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四部经典之作：《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孔子的一系列思想和主张都记录在其中。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名人叫赵普，他是辅佐宋太祖赵匡胤取得政权并治理国家的一代名相。史传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只用半部《论语》就把天下治理得一派升平景象了。《论语》这部典籍里确实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值得后人去思考和借鉴。我们对孔子管理思想的概述主要就以这本著作为依据。孔子的管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崇尚“和”的理念
“和”就是和谐统一。相互差异的事物组织在一起，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就是“和”。我们的故宫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从大殿的名称当中我们即可以看到古代的国家管理者们对“和”的追求和向往。
孔子主张“和为贵”，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为政》），“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进一步明确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把“人和”的理念推到管理准则的最高位置上。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和”的理念呢，在方法论上孔子又提出了“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并非是我们惯常讲的老好人主义，关键在理解这个“庸”字上。我们所持的语义系统里，“庸”代表的是平庸无能，没有作为。但孔子在提出中庸之道时，“庸”字却是另一种解释。在儒家经典《中庸》一书中，开篇就解释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以庸是一种状态，一种不走极端符合外在情势和内在规律的状态。中庸之道就是达到“和”的方法，以现代哲学的观点来认识的话，实际上是对度的把握与灵活运用。
这种对度的灵活运用是管理的极高境界，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欠矣。”（《论语·雍也》）。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比起来谁好一些，孔子评论说：子张做事总做过头，而子夏呢又总是做不到位。子贡追问那子张是不是比子夏好呢，孔子明确回答：“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的观点是过头和不足一样不好，必须要把握度，也就是体现中庸之道。在一系列关于为官从政治家治国的言论中，我们时时都能找到这种强调度的理念和方法。
推崇仁义的伦理核心
“仁”是居于整个儒家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论语》一书当中提到仁的有109处之多。
《论语·里仁》当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孔子坐在厅堂上，曾参经过他面前，孔子说：曾参啊，我的学说是以一个核心的线索贯穿下来的啊。（“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点头说：是的。等孔子走了，同学们都围过来问曾参：老师说的是什么呀！曾参回答说：老师的学说就是“忠、恕”两个字而已。
仁的内涵，孔子说的很明确，“仁者，爱人”。如何去实践呢？孔子强调在内为仁，在外为礼，内心的道德操守和外在的行为规范相统一就达到了仁的境界。仁者，人也，其核心是尊重和关爱人。义者，宜也，就是做该做的事，忠实地去职守与承诺。可以说72个贤人中仁的典范是颜回，义的典范是子路。仁的具体的实践方法也就是曾子所讲的忠和恕。关于这两个字的含义，孔子有很明确的解释，“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这就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就是恕。也就是说修炼思想境界的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体现一颗善良正直之心，自己想办成的好事，也帮别人办成，自己不喜欢的，也决不施加到别人的身上。
达到这种境界的关键在于从身边的日常小事做起，坚持不懈。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术而》）。
儒家的管理思想最大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讲究度，另一个就是强调伦理道德观念。
《论述·为政》是孔子专门讲国家管理原理的，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段话道出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巨大价值，一个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满天的星辰都会围绕着你，听从你的指挥。所以修德是建立领导权威的关键所在。只有制度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道德感召力。
把自我修养作为管理的第一课
为了能实践仁的价值观，把握和的精义，管理者必须要加强自我修养。儒家在修身方面的严格要求从孔子开始，追至宋明理学时便更为严谨。这种严格自修产生的积极作用，就是培养了一批作风严谨、思理高尚的人才，但也产生了不小的弊端。琐细的修身与过度的自省，消耗了知识分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治学求知的眼界都日益的内敛，不但导致了实践兴趣的下降，而且制约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营管理与实践相结合、实用倾向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这也是一种思想走向极端时的不良后果，儒学的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儒家所强调的度（中和）的重要性。一种学说，以自己的失误验证了自己坚持的原则的正确性，这个现象是颇耐人寻味的。
对于修身的要诀，孔子提了五个字，温良恭俭让。
温就是温和稳重不走极端，善于自控；良就是慈爱善良；恭就是态度恭敬严谨，无懈怠之心；俭就是节约；让就是谦逊。
这五个字给我们刻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经典儒者形象。五字要诀是有来历的。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对照一下可以发现，“温”和“良”大致相当于老子的“慈”，“俭”，这一条孔子和老子都有，而“让”与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相当。
孔子实际上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理念。他在原有的三宝之外又加上了“恭”来强调为人处世的态度，分化出了“温”以强调性格的砺练。
修身是自我的净化。从古到今，英雄总是求功于外，期待战胜外力，而圣贤总是求功于内，期待战胜自我。“心魔难抑”，战胜自我确实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大凡成功者，都是以顽强的意志力闯过自我战胜的一道道难关。孔子强调在修身的主观努力过程中，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小人则是放宽自己而一再地要求别人。律己修身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加自省的过程。学习上，要“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也就是说，要向同行学，向周围的人学，广泛吸纳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同时要读点历史，看些案例，多方了解成功与失败的事例，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提供参考依据。
孔子特别欣赏自己的学生颜回，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圣贤之才。在自我修养上，颜回有三大优点：
其一是安贫乐道。尽管家境十分贫寒，甚至温饱都成了问题，但是颜回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修养道德，并乐此不疲。试想我们大家一旦经济困难到一天只能吃上一碗饭，这个时候能有谁可以保持平和的心态津津有味地研究道德文章呢？
其二是思考的功夫十分过硬。可以举一反三，老师讲一点，他可以想到很多并能一一去实践。
其三是日常修身功夫过硬。颜回能够做到不迁怒，不贰过。这两点是绝大多数人难以做到的。我们经常是在受了委屈，或者是心中有气后，就不自觉地对宿舍的同学、家里的亲人发发无名火，至少要拍拍桌子、摔个茶杯，对桌子和茶杯发泄一下。这就是所谓的迁怒。一个人要修养到不迁怒，心中有不快马上就控制了，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依旧保持和先前一样这是非常不易的，而不贰过就更难了。相同的错误绝对不重复第二次。无论是在生活中，在学习知识过程中，还是在工作岗位上，谁要是能做到不贰过，那一定会有大成的，哪怕是不四过不三过也会成就不小的。
修身的准则虽难，但也不是高不可攀。“虽不能之，心向往之”。只要追求一下必有收获，譬如爬山，山顶虽高，只要我们开始爬，即使到不得山顶，但向上的过程中亦可一路上收获山中的物产并且饱览山中景色。
在领导过程中要身先士卒
孔子强调作为一个领导者，一定要“先之恭之”，做到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无论是传播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是执行规章制度，还是开展日常工作，领导者都要做出表率，切不可要求别人理直气壮，而自己却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
管理风格上要“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
“惠而不费”就是要在追求组织目标的过程中，让下属得到实惠，为他们谋到福利；但是要节约，不可过分大方，大手大脚造成浪费。
“劳而不怨”就是要调动下属，给他们安排任务，保持一定的工作量；但是下的任务要适量，不能过分的沉重，招致不满。
“欲而不贪”就是要有进取心，对目标要执著，表现出对完成目标的极大热情，但是切不可过分贪心。
“泰而不骄”就是要自信，面对困难要有信心去完成它，并且要把这种信心传达给下属；但自信不要过头，膨胀过头变成自大就危险了。
“威而不猛”就是要保持一定的威严，这个威严是靠修身以及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来支持的。威严不是表面上的声色俱厉、以势压人。很多时候，吹胡子瞪眼睛，还不如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重视人的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
首先讲人本。强调人是万事之本，做事要有人，找到了合适的人，困难事情也可以办成，找不到合适的人，容易的事也办不成。所以孔子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
其次讲查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要看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要看他行为指向什么目的，这个目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现在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如何。通过这三点，就可以清楚地掌握一个人的品性。
第三讲用人。在用人上要有战略眼光，用人所长而不是求全责备。有两个用人思想值得我们参考，一是强调赦小过，一些小毛病可以不计；二是要举所知，用的人一定要是你自己了解的人，使用你自己的人，你也可以给他安排合适的职位，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不要过分拘泥于任人唯亲的担忧，而放弃有着长期合作的人。一方面要广泛挖掘贤才，多方观察他们，把他们纳入到自己所知的圈子里来；另一方面要把用人安排锁定在有所知的范围之内以减少风险。
对待本职工作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恪尽职守
在《论语·公冶长》里，孔子谈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正面典型，一个是反面典型。正面典型是“令尹子文”。令尹是楚国对相国的称呼，子文姓斗，是楚国名相，他三次做相国，三次被罢官，“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这个人的修养已经非常高了，三次升官都没有喜色，不容易的是三次罢官，也不懊恼。而最难能可贵的是，“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每次罢官，都认真的帮助新领导打开局面。这种超越个人荣辱沉浮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
还有一个反面典型叫陈文子。他是齐国的大夫，他的同事崔杼杀了齐庄公。陈文子看不下去，就放弃财产职务，离开齐国。可是到了一个新的国家，看了看，失望地说怎么和姓崔的一样啊，就又离开了。如此这样走了好几个地方。孔子觉得这样的人算得上“清”，但是还算不上更高境界。不同流合污，放弃财富地位，远远离开固然很不容易，但更不容易的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面对现实，改变现实。“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手中小小的蜡烛。”像陈文子这样为了个人名声，不做努力，逃避责任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