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上讲，天时，也可指代战略机遇期。这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成长型国家来说，极为重要。二战之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腾飞，其原因在于冷战时期，日本成为美国反苏、反华的桥头堡，美国给予日本大量的军事订单，使得其经济在六七十年代得以迅速恢复。从这个角度来说，战略机遇期是国际形势、国内环境和地缘政治综合造就的时局，这是战略决策和战术行动的深层背景，也需要作为一个重要要求考量。“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其战略目标移向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先后爆发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国获得了十年的战略机遇期，而在此前则是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0年中美撞机事件，美国持续给中国施加压力。这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获得突飞猛进的提高，外汇储备、贸易总量遥遥领先，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但2011年，随着本·拉登被击毙，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始撤军，随即便宣布“重回亚太”，强化美日韩军事同盟，强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军事合作，加强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为未来的东亚局势和南海局势埋下诸多不确定因素。
由此可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是连续的链条关系，它们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辅助。有时天时占优势，有时地利占优势，有时人和占优势，且都处于变化之中，绝不可偏恃一端来应战，更不可妄求三才皆具，而是要充分考量，何者为前提，何者为条件，何者为决定。
《孙子兵法·始计》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令。
通过分析道义，可以审视民众与君主的想法是否一致，举国上下，能否同生共死，不畏危险；
通过分析天时，可以判断阴阳、寒暑、时令于何方有利；通过分析地利，能够审查作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平易，战场广阔、狭窄，是生地，还是死地；通过分析将帅，可以知道为将者的智慧、信义、爱、勇敢、严厉等品质；通过分析法令，可以明了军队组织的编制、将吏职权的划分、军需物资的供给防护、军队的战术法则等。若五个方面，将领都能够清楚辨识、客观分析，谨慎决策，灵活作战，才能发动进攻，才能取得胜利。这也是《尉缭子》所说的“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在这其中，道义作为决定项，天时、地利作为条件项，将帅作为主导项，法令作为基础项，被加以全面审视。由此可以看出，孟子以三个要素审视天下，说的是政治；而孙武以五个要素审视战争，说的是作战。
料敌察机
《百战奇略》说：“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要想作战胜利，需要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到料敌虚实，明察战机。只有做到“不明敌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敌人之情者不誓约，不明敌人之将者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者不先阵”（《武经总要·叙战上》），才能左右形势。
料敌，就是评估和判断敌情。只有准确地“料敌”，才能随时、随地制胜。那么应该怎么“料敌”呢？从作战角度来讲，要侧重把握如下几个关键：
一要能“料时”，就是认清时机，以此决定作战方针、布置作战任务。这里所说的“时机”是双方面的，设身处地，既要考虑己方的有利时机，这是我们的优势；也要考虑敌方的有利时机，这是我们的劣势。时机又分为两种，一是时令季节，一是形势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间段，也可称为“事机”。
从国内来讲，不合时令的用兵，会招致百姓反战。《司马法·仁本》曰：“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民要按照时令来安排一年的生产活动，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作战不顾及农忙，不仅使得当年的粮食减产，赋税无法保证，而且征发徭役也很艰辛。《李卫公问对》中说道：“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同是强调战事以不影响生产为考量。
从仁爱的角度考虑，这样做还可以尽量不扰民、不伤民，并能体恤士兵。赤壁之战，曹操兴兵南下，北方人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尤其是无法适应水上生活而晕呕不止，无法作战。诸葛亮挥师平定孟获叛乱的时候，蜀汉军士也多为西南瘴气所困。如果这时候为将者不能体恤士卒，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行进军必然使得军心涣散，甚至发生哗变。所以，曹军将战船用铁链连接起来，为的是使士卒如履平地。诸葛亮寻访药方，谨慎进军，不致因瘴气造成无谓的战斗减员。
从国外来讲，“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其民也”，不要趁着敌国丧乱、饥困之时发动战争，这一点既是古军礼思想的遗留，同时也是在追求作战的合理性，乘对方国难而趁火打劫，必然会激发敌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哀兵必胜，敌国同仇敌忾，对于进攻方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中国古代的“冬夏不兴师”，还出于卫生的需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季是农作物与人们的生长发育期，冬季则是巩固与贮藏的时节。如果冬夏兴师，违背自然规律，是不合天地之道的。而且，出于行军作战考虑，夏季酷热，军士穿着厚重的战袍与铠甲，无疑严重减损战斗力，甚至带来疾病瘟疫。冬季严寒，将士露宿于荒山野岭，无论是后勤保障还是粮草供给，都极为困难。因而，古人常常认为秋收之后，最适合用兵，一是此时万物生成完毕，可以收获；二是此时秋高气爽，最适合沙场秋点兵，便于行军宿营，利于杀敌作战。
而且，季节的变化、气候的利用，也往往成为作战的良机。古代要求为将者“上晓天文，下懂地理”。这里所说的“天”，就是《孙子兵法·始计》所说的：“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时，神化了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但就“借东风”本身而言，从天文和节气上看，是有可能性的。
在曹操看来，中原地区冬季盛行西北风，如果孙刘联军用火攻的话，火势自然是由西北吹向东南，这样就烧毁了孙刘联军的营寨，所以断定对方不会用火攻击自己。但曹操依据的是黄河流域的生活经验，而诸葛亮则在襄阳隐居，熟悉江淮节候的变化。《后汉纪》记载此战为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为“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备……”。这一年闰十二月，十二月壬午朔，十五丙申小寒，三十辛亥大寒。闰十二月壬子朔，十五丙寅立春。按照古代历法和节候理论，闰十二月天必大寒，寒极生热，则这年冬至丑时，一阳复生的力量便强。《三国演义》所写的便是“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风息”，也是按照如此推论，所以，诸葛亮确信江面起风会刮向西北方，可以借此火攻曹军。
二战时期的苏德战争，也是如此，一进入冬季作战，德军便陷入被动收缩的态势。从1941年6月11日，德军闪击袭击苏联，到9月份，苏联先后损失173万人，损失战机8166架。但秋冬时节，德军攻势变缓，苏军便顶住了德军进攻，于1941年12月转入战术反攻。1942年，随着天气转暖，苏军的进攻作战又被德军挫败，进入6月后便节节败退，再次转入防御。7月下旬德军围攻斯大林格勒，为了在寒冬来临之前解决战斗，发动猛攻。但顶住了白热化攻击的苏军，进入冬季，再度趁机反攻，11月合围德军第六集团军，1943年1月10日发动总攻，2月2日实现全歼。苏军正是利用了德军不擅于冬季作战的劣势，利用天气环境，扭转了苏德战势。
“料敌”的第二个关键点是要能“料地”，就是善于辨别不同地形地势的功用，充分利用地形之便打击敌人。《虎钤经》说：“地之形，险易殊也；地之气，寒热异也。用形与气，在知逆顺焉。”地形险易有别，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的地理环境，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态势。
十三世纪，蒙古骑兵凭借骁勇机动的作战能力，相继消灭了金、西夏、辽、南宋，数次西征，入侵中亚、西亚和东南欧，几乎统治了骑兵所能到达的所有土地，但其先后两次征伐日本，都因不习海战，为季风袭扰而失败，日本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免受元朝征服。同样，印度半岛也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使得元朝骑兵无法南下。
战略要地中的高山、险隘、河川，之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于其易守难攻，在冷兵器时代，它们成为制约军力投送的关键要素。江南湿热，北方干寒，也造就了历史上的南北分割，劳师远袭，跨越南北，往往导致士兵不适应当地气候而患病。当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也是因为不适应当地的严寒，加之后勤补给不足，导致惨败。
古代兵法中，针对不同的地形，处置方式也不同。《孙子兵法·行军》就说：作战部署时，通过山地，要靠近有水的溪谷行军，驻扎地点应占据制高点，且向阳的地方。敌人占领高地时，就不要贸然进攻，这是在山地部署军队的重要原则。
渡江河时，应在距离水流远的地方驻扎；敌人渡水攻击己方，不要在江河中应战，而要选择敌军部分渡过河，部分没有渡过河的时候发起攻击，最为有利。
通过盐碱地和沼泽地时，要马上离开。若是在盐碱和沼泽地区与敌军相遇，那就要占据靠近水草，背靠着树木的地段，以此作为作战的原则。
若是上游下雨，洪水突然来到，如果想要徒步过河，应该等待水势平稳再过河。
凡是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陷”、“天隙”这些地形的时候，一定要马上离开，不要靠近。
行军作战要远离这些地形，而让敌军靠近这些地形。我军应该面向这些地形，让敌军背靠着这些地形。
我孙子认为依山而战时，应该充分利用地形的便利，利高不利低，这样可以充分借助山势，一方面我军居高临下，一旦两军开战可乘势而冲，不仅免去登山的阻力，还可以借势来提升己方的冲击力。相反，敌方则苦于地势，若发动进攻费时费力，士兵气势必然受挫。另一方面，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观察敌军一举一动，随时掌握敌军的态势与意图。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依山就高也有不利的地方。比如，如果对方放火烧山，或者截断水源，那么采取在山上驻军的举措，无异于自掘坟墓。为将者一定要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制定决策，不可死板教条，纸上谈兵。
《卫公兵法辑本·将务兵谋》中就说：
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
打仗较量的是双方的综合力量，地形只是作战时的辅助手段，战场形势不断变化，地形却无法改变，这就要求为将者要灵活多变，万不可拘泥条令，不知变通。马谡就是刚愎自用地认为自己熟读兵书，坚持高处扎寨，没有听从诸葛亮的临行告诫和王平的劝阻，最终因魏军放火烧山，“料敌”之痛失街亭，自己也被诸葛亮挥泪斩杀，毁坏了原本有利的北伐战局。
三是要能“料力”，就是预料双方的作战力量，包括兵力、人力、物力、财力等。说到底，作战虽有时机、虽有地利，但关键靠的是战斗力。
从战略层面来讲，战斗力就是国力。《尉缭子·战威》说国力就是威慑力，认为王道之国藏富于民，雄踞一方的伯霸之国藏富于士人阶层，苟存于诸侯之间的国家藏富于卿大夫阶层，走向颓败灭亡的国家则藏富于府库。一个国家，在上位的人财货富足，在下位的人却艰难穷困，战时必然没有人肯替国家卖命。
卫懿公嗜好养鹤，常常让鹤站于车前，号称“鹤将军”，还给鹤赏赐俸禄：上等食大夫禄，较次者食士禄。他玩物丧志，不理朝政；以鹤为将，国人寒心。懿公九年（前660年）冬，北方翟人攻打卫国。卫懿公要发兵抵抗，大臣说：“你爱好鹤，就命令鹤去攻打翟人吧。”他组织百姓抵御，百姓也说：“鹤享受着高官厚禄，让鹤去呀！”无奈，卫懿公只好带着几个亲信迎敌，兵败被杀。
古代兵法也好，作战决策也好，预测对方的战斗力，常常审查其是否能同仇敌忾。吴楚两国交战，楚国大夫们都很畏惧吴国。楚将子西说：“吴国人不团结，人心各异，我们不必担忧。阖闾早年励精图治，饮食起居都非常的节俭，勤政爱民，与百姓同甘共苦。而如今的吴王夫差则不同，大兴土木、修建台榭陂池来供自己享乐，并且沉迷女色，不理国政。将百姓看成草芥寇仇，不断地压榨奴役百姓。吴楚两国还没有交战，吴国就已经败给楚国了，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打败楚国呢？”这是从军民团结的角度来审视的。
从战术来看，只要能准确分析对手的优劣，便很容易判断作战结果。建安年间，曹操率军进攻马超。刚开始的时候，马超每每增兵前来，曹操非常高兴。等到曹军取得胜利之后，将领们都来询问原因，曹操说：“我们离关中比较遥远，如果马超命手下各自依据险隘把守的话，我军耗费一两年的时间，也未必能够取得胜利。而如今马超率部而来，尽管军队人数很多，但各部人心各异，各怀鬼胎，敌军中没有可以统一各部的主帅，这样他们的力量比较分散，我军就有机会一举歼灭他们，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因此我很高兴。”共敌不如分敌，马超部属陆续而出，正是曹操各个击破的好时机。且马超不懂主客之道，没有坚壁清野，以防御求持久，来耗退曹操，反而主动出击，让曹操充分发挥了大军利于决战的优势，很快平定了西凉。
战争中主将对形势的判断，远较对战略的判断为难。原因在于其所涉及的要素，会随时变动，随时调整。这就需要前线指导员能临机处置，以多变的战术行动完成相对固定的战略决策。而最高决策层，必须赋予前线指挥员战术专断权，实现指挥权、决策权之间的合理分配，才能确保战场上的形势判断与战略决策间的协调有序，妙合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