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去东阿，晏子收敛锋芒，暂时放弃自己的治政之道，几乎是无所作为。但好名声却纷至沓来。如果晏子永远都这样下去，那他肯定成不了大器，而且日后那虚假的好名声终究是要消失的。晏子之所以高明，就高明在他走这一步时已经看好了下一步。当景公要封赏他的时候，他就乘机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讲述了自己的治政之道。这时候，有事实摆在面前，景公非常信服，也乐于接受。他于是得到了治理全国的机会，所以，后3年的无所作为，隐藏着更大的作为。这是第二次用到韬晦之策。
晏子在官位难保时，没有急于为自己辩解，而靠着韬光养晦，不仅戴稳了原来的那顶“帽子”，而且还获取了高官厚禄，这可以说是官场上的一次厚黑的成功运用。
处变不惊，逐件处理
突发事件令人震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人们在突发事件面前慌里慌张，不知所措，那么突发事件的危害就会成倍地扩大。惊慌使人失措，如雪上加霜，其结果，只能是走向更大的危机。
突发事件，如同夜深人静时破门而人的强盗，它给人们心灵带来的震撼是十分巨大的。
由于无人预料突发事件的结局，所以当突发事件突然降临时，最初的片刻，人人都会目瞪口呆。
一个人心理素质好，他面临大事的时候就有一股强大的定力支持他，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康熙即使在火烧眉毛的时候，也不皱一下眉头，而是冷静思考，沉着应变。他仅仅20多岁，就平定了一场场的叛乱，让人们领教了这位君主的威力。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人处于困境的时候，往往几个威胁同时来临，让人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处理为好。这时就要有一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厚黑气魄。看准了关键和时机，理淸了思路，把各种威胁各个击破。
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人京师，引起全国的强烈震动。很多人认为康熙还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怎么会是久经沙场的吴三桂的对手，因此觉得有机可乘，蠢蠢欲动。由于防守京城的精兵都先后奉调南下平叛，京城非常空虚，杨起隆就利用这一时机，在天子脚下首先发动叛乱。
杨起隆本是京城人，当他得知吴三桂叛乱时，就利用一些人对明朝的怀念，诈称“朱三太子”，秘密起事。朱三太子是明朝崇祯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明朝灭亡后，一直下落不明。因此，清朝初年各地反清起事，大多以朱三太子为号召。
经多方联系，杨起隆组织了京城百姓和贵族家奴1000余人，他们相约以额前裹白布、身扎红带为标记，定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之日，以放火为号，在内城一起举事。准备趁各官员入朝时，各自杀死自己的主人，将来建立政权时，被杀官员的官职就由这些家奴充任。就在他们即将举事的时候，消息不慎走漏了。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郎廷枢的家奴黄裁缝在夜里喝醉了酒，胡言乱语，郎廷枢颇觉奇怪，就趁他醉意正浓时套出了他的话。原来黄裁缝也参加了杨起隆的密谋。郎廷枢得知后大惊失色，当即擒住黄裁缝等3人到旗主处告变。
同时，正黄旗人周公直也来吿密，说他的家人陈益正聚集30多人在家中密谋举事。于是，康熙命令正黄旗都统图海迅速派官兵前去擒拿。拿获了案犯30多人。接着，又下令关闭城门，严行搜査，捕获首要人犯数百人。首犯杨起隆闻风而逃，不久也被拿获，处以死刑。一场肘腋之变就这样被平定了。
此次政变就发生在皇帝身边，一旦得逞，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康熙对此事十分重视。他亲自过问和处理了此案。刑部先审理完了案犯，提出一份判决报告书，拟将李株、黄裁缝等200余人按“谋反律”凌迟处死，其亲属自祖父以至子孙，还有叔伯兄弟及其儿子，凡男的年满16岁者，都予以处斩；15岁以下之男子和案犯的母亲女儿妻子姐妹以及财产都被没收入官。康熙审核之时，本着从宽处理的原则，改定只将李株、黄裁缝等9人凌迟处死，蔡文以下194人改为斩首。案犯亲属，康熙不忍株连过多，一律免罪释放，其家产也免入官，受牵连之人亦不予追究。康熙的这种宽严结合的处理方法，使得京师很快安定下来。
但是，不久又发生了更大的危机。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初，河北总兵蔡禄准备叛乱响应吴三桂。蔡禄和襄阳总兵杨来嘉原都是郑成功的部将。郑成功去世后，他们率部降清，被从优提拔。当获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蔡禄内心亦萌生反意，并与起兵反清的杨来嘉书信往来，购买骡马，制造鸟枪，并命令士卒以捕鱼为名，身披铠甲，进行军事演习，密谋反清。
当时，侍卫关保前来出差，无意中侦知其情，当即火速报告康熙。河北是京畿比邻，一旦举事，必将危及京城。康熙此时却不慌不忙，沉着考虑后，当即派遣内大臣阿密达领护军速赶蔡禄驻防地怀庆。在蔡禄还没有将士卒鼓动起来之际，阿密达就已率部迅速包围了他的衙署。蔡禄的部下企图负隅顽抗。阿密达指挥若定，率部冲进衙署，将蔡禄父子同谋一并擒获，四月二十四日，押解北京。这样，一场叛乱又被扑灭了。
京畿先后发生的两次叛乱，引起了康熙的高度警觉。他感到，吴三桂叛乱已在各阶层人士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时，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尚在京城，虽然已被拘禁，但终究是一大隐患，万一再度变生肘腋，很难预计后果。兵部尚书王熙上疏康熙皇帝，请将吴应熊处死。
王熙上疏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结果，一致支持。但对康熙来说这却是一个难题，吴应熊虽然是吴三桂的儿子，但又是自己的亲姑父。从人伦而言，康熙不忍处死他。但为了大清的江山，为了国家的利益，又不得不处死吴应熊。最后，康熙果断决定，批准了王熙的奏疏，处死了吴应熊父子。
两次叛乱的平定和吴应熊的处死，消除了京师的隐患，稳定了人心。当吴三桂得知儿子变成刀下之鬼的时候，惊骇不已，他到现在才知道，康熙是自己的真正对手，但覆水难收，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了。
对康熙来说，事情远远没有到此为止，前线军事形势非常严崚。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于宁羌，耿精忠又叛于福建，提督郑蚊麟等叛于四川……一时叛乱席卷全国，南方大部分领土都落入叛军之手。就恰恰在这个时候，京师的北边门户又传来了警报。
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趁机兴兵叛乱。
布尔尼是蒙古林丹汗的孙子。清太宗曾将林丹汗征服。林丹汗死后，清廷封其子阿布奈为和硕亲王，并将清朝公主嫁给他为妻。康熙八年（1669年）九月，因阿布奈失外藩朝贺之礼，免除了他的亲王爵位，带人京师，爵位由他的儿子布尔尼承袭。布尔尼是清朝公主所生，但对清廷的做法深怀不满，不思感恩，反而图谋报复。
吴三桂叛乱之后，清廷无暇北顾，而且京城八旗兵大部分南调平叛。于是，布尔尼积极准备，图谋叛乱，想起机劫回其父阿布奈。公主设法派他弟弟阿济根至京师告发。康熙觉得叛乱还未显露，而且京师兵力空虚，希望尽力安抚。于是，派侍卫塞棱等去召见布尔尼兄弟以及巴林、翁牛特部王公等进京朝见。布尔尼内心生疑，不但不进京朝见，反而扣留塞棱，同时煽动蒙古各部造反。三月二十五日，布尔尼与奈曼王扎木山一同叛乱，挥师直逼张家口。
察哈尔叛乱，对京师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消息传来，康熙一时十分忧虑，因为京师的军队几乎全部南下，已无兵可派了。仔细思考后，他马上任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征讨布尔尼。京师无兵，图海就把八旗家奴组织起来。由于图海领兵有方，这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家奴部队，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
四月二十二日，图海与布尔尼在达禄决战。布尔尼在山谷间布置伏兵，列阵以待。鄂札与图海率家奴兵分头进击，冒着布尔尼的炮火，奋勇向前，冲乱了布尔尼的阵脚，布尔尼的部属下都统晋津阵前倒戈，反攻布尔尼，布尔尼大败而逃。与此同时，科尔沁和硕额驸沙津亦率兵来援，不久，沙津率兵将布尔尼及其弟罗不藏全都追杀。不到一个月，就将这次叛乱彻底平定。
当叛乱发生在身边的时候，很多人都惊慌失措，但康熙一直保持冷静，一件一件地把事情办得很漂亮，靠强大的定力稳定了朝政，改变了被动局面，为最终平定三藩之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头脑冷静，从容应对
“一个统帅首要的条件是有冷静的头脑。”这是拿破仑的格言。
“我的军人生涯教导我，当你面临一个极其棘手、极其复杂的局势时，你就必须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这是蒙哥马利的经验之谈。
冷静和清醒的头脑靠什么维持？靠处变不惊的沉着。这个时候，在旁人看来就好像没那么回事儿，这实在需要极深的厚黑修养。
陷入危局或兵临败境，只有沉着应付、冷静思考、有条不紊地组织抵抗，才能将损失和失败减小到最低限度。刘邦与项羽对阵，胸部中箭，伤势很重，他却以手掩住脚，若无其事地说“射中我脚趾”，稳住了军心。在著名的敦刻尔克撤退中，英国将领亚历山大漫步在沙滩之上，不时和官兵们谈话聊天，以一种泰山不倒的形象防止了部队溃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情报部门在日本偷袭中途岛之战中成功地破译了其密码，掌握了日本作战部署的大部分情况，于是，美军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作战准备，计划将计就计，痛歼来犯的日军。就在这关键时刻，美国的一位嗅觉灵敏的新闻记者了解了这些情况，并把它作为独家新闻从芝加哥的一家报纸捅了出去。形势一下子就变得严峻起来，本来十分有利的态势忽然变成了被动的态势。日本人有可能更换密码，调整部署或计划，那样的话，美军就只能坐等挨打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美国总统罗斯福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他既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兴师问罪，也没有指令美军调整部署，而是装得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这种平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日本人感到迷惑不解了：芝加哥报纸所言难道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美军却为什么无动于衷？结果，日本情报机关对此未加重视，也未采取相应措施。
中途岛战役美军大胜，一举扭转了太平洋战局。
这就是沉着冷静的巨大作用。沉着就像一把尺子衡量着一个指挥官的成熟与否，遇事越冷静，离成功也就越近。冷静地正视失败，冷静地分析形势，冷静地权衡利弊，冷静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反败为胜就有了必备前提。
左宗棠说：“局势迫促之时，总要和气平心，从容以待，俟有机会，再起图之；断不可急于求成，反误事机。”这是对后人的一句语重心长的告诫。
沉着冷静的标准是什么？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个要求虽然很高，但指挥官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平心静气地挽救危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