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190旅一路急如星火、风尘仆仆地奔向前线的时候，突然—声爆炸，一辆坦克随之报废了。亚古里发现以军只是道到了小股埃军阻击，哪里放在眼里。他命令部队先后从不同方向发起了攻击，每次出动一个坦克连的兵力。但出人意料的是，三次攻击均告失败，先后有35辆坦克被击毁击伤。亚古里感到大丢面子，按照他的逻辑，“王牌旅”只能打胜仗，哪里能受这种气？盛怒之下，亚古里将剩下的85辆坦克全部集中起来，准备再次向埃军进攻，以保全“王牌旅”的盛名。这种结果，正是埃军所求之不得的。
原来，埃军打的是一场有计划的伏击战，当以色列命令190旅开往前线的时候，埃军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于是埃军根据以军的一贯行动规律，派遣其第2步兵师在以军必经之道上布设了伏击圈，单等190旅自投罗网。第2步兵师师长阿布萨德是一位精通战术、老谋深算的指挥官，他将伏击阵地选在道路两俩200—300米的位置，利用沙丘进行伪装隐蔽，并构筑了单人掩体。为了打好伏击，阿布萨徳还组织机关参谋人员到实地检査，逐一确定了导弹射手的发射位置。
首先与190旅遭遇的，实际上只是第2步兵师先头部队的一个营。这个营给190旅以迎头痛击之后，师长阿布萨德分析，以军的“王牌旅”断不肯就此自认晦气，因而他命令该营佯装败退，诱敌进入埃军主力的伏击区。
亚古里不知是计，一见埃军落荒而逃，就以为捞回面子的时机已到，即刻命令全部坦克高速开进，紧紧追击。忽然，嗖嗖而来的闪光将亚古里的美梦惊醒了。埃军的火力非常猛烈，平均每分钟内就有85发反坦克导弹击中以军的坦克。为了提高毁伤概率，阿布萨德规定，对同一目标要发射3—4枚导弹，即使对近距离目标也要发射两枚火箭弹。而成一字形摆在柏油路上的以军坦克完全施展不开，打不能打，跑又不能跑，一个个都成了埃军的活靶子。
仅仅20分钟，190装甲旅就全部被歼灭了。亚古里的坐乘也被击毁，他爬出坦克企图逃走，但被埃军当场俘获。
话说一半，点到为止
只讲表面现象，不作实质结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似隐却露，故作弦外之音。关键性的内容言者并不明言，但却有意做出强烈的暗示，使闻者不难从中领悟辨识话中之“话”，弦外之“音”，自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此种手段的“妙处”在于：言者未曾明言，便可不承担明言的责任；言者未做结论，便无强加于人之嫌；然而言者所要表达的关键内容却尽为闻者所知，其目的已然达到。
中国古代历史上，拨弄“弦外之音”者大有人在。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之争。受宠的武惠妃极力构陷太子李成，企图以自己的亲生儿子取而代之。唐玄宗听信了谗言，召集宰相会议，打算废掉太子。正直的宰相张九龄，从稳定政局和维护礼法的角度出发，公开反对更储，并明确表示：“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同时在位的奸相李林甫，却另有一番表现。他当众“无所言”，不发表任何意见，退朝之后却暗地里通过宦官转告玄宗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此番话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更储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但其所暗示的弦外之音却是十分明显的：既间接表明了李林甫迎合玄宗和武惠妃赞同废掉太子的态度，同时又影射攻击了政敌张九龄“干预”君主的“家事”。
有时候厚黑人士揣摩好上司的意图后，不直接表达心愿，而是利用“话说一半，点到为止”的策略，旁敲侧击，藏构陷于赞扬之中，使其有苦难言。
此种手段，多用在谗毁诬陷的场合。谗毁诬陷一般没有事实依据，倘若直截了当地生编乱造和妄下结论，其险恶用心则过于明显，而且谎言易被揭穿、结论难以成立。相反，通过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谗毁诬陷者不仅掩饰了自己的险恶用心，同时又使攻讦手段显得含蓄而留有事后自我辩解的余地。最终的结论毕竟是作为闻者的他人自行做出的，作为言者的谗毁诬陷者总是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后退抽身之路。
清朝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曹振镛当政之时，对政敌打击往往不动声色，却“言到敌败”，非常奏效。曹振镛在乾隆年间中进士，做过翰林，到了嘉靖年间就连连升官，可谓飞黄腾达，一直升为尚书、大学士，到了道光年间，他更是如鱼得水，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画图紫光阁。曹振镛81岁高龄去世后，谥赠“文正”。“文正”的谥号清朝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对故世大臣的最高评价，还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人的高度信任。纵观整个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是有显赫的武功呢，还是有过人的才能？这两样他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历仕三朝，不仅没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反而愈老愈受皇帝宠爱，仕途越来越顺，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别人对他的为官之道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作为三朝元老，是怎样深受皇帝的宠信的，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只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对皇帝、对上司，要多表示顺从，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大概体会最深，不用特别解释。但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少说话并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傻子，少说话则是聪明人，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了。
曹振镛对此是深有研究。
清朝的前期还是政治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百姓的生活相对有所改善，但到了乾隆以后，各方面的矛盾都显现出来，逐渐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自雍正实行新政以来，出现好转的政治局面此时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过时之嫌，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在具体处理事务时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出办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有几大摞，道光实在应接不暇，搞得十分烦躁。但如果不看这些奏折，又会落的个荒废政务的恶名，这种烦躁的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
曹振镛经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围，又善于察言观色，对此深有了解。他经过一番琢磨，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向皇帝“奏上一本”，为皇帝“分忧”。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如下的高论：
“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无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讲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博取直言的虚名，哪里是对国家尽忠！对于这些沽名钓誉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会蒙受拒谏的坏名声。依臣之愚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圣明与天威，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了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镛这一番奸佞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的下怀。此后，道光居然真的照着曹振镛的办法去做，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细枝末节处的小毛病，甚至是字体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旨申斥，虽然没有杀人，倒确实使不少人为此丢官。
这种方法的确是效验若神，补偿实践，就弄得满朝文武官员人人谨小慎微甚至人人自危，不仅不敢轻易上书，就是真的发生了问题，也是尽量隐瞒着不报，有时发生了大事，实在隐瞒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轻地说上几句，就此完事。这样一来，结果是朝廷上下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和粉饰太平的恶劣作风，结果使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改进，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酿成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前后的全国性的大起义，几乎使清王朝灭亡。
曹振镛对军机大臣蒋攸铦很讨厌，两人面和心不和，就一直想把他排挤走。一次，琦善因处理鸦片战争后与英国殖民者“洋务”不当，被革去两江总督职。道光皇帝一日问曹振镛道：“两江总督地处南海边陲，与洋人对峙，交往很大，职位非常重要，我想派一个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官员去担任此职，你看谁合适呢？”
曹振镛知道蒋攸铦刚由直隶总督任上调上来，属于道光帝想要的那一类人，但是由自己提出来，不免受人以排挤同僚的口柄，也会引起道光皇帝的怀疑，所以他不直接提出由蒋氏调任，而提正被白莲教起义弄得焦头烂额、肯定不能调任的川陕总督那彦成。于是，曹振镛说：“臣以为川陕总督那彦成资历最深。”
果然，这个建议遭到了道光皇帝的否决，说：“川陕一带，正发生民乱，那彦成不能调动。”说着又看了看曹振镛，当时军机处要员都在座，蒋攸铦亦在身旁，但是曹振镛就是不说话，环视四周，看到了蒋攸铦，马上说你就是前朝的封疆大吏，去任两江总督正合适。”此事就这样敲定了，实际上蒋攸铦由军机大臣调任两江总督，从权位与权力上，都有下放的嫌疑，所以，蒋攸铦出来后对人感慨地说：“曹公的智巧，真可怕呀！他把自己的意思含而不露，却让陛下说出来，就无可更改了，这样的排挤，真是高明至极啊！”
阮元是清朝的著名的古文学家，学问精深，着有多种著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镛的嫉妒。阮元与曹振镛都是清乾隆朝进士，且同为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但曹振镛对阮元心存疑忌，一直寻找机会排斥他。
一次，道光帝与曹振镛偶然谈及阮元，道光问曹振镛说：“阮元年青时就中进士，刚及壮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后来又历任封疆大吏，镇抚一方达三十余年，他是靠着什么过人的本领才有这样的成绩呢？”曹振镛听后，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装出一副十分真诚而又佩服的样子说：“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还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于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对琴、棋、书、画皆有擅长，无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学问见长。”道光帝接着问：“阮元长年做官，哪有时间研究学问，何以以学问见长呢？”曹振镛回答说：“阮元现任云贵总督，当地百业待兴，政务繁忙，若是其他督抚，必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绝无时间研究学问。但阮元不然，他爱好行文，每天都在总督衙署与一班文人学士谈论文章，考据古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学问尤好。”
曹振镛深知道光秉性，他非常厌恶封疆大吏不事公务，却谈诗论道，表面上称赞，实际上却是重重地“参了一本”。道光皇帝听后，沉默不语，不久，阮元被召回京城，调为有名无实的大学士，不再受到重用。
忍小谋大，以待将来
有一种人固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结果弄得玉也碎，瓦也不全，不知轻重、不能忍小谋大的人，自己吃亏也就罢了，连累了大局，更是罪加一等。小不忍则乱大谋，务必谨记在心。
在反败为胜的过程中，“忍”字的作用不可低估。保持冷静需要忍、韬光养晦需要忍、撤退避敌更要忍。
军处不利及时退却，按理是用兵之常法。但“退”的无形阻力往往来自于内部。做出撤退的决策，你就必须忍得了误解、嘲讽、责难、失面子、丢官罢职等等一切后果。所以人们常说，忍是心上一把刀。
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大凡古今成大事者，当他们处于不利环境时，都曾克制忍让过。清人辛启泰有过这样一句话：“不能忍，则不足以任败；不任败，则不足以成事。”意指不忍受一时的挫折，就经不起失败的考验，经不起失败的考验，就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他在这里鲜明地将“忍”与反败为胜连在了一起。
“忍让”比退却的含义又深了一层，它不只适用于军队陷入困境、打了败仗的时候，也适用于人生遇到挫折、不得意的时候。
人们常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来劝说那些受到了天大冤枉或怀有深仇大恨的人。很明显，这中间包含了从长计议的意思。仇是要报的，失败是要挽回的，不过眼下则必须咽下一口难咽的气D要知道，忍让是暂时的，没有今天痛苦的“退”，哪有明天扬眉吐气的“进”？韩信落魄之时，有地痞无赖逼着他钻裆而过。韩信强忍怒火，俯首听命，这次躲过了一场大难，日后才拜将封王，名留千古。
林黛玉父母双亡，既无兄长又无姐妹，可怜她孤苦一人，不得不寄居贾府。偏偏府中有一个“多情的种子”贾宝玉。一个俊哥哥、一个俏妹妹，免不了一见钟情。但有情人未成眷属。算算其中的责任，林黛玉自己恐怕要负一多半。
林黛玉的情敌是薛宝钗。林、薛之争，胜负原无定论。林家道中落，虽然是柔肠百结，却无人为她主持大事，这算是一个劣势，但宝哥哥钟情于她，这算是一个优势。薛宝钗家道殷实，深得薛母疼爱，为人又乖巧干练，这算是一个优势，而宝兄弟虽然有时也对她动些心思，但毕竟不想娶她为妻，这又算是一个劣势。可见，林、薛相较，各有短长，胜负未定。可惜的是，林黛玉不知道发挥自己的优势，却为一些小小的挫折而恼。她忍不了“金玉良缘”之说，忍不了宝哥哥“见一个爱一个”，还忍不了看别人家父母兄弟团圆，跟自己过不去，终日里愁眉不展，悲悲戚戚、哀哀啼啼，最后竟泪干心死，玉殒香消。她这一死，倒让别人落得个红绡帐里鸳鸯共枕。
西汉有一个叫贾谊的才子，18岁的时候就诵诗着文，名闻远近。22岁那年，他得到汉文帝的赏识，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博士官。但是好景不长，一半由于他恃才自傲，伤了朋友的自尊心，一半由于别人嫉贤妒能恶语中伤，致使文帝很快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贾谊被免官削职挤出了朝廷。
受到排挤和打击，贾谊便忧伤万分，精神不振，一病不起。他怨天尤人，“自伤哭泣，以致于天绝。”可惜一代才子，就这样断送了自己远大的前程。
苏东坡专为此事写了一篇题为《贾谊论》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夫谋之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这真可谓是一语破的。不能忍受暂时的挫折，哪有来日施展才华的机会？
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刘邦、项梁共立原楚国王孙为楚怀王，继续进行讨秦战争。后来，项梁战死。楚怀王召集文武大臣共商灭秦大计，做出了分两路大军由彭城西进，彻底捣毁秦王朝统治的战略决策。其中，起义军主力由宋义、项羽率领，而刘邦则负责统领本部人马及项梁、陈胜的余部。楚怀王与众将约定“先人定关中者王之”。
在攻打关中的战役中刘邦率军首先攻进关中，项羽落在其后。由于有“先人定关中者王之”之约，为争王位，项羽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以便借机将其除掉。而刘邦早已看出项羽的目的，但又深知项羽的势力强大，硬拼只能自取灭亡，因此只能忍辱求生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