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义者，宜也”（《中庸》），便是“适宜”的意思，后来则代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这概念出现得很早。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又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的思想。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也认为“义以生利”，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地凸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进行调节。
孔子的义利观显然是个大题目，故再引卫君翰兄一文。该文观点新颖，见地颇深，今摘录如下——
举一些《论语》中的例子，简要说明一下孔子思想中的义及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事情，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
这章直接说明了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会改变的。
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徙……是吾忧也。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是我害怕忧虑的啊。”
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徙义，崇德也。”知道义了之后便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
以上这两章说明义由知而来，而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变化。
里仁篇，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切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另解为自己心中容易产生怨恨）。
宪问篇，子路问成人。子曰：“……见利思义……”利益当前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见有所得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宪问篇，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公明贾对曰：“……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公叔文子对于合于义的东西才拿取，所以别人不觉得他真的有拿取。孔子说：这样吗？真是这样吗？言下之意为孔子不太相信公叔文子已经真的做到此一境界了。
述而篇，子曰：“饭疏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经由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而言只像是天边的浮云一般。意为看看就算了，怎么也不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它的。
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了解义，行事也以义为标准。小人了解利，所以行事易追逐利益。
卫灵公篇，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至于像小人一样，一旦穷了就放滥横行。意为君子重义，不像小人一般因穷困便无所不取。
以上七章说明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子路篇，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只注意小利，只追逐小利就难成大事。意为不因取小利而失大事能带来的大利，这是义。
泰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天下有道，就应该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义）；天下无道，就应该隐藏起来（是义）。在有道的国家里，贫穷且地位低下是一种耻辱（也是义）；但是在无道的国家里，大富大贵也是耻辱（还是义）。此章充分点出君子应该要以义的原则来决定个人的进退，而非一味地追逐富贵及利益。请注意孔子并未指出隐之后要做什么，至少他自己就不是单纯地隐居起来，因此这里也还隐藏了一个义。
宪问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原宪问孔子何谓耻，孔子回答：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在无道的国家里也还是为官领俸，就是耻了。此章指出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是无可厚非的（是义）；但要是国家无道，为官者必须尽全力改变形势，期使无道转回有道（也是义）；如果实在无力回天，则不应继续为官领俸了（还是义），否则就是耻辱了。
灵公篇，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国家有道时出仕为官，国家无道便引退而隐居起来。
先进篇，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所谓的大臣，应该是能以正道辅佐君主（这是义），若发现无法做到这个境界，就应该请辞（这也是义）。
季氏篇，孔子讲：“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在职位上必须全力以赴，如果实在做不到就应该请辞。
以上六章说明现实生活中义与利的配合。基于以上的观察、了解，应有下列四点结论：
1.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而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己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说，利还是可以要的，只不过要得之有“道”而已。而至于怎么得到“利”的问题，孔子又说“见利思义”，言下之意，要得到利还是要十分小心的，面对那些有利可图的事，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怎么得到它，而是想到“义”，如果不符合“义”的要求，那还是要打住的好，否则便有违于君子的作风了。
其实说到底，这依旧是一个有关原则的问题，孔子只言如果崇尚“义”的话要注意不要让一些现实的利益诱惑了才好，至于真正怎么样有“道”地得到“利”，孔老夫子也就没耐性乃至压根没有兴趣去探讨了。那个樊迟只问了个怎么样“为圃子”的问题，孔子就已经要说“小人哉樊迟”了。可见对于这些琐碎小事，圣人如孔子者是不肯多浪费些时间的，这也许正是怕多言利则害义的缘故。
如果说人的价值就在于人能够超越自己的生命欲求，那么无疑孔子所言利与义的关系将是再好不过的供人们遵循的标准。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利的追逐，却远远胜于对义的寻觅，尤其到了我们这样一个高度科技化、物质化的时代，物欲更是横流了。这种愿望与实际之间的差异，说明了我们是需要“义”的。但同时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孔子以“义”来压迫“利”，或者说重义轻利的态度，只能作为我们面对利与义的一个原则，而不能是实际对待问题的具体措施。事实上，只言义而不肯说利，是带着几分回避色彩的。也许正是不敢去直面利与义的冲突，我们才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陷于追逐利益的不归之路。
而且再换个角度，“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包含着个体生存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不能够忽略的。从这一点上来讲，“利”和“义”也是可以协调的，个人超越自己生命欲求的前提，应该是拥有生命。
当然，这不是说孔子贬低人们对物质利益要求的满足。事实上，孔子所谓利义的讨论大多是以两者发生冲突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在利与义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孔子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义”的一边的，而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仅要能够直面利与义，还要在利益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坚决的拥护“义”而不是在利益的诱惑下抛弃“义”。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利”与“义”究竟哪个才应该为人们所追求的问题。上文是在假设的前提即追求“义”是不可质疑的正确的，而利益追求的则是不合适的，或者至少我们是在承认以“义”来见“利”的前提下讨论问题的。那么是什么让我们这样思考呢？是什么在使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倒向了“义”或者至少在舆论上倒向“义”呢？这样问题的讨论可能会使人陷入到某种怀疑当中而不可自拔或者导致价值观的重置。但还是值得思考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