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楚国的失败是自找的，原因是犯了一个致命的决策失误。秦国是出战方，应是客场作战；楚国在本土，是主场作战。虽然大军对垒，势均力敌，当守军也不容易，势力不济，不应该先出手，而应该如廉颇、李牧抗秦，坚拒不出，秦便无可奈何。但楚国一出战，楚国就变主为客，处于劳军状态，露出了破绽。胜利的天平便倾斜到了秦国一方。
反之，秦国收缩军力，其虚弱之处，楚军难以窥探，秦军没有给楚国任何的偷袭机会。无论楚国如何挑衅，我自岿然不动。最终秦军抓住机遇，一举破楚。
这是从战术来看劳逸。从战略上分析，“劳”往往是因贪求名利而劳师远征、穷兵黩武，“逸”则往往在于休养生息、安抚百姓不妄动干戈。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要想有充实的国力，至少要有三五十年，甚至是百年间的和平，才能够保证实现的。只要将财力都用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等地方，而不是消耗在军费中，那么，这个国家自然会强大起来，辅之强兵之策，自然能以逸待劳，巩固国防。
三、从有形到无形，从常势到胜势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形”、“势”是两个基本的变量因素。如何把握？也就是说，在战术行动中，如何有效实现“形”与“势”之间的转化关系呢？我们可从制胜关键、知己知彼、预知得失、料敌察机四个方面来探讨。
制胜关键
讨论制胜关键，主要是从战术组织原则上对行动管理进行讨论，也就是战术决策的一些基本要求。
一要用兵贵一。“一”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非常广泛，从战术管理的角度讲，“一”主要指军队的整齐划一，行动如一。《六韬·文韬·兵道》记载武王曾问太公，用兵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太公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
从用兵的角度讲，“一”就是“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第一，用兵的关键在于把握好战机，“一”就是要明白万事万物的根本，凡根本皆有关节，抓住关节即是抓住枢纽。第二，在关节点上，通过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结合战场处境，将态势调整到有利局面，实现攻守、主客、强弱的转化，达成“我实敌虚”、“我强敌弱”的态势。
第三，战争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最高决策层。这里不是强调国君要亲征，亲自谋划，而是要能够充分信任将领，给予其临机处置的军权。最高统帅部在后方，可以从战略上进行决策，但有些战术决策，应交给前线指挥部具体实施，因为他们比后方更了解前线情形，更易做出准确的判断与合适的行动。
说到这里，“一”便有了“军权贵一”的含义。国君当然要提防军权旁落、尾大不掉，避免将帅独霸一方，割据一地，甚至是叛乱谋反，如唐代的藩镇割据、北宋赵匡胤掌兵夺权、袁世凯的小站练兵，都是拥兵自重，胁迫皇权。但在战时，也不能对将领随意猜测狐疑、掣肘作战，否则，容易造成国君与将帅之间的不协调，贻误战机，或者中了反间计，将大将置于死地，如南宋高宗对岳飞的担忧，明末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怀疑。
从战术执行的层面讲，“一”是要做到“军令一致，攻守一致，步调一致”。军令一致，强调军队各部门、各兵种的协调一致，俗话说“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便是强调军队执行命令的坚决性，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学着理解。
攻守一致，强调作战计划要清晰果决，这样才能三军用命，作战意志坚决，作战行动果决。
步调一致，强调参战各系统，包括装备、后勤、政工以及非军方动员系统和保障系统，能相互协调，确保整体行动的有序运转。对参战部队来说，必须全程确保火力协调、时间协调、人员协调、装备协调，不能左翼打起来了，右翼还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如果部门之间不是相互鼎力支持，而是互相防范，需要协同的时候不协同，需要辅助的时候不辅助，会导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作战指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垂直化管理，也就是常见的军、师、旅、团、营，一级管一级，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但平级之间，则是协调关系，有可能是你不知我，我也不知你，只要能和自己的上级联络就可以了，不能乱听其他部门的发号施令。其优点在于各司其责，以将带兵，在冷兵器时代便于管理；在低水平火器时代，可以用于组织作战。但不利于高强度、高科技、高合成的现代战争，因为这种体制，会导致指挥系统冗长、战场反馈延后、作战分配复杂。
另一种是扁平化管理，现代战争中，有时战术分队执行的是战略问题，需要统帅部直接干预，比如美军对本·拉登的突袭，便是由最高指挥系统直接指挥完成。在现代战争中，战略、战役、战术等行动的界限已经模糊，需要建构反应灵活的战场控制系统，及组织完备的军事协调中心，能将各参战系统和保障部门合理归口，通过信息化、网络化，将战略和战术系统有效沟通，组成有机整体，才能保证行动一致。
二是用兵贵机。“机”包含“时机”和“机要”两个内容。《兵法百言》总结说：
势之维系为机，事之转变为机，物之要害为机，时之凑合为机。有目前为机，转盼即非机者；有乘之则为机，失之即无机者。
这个“机”指的是兵势转化的枢机、战场态势的变换、作战转换的要害和关键时点的把握，一旦错过了关节点、失去了关键点、浪费了时间点，极可能转安为危，转胜为败。
所谓“势之维系为机”，指的是维系局势运转的决定要素，比如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核打击，苏联出兵东北，成为结束二战的关键；冷战时期布拉格之春，苏联出兵阿富汗，成为华约解体的导火索；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捕、利比亚战争卡扎菲被杀，成为结束战事的标志性事件。这些决定要素的变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悬于一线，是双方力量均衡被打破的关键。如果想要维持已有局面，就应该保护好关键因素；如果想改变或者破坏现在的平衡局面，就应该尽力铲除关键因素，使势态发生根本性的调整。
所谓“事之转变为机”，就是指事态变化的关键点，使事物积蓄量变而发生质变，由此态过渡到彼态。比如说，水在摄氏零度时可为冰，摄氏一百度时，又可变成水蒸气。凝点与沸点，就是水态转变的“机”。就军事作战而言，正是需要抓住这样质变的关键点，实现一个个战术行动，彻底改变国际形势。比如2011年5月1日，本·拉登被美军击毙，成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契机，也是美国十年反恐战争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拉开了美国战略重新调整的序幕。
所谓“物之要害为机”，指的是直接关系到事物生存发展的要害部位。就作战而言，则主要指军队的核心目标，如战略要地、指挥中心、能源供应和通信中枢等，“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彼此寻求对方最为虚弱、薄弱、脆弱的部位，四两拨千斤，用最小的代价，改变整个战局。
战时的双方较量，与平时训练的比较、比赛不一样。和平时期最讲究规则、最强调公平，但战争本身就是强权，互利互惠、彼此尊重的外交规则，几无所用。两军交战，谁能对对方的要害寻得快、抓得准、打得狠，谁就占据主动。
所谓“时之凑合为机”，是指要善于捕捉种种有利战机，既包括开战时机、作战时机等战术要素，也包括国际环境、战略机遇等战略时机。
就战术来说，作战时机，一是要选择我军实力充沛，士气高涨，并且国内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气可用的时候。二是要关注敌方的动静，要乘敌军空虚不备、疲弱不堪时发动突然袭击；或者利用对方内斗激烈、社会混乱的时机作战。三是要借助地形地势与时令气候的有利因素，因时而动。
宋代著名兵书《虎钤经》将“机”划分为五种，专门讨论战术之机：
兵有五机：一曰地机，二曰事机，三曰势机，四曰利机，五曰神机。
地机指的是“列营布阵，先据要害，敌取逆，我取顺”，占据有利地形，如制高点、有水源之处、河道的两边，这些皆可资凭借，能够为我所用，实施战术，或者以逸待劳，或者关门打狗。
事机指的是“审探敌事，因而为之，以中敌情，使敌不知为我所觉，得以欺敌”，是要能适时获取敌方的虚实情报，并采用将计就计的办法，伏击对方。
势机指的是“鼓十人之气为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气为千人之用，威名气焰，动如雷电，所当者破”，通过特定的思想工作、战术安排，激发将士的战斗士气，同仇敌忾、满怀斗志，能够奋力作战。
利机指的是“粮刍储积，士马习闲，凡敌境粮道通利”，大量积蓄粮草，做好战略物资的储备和保管工作，认真搞好军事训练，以充分的军事准备，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
神机指的是“敌人料我于前，失之于后；料我于远，失之于近。动静出入，敌不能察”，要求能灵活机动地做好战略谋划与战术布置，使对方无法把握我军的真实情况，神鬼莫测，出奇制胜。
战术行动，不在于多，不在于大，而在于能够抓住要害，抓住关键，抓住时机。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儿，就再没这个店儿”，既称之为“机”，就在于稍纵即逝，不可再得，一次错过，全盘皆输。
制胜关键第三点是用兵贵密。谋分为两种：一是阳谋，可以公开，堂堂正正、告之四海；二是阴谋，暗中进行，不能公开。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所谓的“阴谋”，并不涉及感情与道德判断，而只是客观描述的中性词，如兵书《太公阴谋》，在于其内容不为人所知，秘而不传。
用兵贵密，就是战术秘而不宣。《孙子兵法·九地》说将帅统领兵马，一定要沉着冷静，隐秘莫测；严肃庄重，井井有条，能够蒙蔽士卒的耳目，使他们对军事计划一无所知。改变行动，变化谋略，使人不能识别出来；迁换驻地，迂回行军，使士卒捉摸不透。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愚民思想，但就军事行为而言，必须要让尽可能少的人知道作战计划的相关内容。
《兵经百言》也很认真地解释了如何保密：一个人的事，不能泄露给两个人；明天的行动，不能在今天泄露。细细地推理，逻辑周密地谋划。秘密地集会，防范在交谈中泄露；交谈要注意保密，防止在表情上泄露；表情要保密，防范在神情中泄露；神情要保密，防止在睡梦中泄露。这比现在的“保密条令”要求高多了。
唐代人李筌所著《太白阴经》有《沉谋》一篇，也讲了“用兵贵密”的道理，提出“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其中，“谋藏于心”属战略问题，“事见于迹”属战术问题，要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即将战略有效地落实到战术行动中。二者要在根本上一致，就必须确保战术行动不泄露战略机密，也要确保战略高层不能泄露战术机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密。《太白阴经·沉谋》接着讲战略和战术保密的一个原则：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有些战术能做到，但要装着不能去做的样子；有些战术应该去用，但要伪装成不能用的样子。但实际使用上，却往往千变万化。
比如近来我国与别国的领土争端，中国在战略上是非常明确的，主权在我，毋庸置疑。但在战术实施上，大国动则威，中国不能和东南小国一样，叫嚣着开战。当代国际环境中，大国对付小国，一要用势，就是给予持续的政治、经济、外交压力，军事尚未介入，问题已经解决。二要示形，军事行动只是辅助，稍有军事调动，便能胁迫其回到谈判桌前。
这就是“能而示之不能”，不是退却畏战，而是绝不轻易动手。大国作战，一出手必须征服，否则两败俱伤。小国作战，如街头混混厮打，互不服输，三年十年分不出胜负，故打打停停。大国重道义，小国好利益，故大国一举一动，必须担当国际责任，作战讲究后下手为强，有理有利有节，方可服远。
领土问题，看似战术问题，实则战略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因而，战略上的引而不发是最好的策略。而如朝鲜问题，看似战略问题，实则战术问题，仔细留意，就会发现南北对峙，一触即发，只能在战术上彼此试探，以确保其力量平衡，故可以“用而不用”的策略对应。
《太白阴经·沉谋》还说：
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惑其真，疑其诈；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
军事战略的谋划要宏大长远，但尽可能不露蛛丝马迹。因为战略的实施，需从一点一滴的部署展开，一定要谨慎，尤其是现在侦察手段多样，情报信息无处不在，尤其要能藏迹。日本侵华，是蚕食战略和闪击战术结合使用，先东北、再华北、再华东，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占领，慢慢把中国领土分解掉。如今钓鱼岛的问题，同是日本的蚕食，一步一步紧逼，试图生米煮成熟饭，由海区控制变成岛屿控制，由实际控制变成实际占有。其他岛屿问题也是如此。这就需要中国在战略上有应对之策，而非被动应付。
“心谋取，迹示与”，实际就是“欲想取之，必先予之”，战略的谋取，需要战术上暂时给予对手。想要诱敌深入，必须先露些痕迹，引其逼近，再与之较量。
“惑其真，疑其诈”，确定战略，需要必要的战术进行掩护。让对方疑惑真与否，疑惑是否有诈，若对手对己方战术不能辨清，则自然对己方战略不能透析。这样，战术和战略便可以相互呼应，确保用兵贵密。
战略与战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需要区别对待。曹操是战略家，挟天子令诸侯，取得了号令全国的合法性。虽然战术应用不甚合理，总打败仗，但不至于导致全局被动。诸葛亮是战术高手，总是不断打胜仗，却无力兴复汉室，在于其战略天下皆知，故而曹魏、孙吴皆着力抢夺荆州。荆州一失，诸葛亮就失去了北伐的战略支点，只能以奇兵为正兵，不断出祁山，不断无功而返。天下大乱之时，战略隐而战术隐，方可统天下；天下大治之时，战略显而战术显，方可收民心。天下由治转乱，战略隐而战术显，方可坐大；天下由乱转治，战略显而战术隐，方可后来居上。
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这个成语，可谓家喻户晓，出自于《孙子兵法·谋攻》：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即使是谈个恋爱，做个生意，都要对双方有个估量，何况你死我活的作战，不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充分了解，清楚看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虚实情况，就不能预知可能出现的后果。知己可以防守，知彼可以进攻，知己知彼，才能攻守平衡。
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在于怎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一要预知胜败。权衡双方力量之后，要能对战争、战役、战斗的走势和结果做出有预见性的判断。《孙子兵法·军形》中言：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善于作战的将领，先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战胜敌军，而是一定要先做到不被敌军战胜。无论是战略决战，还是领土争端，只要能守住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就算是赢局。如果能够在不败的前提下，发现对手的虚弱之处，给予袭击，那就是取胜。
从这个角度看，战争是可以预见的，即以我为主，先问自己准备好了吗？能否防得住对手的奇正之术、分合之法？若力不足抵，或者势均力敌，则采取防守；若优势在我，或对手弱小，守之有益，击之有利，可进可退，可攻可守，游刃有余。
预知胜负的关键，是能通盘考虑问题。《虎钤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