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体系——家庭，也被弱化了。这种现象存在诸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离婚，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家乡寻找工作。其影响是，人们感觉亲情联系进一步薄弱，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和责任感也不如从前。
昔日确定性的替代品
如果过去的确定性消失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西方人现在相信什么？
20世纪，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听到最多的回答是政治意识形态。但是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和德国人在“二战”中犯下的弥天大罪，让西方人对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
随后，西方人找到的主要替代品是消费主义。但是，这种基于购物欲望而非实际需求来确定的消费行为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很多人发现，这种消费行为在精神层面存在严重的缺失。基于购物欲望确定的消费行为催生了一个过分注重外表和物质财富的社会。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青少年厌食症的上升，2011年英国发生的暴乱——大多数参与者首先做的便是抢劫象征成功的名鞋和电子产品店。除了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替代品是有些人所说的新时代运动（TheNewAgeMovement）。它涉及了西方人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精神实践的探索，包括从佛教、印度教到凯尔特人以及其他古代欧洲民族以自然为基础的宗教。与之相关的是，人们对精神疗法、瑜伽和顺势疗法等神秘治疗方式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完全采取新时代运动生活方式的人数还相对较少，但是这场运动已经影响到了西方传统思维模式。例如，在英国的某些地区，人们可以通过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获得免费针灸治疗。这场运动至少表明了，人们渴望寻求生命的意义，并愿意尝试来自西方以外的思想体系。
西方可以选择的方案
西方世界确实面临着许多难题，但也不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总体来看，这些想法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西方思想界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形成的建议；另一类是要么全新要么更多依赖古代思想，又或者有时又将二者结合的新奇方式。
继续过去的做法，但要增大力度（Dowhatwedidbeforebuttryharder）这是由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以肥胖症为例，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建议对食品生产行业实施比目前更加严格的管制，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应完全交由市场来解决。后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肥胖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结果明确之后，人们自然而然会去购买和销售健康食品。渔业和金融危机方面，也存在类似的分歧。传统左派希望通过更多立法和加强政府干预；右派则提出了相反建议。总体来看，前者试图避免出现令人失望的结果，后者则认为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和无法纠正的。
怀旧保守主义（NostalgicConservatism）
许多西方人认为，要解决本书提出的各种问题，必须重新回归传统价值观和实践方法。例如，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格夫认为，解决英国教育问题的方案应该是重新实施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和根据学习能力将学生进行分级的考试制度。我们前面讨论的慢食运动也是让人们回归传统的一个例子，人们似乎更加肯定传统的生活方式，在第三章中所谈到的城市人重新体验维京人时期的生活方式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环保主义运动（TheEnvironmentalistMovement）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识到，他们的社会急需重新审视自己的优势。他们指出，消费主义是一种短视的生活方式，从长远来看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更不用说地球的其他方面。他们没有推荐永恒发展（perpetualgrowth）理念，而是强调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并非所有环保主义者都是空想家，他们中既有嬉皮士和辍学者等极端分子，同时也包括头脑冷静的经济学家。在第六章有关渔业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找到环保主义运动的优秀案例。绿色和平组织建议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确保渔业资源的恢复。另一方面，海洋保护协会（MarineConservationSociety）建议建立捕捞信用制度，某一地区被捕捞的具体鱼种具有一个具体信用值。根据海洋保护协会的建议，如果渔民未超过自己的总体信用额度，便可继续捕捞，而且信用额度可以交易。
公民社会的回归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andtheRestorationofCivilSociety）
或许，解决西方问题最有希望的建议是，重新创造使其振兴的条件。除法治以外，最重要的条件是政府较低水平的干预，为公民提供足够程度的经济自由，强调地方决策而非中央决断，鼓励个人的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感。
将这些价值观具体化的政治哲学被称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同时强调家庭等小型社会自治单元的重要性。社群主义者并不反对中央政府，但是认为中央政府应将重点放在支持和强化这些基本单元上。例如，他们对福利的典型立场是，福利最好由家庭或本地社区来实施，而不是由中央权力部门执行。中央行政部门的理想职责应该是，赋予前者权力，帮助它们实现这一目的。
在前几章中，我们了解了两个运用社群原则的实例，只是它们涉及大量民众，而非小型群体。第一个实例是休·费恩利-惠汀斯托尔发起的互联网运动，其迫使欧盟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渔业捕捞政策。第二个实例是现场慈善音乐会，爱尔兰一位摇滚歌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团结整个世界，为非洲遭受饥荒的人民提供援助。两场运动的发起者都意识到，如果坐等政府主动行动，可能要永远等下去。
结论
西方是会出现一种新的主流思想，还是继续以前的道路不断地做渐进式的改革，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继续沿用原有做法，但又希望获得不同结果，是一种近似疯狂的想法。
本书集中讨论了欧美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样做基于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世界其他地区经常忽略或低估这些问题；其二，西方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例如法治提供的创造性和安全感，过于为世人熟知。如果认为欧美国家正在崩溃，将是一种错误认识。不过，其他国家至少可以同时了解西方的成功与失败，获得相应的经验教训。
西方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人们不断质问、争辩、苛求，但这是件好事。每个职业领域、每个年代的人，都在进行这样的讨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也会面临与西方相同的挑战。成功战胜这些挑战便需要中国借鉴西方现在所面临的经验教训。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和发扬自身的传统优势——例如勤奋努力和传统的家庭观念，同时又避免经济发展之后可能出现的陷阱呢？如果能做到这些，加之自身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的典范。
安德里亚斯·维特姆·史密斯（AndreasWhittamSmith）
安德里亚斯·维特姆·史密斯，英国财经新闻工作者，《独立报》的创始编辑，《卫报》和《每日电讯报》前经济新闻编辑，《投资者年鉴》和《证券交易公报》的编辑。以下内容选自一篇维特姆·史密斯先生未发表的文章，他与戴雨果教授相遇时，将该文章交给了教授。
西方政府典范的幻灭
英国的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不能假想这一情况不存在。这就是现实。这导致民众对国会议员及政府的尊重迅速递减。人民对统治者的信任从未如此低迷，对统治者能力的信心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国家根本不能很好地行使职能。要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看看民调机构的报告就一清二楚了。
今年一月，一家名为“民治”的民调机构在英国5000名成年人中间做了调查。调查询问国会工作是否令人满意。结果显示人们普遍对国会表示不满，而这种不满绝非对某一政客、政党和策略的不满。大多数人认为英国的政治体系从根本上说是有缺陷的。这些抱怨的综合效应十分根深蒂固。除非采取行动，让我们的政治体系重新恢复名誉，否则其合法性将处于危机的边缘。
对政治体系越来越失望的原因有二：政客无能和信任感的缺失。政府官员被包围在无能的阴霾中。例如搞砸了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重组，近期对退休金和慈善基金预算的削减，前所未有的石油危机。这些常常出台尚未成熟的策略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不断修改的人，如何让人们有信心？比这更糟糕的是紧缩政策，这让人们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一些预测显示，未来五年，失业率会愈来愈高。关于信任危机，我们如何忘记国会的四名成员和上议院的两名成员因为欺诈进了监狱？换句话说，2005年到2010年期间，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在内的1500名国会成员中，有6人成了罪犯。我们可以选择维持现状，不大题小做，或者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不让行动产生相反的后果。年轻人会越来越搞不清选举的目的为何。他们会更多地参与街头游行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随着人们对政府体系信任的进一步瓦解，政府执行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府在找回失去的尊严的过程中会越来越独裁。这就是正在等待我们的情况。
弗农·波格丹诺教授（Prof.VernonBogdanor）
弗农·波格丹诺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当代历史专业的研究员，也是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的研究人员。他是英国最顶尖的宪法专家之一，在相关领域著述颇丰，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新宪法》。
民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
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不仅仅是英国，人们变得越来越不信任政客。因为民众已经不再习惯于顺从政治家。过去，人们对于政府提供的福利和保障心存感激。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刚刚实行时，就算需要排队等待很久才能做手术或得到其他治疗，人们也不会不高兴。但是现在，人们被鼓励去积极消费，在中国也一样，人们能选择不同的商品，如果东西不好还可以投诉。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不同的商家，如果他们想要参与公司业务，还能够购买公司的股票。现在在英国，持股人比工会会员还要多，差不多可以说这也是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同样，在公共服务领域，人们不再只是简单地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因为他们被鼓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商品和商家，被鼓励如果没得到满意的服务就可以投诉，这种习惯在公共服务领域也同样发挥了作用，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不满意。
现在，人们再也不会说“当权者比我们更懂政治”。跟50年前相比，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要高得多，人们会说“可能我们做出的决定一点也不比那些当权者和官员差。为什么不让我们做决定？我们能够在经济生活领域做出决定，也可以在公共服务领域做出决定。那为什么在政治领域就不行呢？”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国家放权，集体主义开始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个人主义的体系。
总而言之，人们希望国家少做决策，转而采用类似私营公司的机制和奖励措施，以刺激竞争，进而带来更多选择和更高质量的服务等。人们开始用对商业服务的标准来要求公共服务。人们想要更好的公共服务却不愿多缴税。他们要的是事半功倍，这对所有民主国家政府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人们要求更高质的公共服务，却不想支付更高的税金。20世纪40年代末期，福利国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那时人们支付的所得税与现在相比非常之低。现在人们支付的所得税占收入的比重非常之大，人们希望自己的钱得到有效利用，而不是去资助那些不负责任的人。2010年，工党因为被指没有有效运用公共资金而下台。他们为此道歉，承认自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现在我们明白让公共资金的每一分钱都得到有效利用是多么重要了”。我认为这是值得所有政府警醒的。政府需要更加精简，办事更有效率、执行更加有效，甚至应该运用商业公司的运营方式和理念来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效率。想做到这一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大多数西方政治体系中，政客成为了一种职业。没有其他任何门槛，只要大学毕了业，人们就能进入他们支持党派的研究部门任职，接着成为特别顾问，然后就能在议会占有一席之地，接着成为部长或是其他职位的官员。他们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社会经验。这和六十年前的情况大相径庭，那时候，许多下议院议员经营过农场、工会，开采过矿藏，开办过学校，做过校长，当过兵——他们在政治世界之外还有很多实际经验。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再做到这一点。这非常困难，除非我们人为规定成为议员得具备哪些硬性标准。我们很难回复到以前那样，但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
要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方法就是不允许国会议员成为部长，就像美国一样，这样政客就没法成为一种职业。在荷兰，如果被任命为部长，就不能继续担任国会议员，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美国就明文规定了各部门的部长不能兼任国会议员，虽然必须定期出现在国会和常委会中，但其主要工作是政府部门的执行者或管理者。现在在英国，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解决议员不具备社会实干经验问题的同时又能保证国会的正常运转。
英国人认为部长应对国会负责，而且应为国会的成员。原因是我们的体系将部长和国会以及选举状态相联系，如果你只是管理一个政府部门，你很难体察民众关心的是哪些问题。但如果你是下议院的议员，你就能听到议员就当地妇女津贴或是回曼彻斯特的晚班火车等问题进行讨论，他们更加重视与人民相关的具体问题，因为众议院的议员本身就代表着他们所在地方的利益。例如，最近人们很担心移民问题，不管这种担心是否必要，这种担忧的情绪确实出现了，可是政府部门的领导们可能却不知道人民的这种忧虑。议员们会先将民众对于某一问题的担忧汇报给众议院，然后再向部长提出质疑。如果让政府部门的领导担任议员，他们就能更及时地了解到民众关心的问题。另外一件事就是欧盟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再次则是犯罪问题。另外对福利系统的不当使用也很重要，这些事都是基层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不过我们的政治系统也不能说没有好处，也许我们是牺牲了执行和管理效率，但换来了与民众的紧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