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经数百年征伐至三家分晋时天下终于进入了战国时期，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战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自从晋国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为其余四家瓜分后，智氏一家独大，韩氏最弱。智氏及其家主智襄子为政时，智襄子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韩氏忍其辱。智伯视此索地于韩，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由是三家围晋阳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末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
司马温公所记如此。战国之时各方势力皆有定策，然后说客之言方可入。韩、魏二氏皆不欲与智氏土地，然两害相权取其轻，与之。及至赵氏将亡，祸将及身时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赵氏说客之言方入。即便如此，二氏尚不出头。迫使赵氏先行决水灌智伯军，待智伯军救水而乱时方叛；若赵氏事败，韩、魏二氏则将趁机与智伯一起共分赵地。这便是战国常态。
因韩、魏的叛变，智氏就被赵、韩、魏灭掉了。这是传统的说法，本书采用的也是这种说法。但是本书不认为韩、魏是主角，传统议论《资治通鉴》中这则材料的重点在：“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本书认为这则材料的重点在：“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襄子将卒犯其前”。
经过前面材料的阅读，我们知道韩氏、魏氏希望智氏衰弱的时间绝不是在晋阳城被淹没时才产生的，之前智氏索地，甚至智氏在宴会上侮辱韩康子，更甚者在赵襄子还是赵氏太子时被智瑶侮辱时就有了。为什么那时他们那时不进攻智氏呢？因为没人带头！他们也不敢单独挑战，所谓：“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末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就是说的这种心理。哪怕此时他们也没有率先出头，赵军从被水淹没的城中出来而不被智氏所察觉，并能顺利完成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是多么难的事啊，而且机会也只有一次。即使如此，在智氏大军被水淹没后，还得赵襄子将卒犯其前，韩、魏得等到赵氏、智氏两军都大幅削弱后才翼而击之，大败智伯之众。这与山海关大战极为相似，李自成与吴三桂斗的你死我活，双方都疲惫时，在旁观战的多尔衮才发动进攻。
为什么一定要三家分晋呢？如果赵氏与智氏一起被灭，韩、魏两家分晋岂不更好。因为这四家都是不能互相信任的，如果韩、魏敢做这种打算，赵氏或许会与智氏达成和解，最后的结果就无法控制了，对魏、韩来说从排在第三、第四的地位提升到第一、第三的地位是有利的。如果赵氏、智氏和解，这两家或许会由此率先除名，这不符合韩、魏的利益。所以三家分晋对于韩、魏来说是不冒任何风险而能获得最大收益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冒风险，其结果就类似田氏代齐了。智氏灭亡后，魏氏最强，此后出现了两次内斗提议。即韩氏提议与魏氏一起瓜分赵氏，赵氏提议与魏氏一起瓜分韩氏，而这都被魏氏拒绝了，否则还真有可能出现类似田氏代齐的事情。所以主动或被动割地在当时只是一种国家策略，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三晋便是被迫割地而最终成为获利者的。后来以为割地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原因在于他们割着割着就灭亡了，所以显得很严重。但时人却不能将此作为经验来加以运用，他们只能用三家分晋的经验。
而围魏救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情景。若不综合数篇文字，那我们对此事的认识便是：魏国攻打赵国邯郸，赵国不敌向齐国求救，齐国遂出兵攻打魏都大梁，迫使魏国回援以救赵国；随后的魏国攻打韩国新郑，韩国不敌向齐国求救，齐国遂出兵攻打魏都大梁，迫使魏国回援以救韩国。就病急乱投医之理可知赵、韩两国在遭受侵犯时绝不会只去求齐国，只是齐国根据时事出力最大而已。再说魏国吞并赵、韩这么重大的事情，其他诸侯也不会置之不理，而事实上在这两次事变中获利最大的却是在旁观望的秦国，及打酱油的楚国。
魏伐赵，赵四处求援。据战国策载：《齐一·邯郸之难》中记载：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纶曰：“弗救，则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军于邯郸之郊。”段干纶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楚一·邯郸之难》中记载：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智也。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伐赵也，害必深矣，何以两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赵，赵见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己也，必与魏合而以谋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濊之间。《宋卫·梁王伐邯郸》中记载：梁王伐邯郸，而征师于宋。宋君使使者请于赵王曰：“夫梁兵劲而权重，今征师于弊邑，弊邑不从，则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赵，以害赵国，则寡人不忍也。愿王之有以命弊邑。”赵王曰：“然。夫宋之不足挡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赵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则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请受边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赵王曰：“善。”宋人因遂举兵入赵境，而围一城焉。梁王甚悦，曰：“宋人助我攻矣。”赵王亦悦曰：“宋人止于此矣。”故兵退难解，德施于梁而无怨于赵。故名有所加而实有所归。《资治通鉴·周记二》中记载：秦败魏师于元里，斩首七千级，取少梁。秦卫鞅围魏固阳，降之。
《资治通鉴·周记二》中又载：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阴许韩使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田盼将之，孙子为师，以救韩，直走魏都。...后齐乘胜大破魏师，虏太子申。...秦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并在之后秦伐韩，拔宜阳。
由是可知，战国各国皆以为己谋利为重。《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们听闻有人能合纵连横，玩弄天下诸侯于股掌间，便艳羡不已，以为通过自身努力便能左右天下时局。其实不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因此可知，主一国之政者非王侯一人耳，实为公室集团。吾观春秋大国，唯齐、晋两国公室弱方为人所趁，而其余之国灭亡多因力不如人。似鲁国者几四分五裂，然其公室势大，终能苟延数百年。故孟子言公孙衍、张仪似女子，其能顺势施为，故其名显；其若逆之，则诸侯弃之如敝履，秦伐蜀是也。也正因如此，在我们看来某人贤，得之可以兴国；某人恶，不杀不足以正世道，这些在当时根本不成为问题，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某政权因私事而追杀某人。有某些人却为了骗钱，颠倒因果，夸大说客作用，由此设教，谋取钱财。当然这么说也是有问题的。
历史上就是有苏秦、张仪将七国玩弄于鼓掌之间的事实；同时也有苏秦作为间谍在齐国潜伏的事实。这两则事实互相冲突，但不互相影响其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是具有不同层次的，只是大家在不同时期的认同不同罢了。三人成虎，甲历史时期的虚构故事如果被乙历史时期的人认同，那么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内容虽然在甲历史时期是假的，但它在乙历史时期一定是真的，因为它能影响乙历史时期。对于甲来说一个虚构的故事，他认为是真实的，并信奉它，那它便是真实的。以史为鉴，是以需要借鉴的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的依据，而非以史书上的记载作为依据。人是具有原罪的，这将在鄙人下本书中具体加以说明，因此有些事情的记录当事人是会进行掩藏篡改的，再加上有绝大的可能记录者本身所记录的内容就是他自己道听途说、甚至臆想而来。要不史书中两人处于密室的密谈，记录者怎会知道，他又没经历当时的情况，哪怕这是当事人一方的说法，甚至就是当事双方的说法也不可靠，毕竟他们公开此内容时的环境改变了。
贾长沙言：秦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苏老泉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不然，曹孟德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述己志其实是可以用来类比此历史阶段的。在秦统一天下前，若有谁说哪一国能改朝换代，如果那人不是一方诸侯，那他就一定是骗子；如果那人是一方诸侯，那他就一定存在精神问题。秦国能统一中国，并将中国建立成一个集权国家，是具有极大偶然的。长平之战前，各大国形成了恐怖而脆弱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某国打破，那么其余各国会立即行动使其向己方能获利最大的方向倾斜，并就此形成新的平衡。而长平之战后，为秦打破的平衡却在各国犹疑不定间渐渐丧失了再次恢复平衡的可能。自此，秦国终于有了改朝的可能，但这也不是必然的。
本书起于周郝王元年，止于周郝王五十九年。鉴于长平之战为这段时期最后且最重大的影响平衡的事件，故以此为名。而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只能获得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次序，但却不清楚具体的细节。故本书通过个人的揣测勉强补充一些，使其看起来合理一些。由于作者见识浅薄，思虑不周或出现大量有悖于常识的错误，还请诸君予以指正。以战国时期为背景的小说应该是最难写作的，但同时也是比较容易写作的。难写在于大人物众多，他们对中国乃至于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及国家众多，各国政局波诡不定。易写在于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单纯。对，没错，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单纯！当时各个国家策略其实只有两种：大国争霸，小国求存；个人策略其实也只有两种：义与利。所以当时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商人、义士、庸人。凡是以获利为行为准则的都可归为商人行列，大多数政治人物、说客皆在此列。凡是以匡扶正义为行为准则的可归为义士行列，如墨家信徒之类。其余只为了活下去的人可归为庸人。但我们决不能把一个人绝对化了，一个人身上善恶并存，其行为因时因情而在不断地变化。但由于当时短暂的预期寿命、低下的生产力及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了一种较为平常的行为原则，即士可杀不可辱。而且各大主流学派都有一个相同的主张，即乞求和平，但他们所主张采取的手段各有不同。因此为政时的诡诈与平时的中正巧妙而普遍地融合在了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身上。本书写作目的在于尽力描述这一状况。
另外本书有一些揣测或背景介绍如下：
一、商鞅变法：《商君书》更法篇不实。孝公欲变法，遂出《求贤令》，商君始来，即行变法。秦国变法的主力是谁？孝公？笔者个人认为是秦国公族。
秦献公九岁出奔魏国，到三十八岁归国任诸侯，他是完整的、近距离的观察了魏国变法；秦国公族也是深刻体会到了魏国变法成果的，毕竟当时秦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其能否继续存在的决定权在于魏国的一念之间，所以秦国公族才迎回了熟识变法的献公。因此我们才能看到，献公一归国即行变法，终其一生都在变法。一个流落异国的九岁公子身边难道就没有一些从人？应该有的。一个三十八岁准备回国任诸侯的人，难道会不带一些才智之士及优秀书籍回去吗？应该会的。这也是献公能顺利变法的物质基础。
既然献公如此有本事，那为什么还有孝公变法？因为有些事必须做，但做了后会有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却没人愿意承担，所以只有找外人来做。因此才有孝公三见商君之事，因为孝公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人、要做什么事。商君就是作为白手套的历史地位而存在，没有他，就有张三李四等跳出来。公子重耳避难母国，母国使其成家；避难齐国，齐国使其成家；行至秦国，秦国使其成家。献公居魏三十年，魏国难道会吝惜一女人使其单身至老？不至于吧。那献公能在四十二岁时生孝公，便能说明献公身体健康，也就是说献公二十岁时就应该能生育后代了。那么到其四十二岁时便应该有一群子女了，立嫡立长立贤，怎么就轮到孝公了？恐怕因为他是献公回秦后出生的，他能代表秦国公族的利益吧。也就是说，秦国实际权力掌握者在于隐藏在阴影了的秦国公族。秦国最后灭亡的原因或许也在于此。
所以说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影响其实没有原来我们预料的那么大，秦孝公时期秦国两次打败魏国也不是那么光彩的事，前一次是桂陵之战、后一次是马陵之战之中，魏国为中原诸国所牵制，致使秦国能够偷袭空虚的魏国来收回失去的土地。桂陵之战后，魏国的损失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虽然此战产生了一个我们所熟知的成语：围魏救赵。但是此战之后，魏国称王了！作为中原传统国家，而非楚与吴、越一样的蛮夷，魏国竟然称王了！桂陵之战后，魏国立即用其雄厚的国力将秦国打服了，迫使秦国吐出了在此战中所占有的领土。为此，秦国只得屈服交出刚收复领土，并且回去马上就行了二次变法。之后的马陵之战中，魏国遭受重创，而商鞅却还得依靠诈骗方式来挟持魏军主将公子昂来赚取胜利，也能证明秦国的商鞅变法其实没那么重要。
而且据出土秦简中反映秦法的条例来看，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残酷，其中存在大量的罚款、劳改的内容。既然商鞅变法没那么重要，秦国依靠什么来实现统一天下的行动的呢？本书中为此将行大胆揣测。
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励行军事改革，使赵国得立于七雄，这是通常的解释。但笔者个人认为，胡服骑射的本质是赵武灵王大量吸纳周边游牧人口，并与其分利的政策。否则，以养马出身的赵人需要向养羊的游牧民族学习骑射？吸纳人口是战国时期各国普遍的做法，但被吸纳的人口通常是作为农民工的形象出现。而赵国的胡服骑射使其以小股东的身份出现，这严重影响了赵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开始时是遭到了巨大的阻力，但这项政策的推行为赵国原有利益集团带来了更大利益，所以它没有遭到废除。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按照胡服骑射的字面解释，赵国应该大幅度地提高骑兵在军队构成中所占的比例，但实际上，它没有达成这一基本效果。《史记·李牧列传》：“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这个例子中的匈奴全是骑兵，而赵国却仅有少量骑兵，这并非由于赵国缺马，要不它干嘛拥有那么多的战车呢？而《韩非子·十过篇》秦穆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近四百年的发展，赵国的车、骑、步兵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与之前的比例大致相当，尤其是它还经历了所谓的胡服骑射，因此这也变相证明了胡服骑射的实质就是吸纳人口。
三、燕国世系：据史料记载，燕国世系是一贯的混乱不堪。在这一段时期，在本书中笔者是如此排列的。燕易王就是燕王哙。太子平、公子职及燕武成王都是他的儿子。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燕易王后的存在。燕易王后为秦惠文王之女，据《史记·燕召公世家》：“文公二十八年，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也就是说公元前334年，燕易王后嫁给了燕易王。但是公元前334年秦惠文王才二十二岁，此时燕易王后出生没还是问题呢，即便出生了，那是十岁呢，还是三两岁也是问题？所以很可能秦燕只是订婚，那么燕易王后公元前334年可能刚出生不久。但史料记载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而燕易王后可能还未成年，所以我认为燕易王就是燕王哙。之所以造成这一现象很可能在于改元，魏国便因同样情况而被史家凭空多写了一王就是如此来的。所以燕太子平、燕昭王、燕武成王都不是燕易王后所生之子。至于说燕易王后是秦惠文王的干女之类，纯属无聊。秦、燕联姻是政治联姻，秦国没有必要如此做，秦国将宗室女嫁到燕国就可以了，史料既然在此等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下了笔，说明这有很大的可能是真实的。
四、礼与法：礼崩乐坏似乎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生活在此时的人似乎就应该行事不尊礼仪，肆意妄为，其实这是不对的。
政治利益集团出于利益需求可以任意玩弄礼仪，但对个人而言礼仪的要求却变得更加严苛了。这个时代的人与其他时代的人最大区别大概就是他们都活得不耐烦了吧，所以他们随时都在准备去死。因此，他们的言辞特点就是经常歪曲历史没节操到了极点，但待人却又始终谦卑恭敬。而他们的行为也多能与之匹配，并为之负责。
正因为礼仪要求的严苛，而违礼的处罚往往极具自主性，所以往往只有以死赔礼一种结局。这就好比在大街上随地吐痰，被发现后只能自杀当场，否则此生就别想再当人活在世上了。这个时候就会发现罚款五元、抽两鞭子、劳教三两日之类的法律的可爱了。礼，敬人；法，爱人。穷凶极恶的奴隶主、地主还会爱人？会的，新买的手机要轻拿轻放；自己的属员要多剥削两年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出土秦简上记载的秦法与传统描述的巨大差距存在的原因，但细想这也是更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做法。
****先生在一个关于血酬定律的视频讲座中提到明朝有户奴隶主家奴隶造反杀了家主父亲之事，处理结果是奴隶主宽恕了这些奴隶，因为他不能为了泄愤而损毁自己的私有财产。
五、年龄：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研究历史的本质是考察当事人的事迹，这就不得不提当事人做某事是的年龄，但史料缺少很多人的年龄，就只有进行揣测，所以可能误差较大。
以汉武帝为例，汉武帝十六岁继位，十九岁时卫子夫因有孕立为夫人，二十九岁时卫夫人因生戾太子刘据而被立为皇后，六十三岁时勾弋夫人生汉昭帝刘弗陵，六十六岁时太子之孙汉宣帝刘询生。也就是说，刘据与其孙的年龄差仅为三十七岁。刘弗陵与其侄孙刘询的年龄仅差三岁。武帝十九岁时生的那位如果长大并按刘据那样生育，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六十岁的家长就出现了五世同堂之景。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两人是直系血统关系，那么可能出现两人年岁相近而辈分差距极大的情况，这在动辄拥有数百历史的贵族集团来说就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用其人的事迹检验、推测的其年龄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而诸侯们联姻往往只区别姓，而不顾及辈分，大概也就是因此吧，所以女人在婚姻关系中就不存在辈分一说。秦穆公娶晋文公的姐姐，然后把女儿嫁给晋文公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以齐国几代重要人物的事迹为例来推测他们的年龄。齐威王之子有齐宣王与靖郭君田婴；齐宣王之子为齐湣王，靖郭君之子为孟尝君薛文；齐湣王之子为齐襄王。这种血统关系是有明确记载的，应该没有问题，但他们的年龄却无明确记载。本书推论依据为公元前341年，即齐威王十六年发生的马陵之战中，田婴作为副将出场，笔者认为此时的田婴至少二十岁，而齐威王死后既然是齐宣王，则齐宣王的年龄应该较田婴年龄大，则此时齐宣王也应该超过二十岁。再按二十年一代人计算，则此年齐湣王与孟尝君应该刚出生不久，或快要出生了。如此到公元前284年时，即齐襄王刚刚继位时他应该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但实际上他的年龄不足二十，虽然这也没记载，但从他还未娶妻之事可如此推测。那么这其中便相差了二十岁，由此笔者认为齐襄王只是齐湣王的庶子，而非太子。
齐白石先生生孩子的事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也证明单纯地认为二十年一代人是不可靠的。
六、国势：自三家分晋以来，开始魏国一家独大而其又一心谋求中原霸业，所以它引来了众国忌恨，很快它便衰落了。韩、魏、宋、齐、越、楚、秦、赵、燕、中山诸国并立。随后楚国率先打破平衡西向占领巴国盐泉之地巫郡、东向占领越国吴地，这虽然势力大涨，但毕竟不是中原之地，所以诸侯只是忌惮而没采取较大的应对措施。之后秦并巴蜀、赵吞中山也是如此，而齐国举燕吞宋却招到诸侯们的一致反对。
周郝王继位时，天下三强：齐国政治地位最强、楚国综合国力最强、秦国动员能力最强。所以联合方式就只有如下三类：秦楚进攻齐国、秦齐进攻楚国、齐楚进攻秦国。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赵国国力又有了提升，但最后在机缘巧合下，齐、楚、赵三国皆弱了下来，而其他诸侯却没能抓住机会振兴。因此在秦国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八百年成周终于亡了，但真正统一天下的却不是秦国，而是此年出生的汉高祖，真是巧合啊。
毕竟秦国是我们观察这段历史的主角，所以在此就以秦人的立场来看一下这段历史。商汤革命，秦人随之立有大功，故终商一朝秦人都是显贵集团。武王伐纣，秦人不叛，而又因其势力巨大而不易被剿灭，故周人迁其入关中监管。数世之后，秦人服软，便得以被立为大夫，继而进为诸侯。然众诸侯始终目之为蛮夷，故秦人的目的始终是先求存，然后再求诸侯认可，但后者始终不得，所以秦国政治集团带有浓厚的抱团排外、务实求利而有时却为了声名愿意做一些让利之事的特点。所以秦人爵位上升缓慢，而外来者几乎一旦被用便能左右时局，但其多不得善终。
秦献公时秦国真是面临生死存亡之忧：魏国自东而来占领上郡、河西之地，义渠自陇东高原而下，蜀国自南而来攻入汉中。这大概就是秦本纪中至献公时秦国才开始大肆杀人取级恫吓诸侯的本意吧，用色厉内荏一词来形容就显得十分恰当。到了孝公时，秦国用兵鬼鬼祟祟窃回部分秦穆公故地，此时秦国不能算强吧。惠文王时得意外之获，秦国方能扬眉吐气一番，其国力其时也不算强大。说起此事秦国还得感谢楚国的努力，楚国自夺得巴国巫郡后，楚国便绝了后顾之忧，因此楚国便调转方向开始继续中原争霸了。这时的巴国就惨了，盐泉被占断了生计、涪陵被占绝了祖地，被迫与蜀国占领汉中后所分出来的苴国合作谋蜀，却不意实力不济，巴苴二国为求自保引秦入蜀，致使秦国拥有蜀地，但秦国真正消化吸收蜀地却花了三十余年。而此时中原诸国却在疯抢夺弱齐带来的各种利益，秦国因此得以将之逐个击破。
也就是说，长平之战后天下诸侯谋秦才是真诚的，而在此之前的秦国在各诸侯眼中只是一个爱炫耀战功的稍强诸侯而已。
七、爵位与待遇：史料缺乏，此处仅列秦国此时期的爵位。秦人此时大概分为二十一等：士伍、小夫、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大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封君、诸侯王。
作为地位最低的士伍指包括贵族子弟、平民、奴隶、犯罪分子在内的所有无爵位的成年男子。士伍在军队从事例如：运输粮草、修筑营垒、打水砍柴、洗衣做饭等的军队杂役事务积累苦劳，大约一年后升任小夫。小夫同样是军队杂役，但由于他们已经为国奉献过了，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死后可在墓前植树一株。小夫继续积累大约两年苦劳升任公士。
公士为正式爵位的第一级，但它实际上为民的最高级，这在出土秦简律法中有所表明。而最明显的是在《商君书·境内篇》：“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一下，有刑罪则已”。公士获得了上阵杀敌的资格，经济地位有所提升，死后可在墓前植树两株。公士得一首级进一级而为上造。上造为正式爵位的第二级，但它实际上为官吏的最低一级，上造于县里可为五十石之吏，于军中可为伍长，死后墓前可植树三株。上造得一首级进一级而为簪褭。簪褭于县里可为百石之吏，于军中可为什长，因公外出每顿饭菜可得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干草半石，死后墓前可植树四株。簪褭再得一首级便再进一级而为不更。不更于县里可为百五十石之吏，于军中可为统兵五十人的屯长，死后墓前可植树五株。此后爵位晋升就不能再靠亲自斩首记功了。得爵不更后，必须出任屯长，再在战斗中与百将一起指挥军队作战，所在的百人部队取得三十三级的战果后，屯长与百将因指挥有功方可各再进一级，若屯长在战斗中取得首级是要进行处分的，甚至可能降爵。但并不是所有不更都能出任屯长的，在他们未出任屯长时战斗中取得首级是会记功的，但是这份功劳只会以赎其奴隶亲属为平民、犯罪时减刑、获得一些经济收益等方式来兑现。这也证明一个普通的秦人是不可能仅仅靠杀人取得多大爵位的。
不更因功升为大夫后，于县里可为县尉（二百至四百石之官），并得六名俘虏作为奴隶及五千六百钱，于军中可为统兵百人的百将，死后墓前可植树六株。公士到不更为士爵，大夫到五大夫为大夫爵。但自公士到公乘食田，士伍一人得田一顷，宅九亩，自公士到公乘益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五大夫始为食邑，初授予三百户，积累军功逐步增至六百户，此时进爵为左庶长。左庶长到大良造为卿爵，此时方可独立领军作战。封君为仅有食邑的假诸侯，诸侯王为拥有国土的真诸侯。
关内侯为汉时二十级军功爵中的第十九级，但在先秦（包括秦朝在内）各国中均无此爵。关内侯在先秦的意义为附庸国的诸侯，多指两国间的依附关系，而非特指某人的爵位，类似于今日本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外来人员一旦受到重用就出仕相当于左庶长这类高爵的客卿一职，所以秦人对其的态度极为矛盾。
另外高级将领得爵需指挥军队大量斩首，按《商君书》中记载：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这句记载是有问题的，众所周知攻城取胜难于野战取胜，但这里记载的得级数攻城所的却是野战所的四倍。如果这句话没问题，那么说明秦将对军队屠杀民众的态度至少是不反对的，而出土秦简中有谈到士卒争首级一事，所争首级颈部过短以致无法看出喉结，面部有伤以致无法看出男女。这也就是说在野战时由于民众逃亡以致军队战胜后所获首级几乎都是敌军的，而在攻城时散乱的秦军会自发的屠城，这帮人穷凶极恶到了会杀战友以显军功的程度，况外人乎。但是屠城不等于屠杀平民，虽然这会造成事实上的大量平民伤亡，因为守城军队在守城过程中会强迫城中平民参与防守，因此攻城方可以将城中民众看作敌军来加以伤害。
另外，每一级爵位可要求一名无爵之人在其不为国家服役期间每月来自己家工作六天，自己参军时为自己随身打杂。
另外，爵位是可以降级继承的，由于资料缺乏，此处举张家山汉简《傅律》中记载略作说明：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嫡）子，以孺子□□□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后子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其毋适（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不为后而傅者，关内侯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簪褭。卿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上造。五大夫子二人为簪褭，它子为上造。公乘、公大夫子二人为上造，它子为公士。不更至上造子为公卒。
八、人物背景：《庄子·惠子相梁》：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惠子相梁》这则故事，辛辣地讥讽了醉心于功名富贵者的嘴脸，表现了庄子对功名利禄的态度。故事发展出人意料，人物形成鲜明对照，比喻巧妙贴切，收到言简义丰的效果。巧妙地采用了寓言的形式。庄子往见惠子，表明自己的清高，无意功名利禄，指责惠子为保住官位而偏狭猜忌的心态，但这些并没有直接道出，而是寓于一个虚构的故事中，使人感到意味隽永，具有更强的讽刺性。善于运用比喻。其中的“鹓鶵”“鸱”和“腐鼠”都具有明显的比喻义，且比喻自然生动形象，特别是把鸱吓鹓鶵的情景刻画地惟妙惟肖，刻画出了惠子因怕丢掉相国的官职而偏狭猜忌的丑态。
对于《惠子相梁》这则记载的一般观点就是如此，但是这么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庄子作为宋国的一个漆园吏，如果不觊觎惠子的相国的位置，他干嘛大老远的跑到魏国去，惠子又凭什么相信他？就如同一个饿了三天眼冒绿光的人盯着你手中的馒头流着口水告诉你，他是不会抢你的，他是个不受嗟来之食的君子，这能信吗？正常人都不会信，但惠子就信了。因为庄子的身份特殊，他是楚庄王的后裔，吴起在楚国变法时，他的先辈因罪流亡到了宋国，到楚威王时期，楚威王反复派人邀请庄子回楚担任高官，他就是不回去。因此，获得权位对于庄子来说就是举手可得之事，所以惠子便信了。而战国时期的一些人物，一旦将其血统突出，很多事的解释就得改变了。
九、名字问题：战国时期，人有姓氏名字之别，但限于资料不全，很多人甚至仅留一绰号在世。另外，这段时期之人多为今人姓氏之祖。故本书中所用名字尽可能遵于记载，实在为角色安排需要，本书即用甲乙丙丁等天干地支符号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