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俄合作的空间与维度
纵观中俄关系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整体对外战略设定同具体合作的空间与维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中俄关系的走向和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实务问题的解决和演进状况。从这一意义上说，拓展合作的空间与维度理应成为提升中俄关系发展水平的关键。而政治安全、经济贸易和人文交往则构成了中俄合作的主要内容与方面。
（一）加强政治安全互信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互为邻居的两个大国而言，相互首要关心的是政治安全的互信。它是建立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的基石，关乎国家安危。可以说，不管是在两国关系处于友好还是紧张时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俄关系最基础性的利益攸关的方面。对中俄两国而言，最大的安全互信问题之一便在于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和方案合理地解决领土争端。此外，两国舆情的状况和民众的相互认知程度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中俄政治安全的互信水平。
中俄两国政府在主权与领土完整等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中俄两国“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中俄“任何一方均不得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这一立场在此后的《联合声明中》均得到了确认和加强。
在外交实践中，俄罗斯在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上始终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而中国在车臣问题上也完全尊重俄罗斯为维护国家统一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俄方支持中国统一大业，重申其在双方过去发表的共同文件中阐述的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接受关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论调；中方则一再重申车臣问题纯系俄罗斯联邦内政，中方支持俄罗斯联邦政府为打击恐怖分裂势力而采取的行动。不难看出，在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政治安全问题上，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和默契。
边界问题是中俄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长时间以来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从1964年起中国同苏联进行了近40年的艰难谈判。中国同苏联的边界全长7300公里，分成东、西两段。1991年5月16日中苏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苏联解体后，中俄西段边界只剩55公里长的边界线，其他则为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1994年9月3日中国同俄罗斯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以上两个协定确定了中俄两国98%的边界线走向，但遗留下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和额尔古纳河上游阿巴该图洲诸岛两块地区未确定归属。普京任总统后，两国政府均从战略高度出发，在吸取历史教训后把解决遗留边界问题放在两国关系中非常突出的位置上，并以积极务实的姿态使边界问题的解决得以顺利进行。中俄两国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基础上，顺利解决了两个遗留问题，并于2004年10月14日签署了《中俄国界的补充协定》，从而彻底解决了中俄的边界问题，消除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痼疾，有利于维护两国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对巩固地区安全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新世纪持久稳定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一度在俄罗斯盛行的与边界和领土相关的所谓“移民”及“扩张”问题，也成为影响中俄互信的重要的消极因素之一。随着中俄力量的消长变化，俄某些人士及传媒利用部分公众的不平衡心理以期达到某种目的，对中国担心日甚，以“边界”、“领土”、“移民”等为题大做文章，“中国威胁”、“人口扩张”、“经济扩张”、“爬式扩张”等言论常见诸媒体。对此，俄罗斯一些有识之士，则明确批评和反对有悖于中俄友好关系的反华、排华倾向。他们认为，苏中对抗时期的反华宣传让俄罗斯居民养成了一种“反华综合症”，而俄一些政治家、学者、媒体不引用严肃的证据，用杜撰的事实大谈中国人开始进行移民扩张，在俄社会造成恐慌，特别是在远东边境地区。而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也乐于对俄罗斯的反华、排华倾向推波助澜，一些英文版的俄罗斯刊物则以向西方读者散布谣言而独树一帜。
曾因发表批评“黄祸论”的言论而一度被免职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拉林教授在复职后指出：“现在广泛蔓延着一种对中国人的恐惧，这是因为俄罗斯目前具有不稳定性，而中国很强大，同俄罗斯相比，它人口过多。但是中国一直希望有一个安宁、互利的边界线。中国没有任何理由采取侵略行动，破坏同俄罗斯的关系。”
事实上，根据俄著名移民问题专家格尔布拉斯主持的客观调查显示，在俄罗斯居住的中国人大约为20万~45万人，而远非有关人士所宣扬的“仅官方数字就表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居住着600万来自中国的移民。非官方数字要多出一倍”。
原俄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叶夫根尼·阿法纳西耶夫也认为，俄罗斯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潜在威胁”、“中国向西伯利亚移民”等论调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的不幸主要是由我们当地自身的无组织性，甚至是无序性造成的。
‘强大的中国’是我们长久的朋友，就像‘强大的俄罗斯’符合中国的利益一样。
而俄罗斯和中国一起及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是保障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应该考虑到，类似“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所存在，只是当俄罗斯国内发展面临困难时这种“邻居”间的戒备与防范心理便表现得更加强烈。可以相信，随着两国互信程度的加强和俄罗斯国内经济的恢复发展，这种状况将有望得到缓解和消除。
在当今世界，俄罗斯无疑仍是一个“军事巨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对双方而言都不失为双赢的选择。同时，这一领域的合作状况也应该成为两国政治安全互信的主要内容之一。《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
（1992年12月）中，两国首次就这一敏感问题作出表述：“双方将按照通常的国际实践进行军事交往，以加强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和合作。为此，将制定并实施相应的交流计划。”在此后的一系列重要双边法律文件中，也都对这一领域的合作作了申明。
需要指出的是，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关注甚至担心者也不在少数。比如，有来自美国和中国台湾当局的观点认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强度极大，严重影响了地区力量平衡。另外，尽管表面上作无所谓状，但美国事实上对近年来中俄关系尤其是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发展，以及中国国力的提升都颇为关注。2003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的年度报告》
特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非常紧密，认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可以看到俄罗斯军事技术的影子，中国大陆的军备得到了迅速提升。而这种论断也恰恰成为美国假“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名义对台军售的借口。
事实上，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是一种有限的、防御性的合作。的确，通过扩大与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特别是在航空设备的应用开发和技术开发方面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实现了从“第2代”武器系统到“第4代”和“第4+代”技术的跨越。但客观地说，中国对俄罗斯军事技术谈不上依赖，走自力更生的军队现代化之路仍是中国国防建设的既定方向。
重要的是，俄罗斯同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促进了中俄整体合作的推进，提高了两国政治安全的互信度，同时也为俄罗斯军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为俄罗斯高新技术生产奠定了基础，有利于提高其民用生产领域的技术水平，使得俄罗斯可以在与大国水平相称的条件下参与国际市场建设，并在其中占据相应的份额。或许这才是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得以发展的源动力。
（二）提升经贸合作水平
对外经济关系始终是推动国际格局变化的极其重要的一股力量，同时它也是一国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对外部世界施加自身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和工具。这在经济一体化占主要趋势的当今世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就国界相连的邻国而言，开展经贸合作则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它既因应加强政治互信和国家安全的必然需求，又可凭借地缘优势而降低贸易成本。中国和俄罗斯当属此列。
普京执政以后，以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为主旨的务实外交成为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主导思想。基于此，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获得国内经济顺利发展所需的外援，加强对外经贸合作，被视为俄罗斯长期发展战略的要务。在这一背景下，中俄经贸合作便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俄罗斯发展对华关系的主要方面，俄罗斯更加明确地将中俄经贸关系定位于其国际市场多元化、实现经济安全的主要方向；而且，中俄通过加强经贸合作提升各自在国际上的影响，应成为两国实施对外战略的主要内容。
1.经贸合作的探索阶段（1988—1993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改善，并最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边境贸易随之异军突起。中国的大量日用消费品进入到俄罗斯的商品流通领域，而俄罗斯的废旧金属、化肥和部分机械产品也成为中国进口的大宗产品。这一时期，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但这种特殊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快速增长潜伏了一定的危机。
从双边贸易的宏观条件而言，由于中俄两国市场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短缺空间，同时在双方贸易体制均不能适合边贸发展新形势的情况下，两国贸易主体方在自发力量的驱动下，采取了灵活的贸易形式，双边贸易一度呈现蓬勃发展景象。
是时，俄罗斯国内通货膨胀严重，企业和居民的支付能力很差甚或基本丧失，因此，这一时期原始的易货贸易方式大行其道，其中“倒爷”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贸易形式。恰恰是在中俄两国“倒爷”的频繁接触当中，双方摸索出了在特殊形势下如何各取所需地开展贸易的方式。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民间贸易对中俄两方而言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和缓解了部分俄罗斯居民的生活难题，同时也活跃了中国边境省份的经济；而且，不容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当俄罗斯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的条件下，在绝大多数西方投资者持观望态度或者说望而却步的同时，中国对俄经贸的企业和个人充当了这一领域的先行者。
诚然，在俄罗斯政府无暇顾及边境贸易规范问题，以及中国政府面对刚刚开放的俄罗斯市场尚未及时而有效地作出整体战略安排的前提下，自发的双边贸易表现出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这一时期主导双边贸易的完全是那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其驱动力就是经济利益。另外，在某种程度上，双边贸易的无序状态也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混乱的一种延伸，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经营者非规范操作的一种外在表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客观上，“倒爷经济”使中国商品丧失了声誉。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物质比较匮乏，俄罗斯人对于日用品最看重的是耐用性，而中国的小生产者和中俄两国“倒爷”恰恰在这方面犯了大忌。但也不能不说，其中俄居民消费能力极低的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一现象得以存在甚至“泛滥”。当时，很多正规的中国生产厂家和公司根本找不到俄方合作伙伴，因为俄方给出的定价往往低得令人无法接受。随着俄居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中国商品的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货物贸易欲真正彻底地挽回失却了的信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经贸合作的过渡阶段（1994—1998年）从数字上看，这一时期中俄贸易始终徘徊在50亿~60亿美元，基本处于较低水平。同上一时期相比，中俄贸易进出口的主要品种并无大的变化，居前20位的产品主要有纺织品、农产品、轻工业品和原材料类；进出口结构仍比较单一，中方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俄方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贸易额呈现起伏甚至下滑的大背景是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和中国停建、缓建一批重复项目，客观上抑制了相关原材料的市场需求。因此，确切地说，这一时期的中俄经贸发展应该是在俄罗斯呈现出若隐若现生机情况下的一种波动，并且蕴涵了缓慢增长的态势，这成为过渡时期的典型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至少表现出了以下两方面特征。
首先，暴露出了部分问题：（1）随着两国从业人员有了更多的近距离接触和更广范围的合作，问题和碰撞也随之大大增加。（2）早期边贸中的潜在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中国价格”在俄罗斯成为“价格低廉”的代名词，时见于各种广告之中；而中国货和中国人的境遇则更加糟糕。“中国威胁论”在这一时期也甚嚣尘上，尤其在俄远东的边境州区，甚至有行政长官也是这种言论的主导者。（3）俄方原有的经济下滑，以及与其相关的投资环境差和影子经济猖獗等弊病并无改善，正常的贸易活动无法开展。（4）双边贸易中的金融、保险和仲裁等服务体系不完善，贸易形式单一、抗风险能力差等弊端无法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