是在法国，但要知道那场比赛的获胜者是一位英国人。
英国在创造竞技体育项目的过程中，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付出的都要多。主要原因就是个人和集体之间有着良好的平衡，创意的重要性和规则的重要性之间也有着良好的平衡。同样的模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一些人因为有趣而随便玩些什么——踢一个囊状物，用杆子击球，跳过一个栏杆，等等。之后这些人就组织了不同的队伍和俱乐部。他们制定游戏规则，然后开始有人来看他们玩，甚至有人愿意为不同队伍赌个输赢。到了现代，这些游戏开始通过电视进行播出。就这样，这些刚开始只是随便玩玩的运动就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了一种传奇，一门课程，一种赚钱的途径，一种大规模的文化输出。
以上这些几乎都不是政府主导的，而是由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或昆斯伯里侯爵（19世纪的一位绅士，后来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一种拳击规则）或鸽子赛马协会以及数以百计的普通人和组织完成的。政府能够提供地点和设施。商业能够提供赞助。这二者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说是十分有帮助的。但这二者都不能成就运动员，运动员是由技巧、运动习惯和运动精神造就的。通过坚持这些，你就能获得某种成就，英国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现如今我们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生意上出现创新时，用税务和规则去衡量它是不明智的？为什么一所通过几百年努力而成为世界一流学府的大学招收最优秀的学生时，我们反而要批评它？为什么私人学校培养出许多优秀运动员和其他杰出人才时，我们不是去研究他们的成功，而是去抱怨他们的霸道？
为什么我们不明白，过去我们在竞技体育上的成功（前两个星期又成功证明了这一点）和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有着同样的根源？英国的法律是根据独立的案例不断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强加的普遍教条；英国的国会不是从理论的完美中获得力量，而是通过保持其独立性同时不断成长完善而获得力量。现在它（国会）却又屈服于欧洲那一套。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革新，但英国的悖论是，革新的力量来源于传统。在开幕式和明天即将举办的闭幕式中，我们会再次发现这一点。
彼得·欧彭（PeterOborne）
彼得·欧彭是一位作家和理论家，他提出了“媒体阶层”的概念，并认为当前的政治是“后现代”政治，因为它否定“真相”或“独立的现实”。他最著名的书作是《政党阶层的胜利》。
社会道德和选举阶层的出现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和英国人犯下了各种罪行，英国曾经被残暴专横的君主统治，他们滥用权力，蔑视民众，试图操控法律系统，他们攻击国会和自由。即便如此，国外的思想家仍然非常欣赏英国的政治体系。18世纪，一群法国政治思想家仔细研究了英国政府系统，对其推崇备至。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君主，但他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被国会、法院甚至言论、出版自由限制。
1940年国会和平取代君主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这仅仅发生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到1941年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卷入战争一年之间，英国独自面对德国法西斯。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代表人道主义和自由与野蛮和暴政抗争。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曾有过耻辱的时刻，比如19世纪30年代的鸦片战争，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权力傲慢地滥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尽管如此也还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即便在当时英国依然是一个法治国家。
1940年，英国精英分子之间普遍流传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实际上和德国法西斯没有任何利害冲突。甚至很多英国人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和希特勒开战。这时，丘吉尔这位传奇人物出现了。在他看来，如果是为了自由而战，任何物质上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觉得这是奇迹，是英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时刻。是怎样的历史条件使英国这个小岛上出现了丘吉尔这样的世界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这些独立的体系遭到了野蛮的攻击。我曾写过一本书探讨这个问题，即政治阶层的胜利。在这本书中，我从社区联系、与传统的联系、与贸易的联系等不同方面展现了过去统治阶级如何体现了英国社会的宽度和多样性。但如今，这个统治阶层已经被非常同质化的政治精英们取代，与自由相比，他们更重视权力。他们把政治手段看得高于一切，蔑视思想，只把思想视为争权夺利的手段。这使得他们与民众越来越疏远，并且显示出对体系和历史的不屑。在这本书中我也展示了撒切尔夫人当权时期，当然更严重的是托尼·布莱尔和他之后的时期，政治阶层是怎样滑稽可笑地攻击英国法制、国会独立性以及20世纪前半叶所推崇的价值观的。
在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统治英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在过去，政治精英与公民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他们的首要身份并不是政治领袖，如果他们是左翼，也就是工党成员的话，那么他们会从工会成员、矿工、铁路工作人员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他们质疑国会，甚至质疑国家。右派，也就是保守党也是同样，比如他们推崇丘吉尔这样拥有土地和家族历史的乡绅。他们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而非被国家左右。他们的个人认知并不是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党成员才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税收收入剧增，国家很快成为了权利和资金的来源。与旧式传统不同，现在的政治阶层通过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而产生自我认知，并开始利用国家，将与国家联系紧密定义为是高贵的象征，并利用与国家的联系为自己积累财富。所以说，政治精英和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之快，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30年就完成了这种转变。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所谓的政治阶层，他们与公民社会和人民异常疏远，也与英国的传统价值相悖。
政治阶层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对任何挑战国家正统的权力或势力抱有强烈的敌意。同时，各种地方制度和地方生活方式也都被这一自我意识强烈的新兴政治阶层视为冒犯，因为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政治阶层的潜在威胁，或者挑战政治阶层的权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的权力变得高度集中。由于民众已经普遍对此不满，一些政治家开始声称想要放权。
但是，一旦你进入政府，当了首相，你根本没法放弃权力，如果你放弃，就意味着削弱自己操控各种事件的能力，这是个悖论。所谓权力，并不仅仅是统治各个地区的权力，也是统治各种机构的权力，如学校、医院，甚至是军队，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英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军方体系：英国的军队由不同的兵团组成，它们各自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在各自的所在地很有影响和威望。而这一切都被托尼·布莱尔废除了，军队成为了一个更加统一的体制，但这是建立在牺牲其重要的廉正基础上的。
我认为，新兴职业政客的出现与当时的背景是相符合的，即英国的政府遭遇严重失败时。在伊拉克战争中，情报机构几乎和政党融为一体，而这导致英国政府在准备入侵伊拉克时做出了一系列近乎毁灭性的判断，我们直到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颠覆传统国家结构会给现代社会带来怎样的灾难，这就是典型的例子。
劳埃德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这些银行在2008年破产后，不得不面对被国家收购的命运。其中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和劳埃德银行由国家指定或是政党指派的人员进行经营，而这些人对银行业务根本一窍不通。这就是经济危机从2008年持续至今的一个原因：金融部门失去了它的独立性。
另外，公共标准也正在逐渐崩溃，这也是由于新兴的政治阶层将国家当作了他们的生存途径，他们利用自己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中饱私囊。在英国，由于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贪污公款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已经闹出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丑闻。
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改变这一体系。这一体系曾发挥过作用，而且我也相信它能再次发挥作用。它现在只是被挟持了，就像我之前说的，被不具普遍代表性的政治精英挟持了，这些人和大集团、大企业有密切的利益关系，因而并不代表人民。英国，这个和纳粹不懈抗争的国家，其存在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死去的男女都相信上帝，即便有些人不一定信仰基督教（他们也还是信仰上帝的），也相信国家的元首是被上帝认可的。英国从古至今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国教，这为人们提供了普遍的道德标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的意识形态否定法治，否定独立体制的重要性。我们在高中和大学时都了解过这种观点，那就是独立机构和法律都不过是精英统治的伪装和赤裸裸权力的遮羞布。这些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十分盛行，而那时正好是政治阶层开始萌芽的年代。
与此同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主义开始盛行，它推崇自我实现、个人成就和自我探索。这也对体系造成了影响，因为他们分析后认为，体系挡住了他们自我实现的道路。
也是在那时，世俗主义论调愈加滋长。政治阶层、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这三者强有力地持续冲击着建立在法治、国会、君主立宪和尊重传统基础上的英国价值体系。这种冲击是毁灭性的：它没有建立任何新的道德标准。我们无法告诉民众什么是合乎道德标准的、好的生活方式，而没有道德的社会终不能走得长久。亚当·斯密指出，资本主义需要道德，这样才能运转；就像只有签订了双方认可的合同，人们才能够相信彼此，才能进行互市交易等经济行为。现在西方社会最大的危机就是道德的缺失。过去50年来，道德标准土崩瓦解，价值标准也遭遇了巨大的危机。我们英国，甚至美国都很可能面临着最终的瓦解衰败。社会确实会瓦解，16世纪，罗马帝国瓦解，西班牙瓦解——只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巨大帝国就从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成为了负债累累的属国，真是难以置信。所以，说我们正在进入政治上的全面崩溃并不是危言耸听。
个人来说，我十分佩服穆斯林，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在自我牺牲、贞操、正直、诚实、照顾家庭、慈悲等方面他们做得无可挑剔，而且我越来越发现，他们的道德感比现在的我们强烈得多。我知道你（指戴雨果教授）对中国有很浓厚的兴趣，对此我非常尊重。我们能够从中国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中国社会有着卓越的传统，让中国人能够不断地从中汲取经验，使社会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