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戏剧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剧作家应算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她不仅是一位被誉为“残酷散文”大师的当代作家，更是一位被当代观众所熟知与喜爱的剧作家，其剧目经常在国内及国外上演。1992年，她的单幕组剧《黑暗的房间》公演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公认为“俄罗斯新戏剧”的代表。除此以外，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代表作还有《爱情》、《三个穿蓝衣服的姑娘》、《钢琴课》、《科伦宾娜的住宅》等。她的剧作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日常生活中不堪重负的人们的逼真刻画。她笔下的主人公对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整金面具奖得主曰里陷于家庭琐事，总觉得经济拮据而绞尽脑汁四处弄钱。作家在表现曰常生活时用笔凝炼，寥寥数笔就将广阔的现实画面高度概括地呈现在观众面前I」。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中，日常生活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获得了绝对独立，它将人的一切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卷入自己的运行，面对无尽的生存问题，或是痛苦而无奈地逃避，或是沉默而驯顺地承受的人们都被生活所俘获，生活俨然成为人的主宰，成为剧中的主角，而不再是情节发展的背景，所有剧中的人物都要为了生存而与它发生冲突，与它抗争。
除了政治、道德题材的戏剧外，先锋派戏剧也是戏剧改革后俄罗斯戏剧舞台的一个特色。先锋派戏剧曾在20世纪20年代盛极一时，但在此后一直处于“地下”状态。80年代戏剧改革后它才重又转入“地上”，重返俄罗斯戏剧舞台。据统计，80年代莫斯科上演的200佘剧目中绝大多数都是先锋派戏剧。先锋派戏剧不仅在艺术形式与内容的某些层面上开始了新的尝试，也以其非和谐性、非交际性、充满鲜明“反戏剧”特征的“新戏剧语言”冲击着俄罗斯传统戏剧。人的异化、人格分裂是先锋派戏剧家颇为喜爱的主题，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成为丧失了心理个性、陷入错觉与幻觉的“图式”，作品从结构上打破了传统的因果联系，‘卩逻辑性、无情节性、时间空间的相对性”成为其主要特征，令观众耳目一新。维涅·叶罗菲耶夫的剧本《瓦普吉斯之夜，或骑士的脚步》作为新一代先锋派戏剧的代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
纵观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戏剧舞台，可称得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传统的、现代的、经典的、通俗的、现实的、荒诞的，使俄罗斯戏剧舞台这个大调色板更加色彩斑驳，参照20世纪俄罗斯戏剧的发展历程，可以预计，21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戏剧舞台仍将保持这种状态。谁来完成振兴俄罗斯戏剧的历史重任，戏剧理论家们将厚望寄予年轻一代的戏剧家，希望他们能在禀承俄罗斯戏剧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作出21世纪的经典。
三、小说：别样的风景与心态
（一）从新的角度反思社会问题
20世纪90年代，文坛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观点反思极左路线造成的伤痕的作品仍不断出现，如马卡宁的《平常化话题和情节》、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和被杀害的》、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邦达列夫的《诱惑》、波良斯卡娅的《阴影在消失》、沃依诺维奇的《宏伟的宣传》和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颅》等，但同时，文坛开始更多关注曾被多方遮掩的发生在70—80年代的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一类作品中可以发现90年代的作家更注重人们的感情的历史，并力图透过人们的情感世界去探寻产生社会悲剧的缘由。
阿列克谢耶维奇发表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的记事）》就是这样的作品。将这两部作品与她发表在1984年的《战争中没有女性》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前后的明显区别。《战争中没有女性》用纪实手法歌颂了普通女性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不朽功勋，小说的题目意指残酷的战争中本来不应该有女性的位置，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可事实上却有800万苏联妇女以各种方式参加了这场战争。这部小说正是通过女性在战争中的独特境遇和对战争的独特感受，颂扬了苏联妇女为人类正义事业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杰出贡献。《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同样是纪实作品，但是这两部作品在主题和视角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锌皮娃娃兵》取材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作家在作品的开头引用了肖伯纳的话：“历史会说谎”。长期以来，苏联官方一直将这场战争称之为正义战争，而实际上这场长达十年（1979—1989）的战争是在美苏争霸的大格局下，苏联当局为控制这块战略要地而悍然发动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
如果说《战争中没有女性》在写战争残酷的一面时还强调了战争的正义性的话，那么在《锌皮娃娃兵》中作家笔下的战争不仅是残酷的，而且是非正义的和可耻的。用作品中的一个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的普通士兵的话来说：、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们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这部作品中除了作家在采访中的日记摘录和少量串联的文字外，主要的都是当年参战的军人和他们的亲人的回忆。作家将这些看似原始的材料融入艺术结构，以逼人的真实展示了当年血腥的阿富汗战争和卷入这场战争的“娃娃兵”们的苦难的情感历程。作品中的“娃娃兵”是普通的掷弹筒手、摩托化步兵射手、炮兵、护士等，这些苏联青年是听从祖国的召唤上前线的，是去“帮助兄弟的阿富汗人民”的。他们相信，“祖国不会欺骗我们”。可是，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以后，他们发现所谓的“兄弟情谊”是不存在的。一个护士回忆说，当前线医院救活了一个阿富汗老大娘时，她醒来“嘴唇就开始畲动，我以为她有话要说……其实她想唾我们一口……”原来“我们的特殊使命部队曾经经过他们的村庄……除了她一个人以外，一个活人也没有留下……”此前，这个村庄有人开枪击落了苏军的两架直升飞机，并捅死了负伤的飞行员。如果再往前追，再……我们当时没有考虑：谁先动的手一一谁后动的手？我们心疼的只有自己的人……”苏军内部也相当黑暗，许多人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们吸毒、嫖娼、酗酒、赌博、盗卖军火、欺负新兵，胆小的或厌战的开枪自残，有权有势的则用各种手段偷运禁品，女兵被迫成了陪军官睡觉的“闷罐女郎”。一个掷弹筒手在回忆了痛苦的经历后说：、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过去以为我国一切都正确，报纸上写的都是真事，电视中讲的都是事实。”作品最具冲击力的不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战争画面，而是人们在面对真实以后的信仰的破灭和梦醒后的痛苦。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同样用严酷到令人发颤的采访实录的手法全方位地揭示了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在这场灾难中，许多人死于非命，更多的人仍在遭受肉体和精神的磨难。作家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这些人间悲剧，同时也写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在事故发生后的表现和心态。如作品里写到这样一位母亲，她因遭辐射而生了一个畸形儿，为了开具一张有关的证明，她敲遍了高大的办公室的门。“一个官僚朝我吼‘你想捞切尔诺贝利的好处！切尔诺贝利的钱！’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差点没昏死过去……”一个在污染区工作的自然保护监察员回忆事故发生后他们监察所的情况时写道“所里等着上级的指示，可是没有来……监察所在编人员中几乎没有搞专业的，特别是领导干音5。”这些人无所作为，“成天坐在那里翻文件”。可是，当看到作家阿达莫维奇在莫斯科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时，“他们哄起来了，说话了。他们恨透了他。大约是自我保护的本能起了作用吧。在党员大会上，在吸烟室里，都在议论这些耍笔杆的。管什么闲事！太放肆了！存在着有关规定！上下级关系！他懂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有中央呢，有总书记呢！也许我那时候才懂得了什么是1937年。懂得了那类事是怎么发生的……”作品中这样记录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思考，切尔诺贝利一一这是俄罗斯人心理状况的灾难。这不是反应堆，而是整个原来的价值体系爆炸了。”“切尔诺贝利——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作品里记下了许许多多这一类的故事，以及人们的复杂情感和痛苦思考。如作家所言，她写的“不是切尔诺贝利，而是切尔诺贝利的世界”；她关注的不是一个被苏联当局严加封锁的事件，而是“那些接触了不知之物的人们的感觉、情感”。她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了这一点：、我感兴趣的是感情的历史，我撰写的也是感情的历史。”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两部作品所写的都是刚逝去不远的历史，特别是那种饱含心灵创痛的感情的历史。在这些充满情绪色彩的鲜亮的实录文字中，满溢着作家的沉痛而深刻的反思。
（二）开掘普通人艰辛生活的底蕴
关注现实生活，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这是俄罗斯文学历久不衰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20世纪末开始显示出日益浓烈的焦虑感和忧患色彩。著名作家拉斯普京曾经这样表述世纪末文学的面貌：、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怀着如此惶恐不安的心情描写人的命运和人生活其上的地球的命运。惶恐不安到了绝望的程度。20世纪末的文学谈论起人类面临的种种危险时变得更加慷慨激昂，更加心急火燎了，仿佛预感到大限正在临近。”这段话写在80年代中期，当时许多作家已经在他们的作品中对20世纪后期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信仰危机、物质主义、传统失落、私欲横流和军备竞赛等一系列威胁到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表现出强烈的不安和异常的焦虑，当时发表的拉斯普京的《火灾》、邦达列夫的《人生舞台》、阿斯塔菲耶夫的《忧郁的侦探》和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等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人类的生存危机。这种趋势在90年代继续发展，持不同观点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选择不同的题材和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下社会百态和百姓生活作了描摹，不少作品尖锐地抨击了“改革”年代的种种社会弊端。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现实生活的艰难，使90年代反映社会现实和小人物命运的作品更多了一层世纪末的悲凉色彩。
这一类作品题材多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不少作家把目光聚焦在普通人艰难的生存环境上，写出了一些极具震撼力的作品。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下葬》就是这样一部受到广泛好评的作品。从90年代中期开始，拉斯普京发表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如《下葬》、《在医院里》、《女人间的谈话》、《邻居之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傍晚》、《木舍》和《在故乡》等。这些作品风格洗炼，充满对当下现实的批判激情，其中《下葬》又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巴舒达，是一个生活在西伯利亚某城市中的年近60的退休女工。为了生计，她退休后干起了食堂洗碗工的活，但到了“改革”年代，私有化后的食堂变成了饭店，她又被解雇了。巴舒达生活孤独而又窘迫。她将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从农村接到城里来过冬，在一个寒冷的冬夜，84岁的老母亲平静地去世了。如何安葬母亲对于当时的巴舒达来说成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因为她不仅面临着复杂的、“比任何法律都要严厉的告别仪式”，而且面临着领取死亡证书、挑选棺材、选择墓地等办丧事必须得做的事情，这一切都需要钱，可是她连这笔钱的百分之一都没有。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母亲是“无权在这里死去”的，因为她生前没有城市户口，无法葬在城里的公墓。即使如今想迁户口也办不到，母亲原来“居住的那个村子还继续存在于苍天之下，可已经属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万般无奈之下，巴舒达只能去找同样生活孤独而潦倒的斯塔思，位与她有过感情交往但如今已很少来往的老人，这是她在城里唯一能寻到的帮助了。斯塔思帮她打了一口棺材，并找了一个小伙子开车，乘夜色偷偷地将巴舒达母亲的遗体运到森林里掩埋了。小说的描写十分生动和细致，巴舒达在“改革”年代的窘迫和无奈在作家笔下一览无佘。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此，它在不长的篇幅里包含了相当可观的生活容量。作家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活动的环境，全方位地展示了俄罗斯城乡的现实生活，这里既有对历史的反思，更有对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深深忧虑。
在作品中，可以看到环境曰益恶化的城市和日趋荒芜的乡村。巴舒达居住的那个城市“一度有过共产主义的伟大工地的殊荣”，搞了大型水利发电工程，建了铝厂和木材加工厂等十多座大型工厂。可是20年后，有毒的工业废气将这座城市变成了“慢性杀人的露天瓦斯室”，毒气“扩散到方圆几十俄里，几百俄里，树木都凋零了”。人们为此举行过抗议活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剧色彩的是，新政权“像在其他各地一样”，利用人们的抗议活动达到了“推翻旧政权”的目的。此后，城里环境依旧，可人们居然不再顾及毒气的危害，这是“因为新政权知道一种与不满行为作斗争的最可靠的方法：不是把这件事办好些，把那件事办坏些，而是毫不留情地毁掉一切，到了人们为搞到一块面包，像牲口一样抱住任何一种生活不放的时候，就会把想得到新鲜空气、纯净饮水这种怪僻忘到脑后去的”。小说中的那座闲置的滑雪跳台，“金属架就像人的骨架，死气沉沉地、光光地竖在那里”的跳台，仿佛就是这座城市的不祥的象征。巴舒达的母亲住过的那个村庄则是当今俄国农村的写照，那里情况十分糟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村苏维埃、商店、医务所、学校都不复存在一一在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村子完全放任自流了，无人管理，它彻底打碎了长期以来套在身上的枷锁，除掉了所有的羁绊一一爱到哪儿就去哪儿吧！愿意的话一一宣布成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愿意的话——可以让中国去管辖”。农民们靠打猎和捕鱼谋生，“再就是不断地酗酒……”这个村庄“由于不习惯于自由而愈来愈模糊地盼望着有人管就行，只要给运来面包吃……”作家给出的结局是无奈而可悲的，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