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群体所遵循的人格模式，反映了这一群体的思想共性，也曲折地反映出这一群体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和思想矛盾。可以说，这种群体的人生哲学和人格模式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而产生的。诗人群体的人格模式在其审美创造以及生活行为中生成，整体性地呈现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
先秦时期，儒家以礼教为纲纪，以忠孝为要旨，以中庸之道为调剂，塑造了士大夫人格范型。汉魏之际，党人激扬，“三君”、“八俊”，以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高扬儒家人格理想，舍中庸而尚刚烈，峻激之至，几近断裂。李固暴尸通衢，弟子郭亮抚尸恸哭，守吏欲加罪于亮，亮慨然以对：“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以死相惧！”（《后汉书·李固传》）重义、慕义乃至殉义，到头来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义举与直行带来的是杀戮与监禁，党人人格走完了悲壮而凄凉的历程。党锢之祸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正统儒家的人格模式悲剧性地“玉碎”了。到了曹操的时代，皇权崩溃，儒学式微，曹操重才能、轻礼义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践，最终导致了孔儒人格模式的中断。
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就在这种“中断”之前提下，历经“邺下——竹林——金谷——兰亭——南山”之地理移位，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孕育——徘徊——焦虑——消释——重铸”之心理流变，最终形成委运大化、真率冲淡的人格范型。
邺下与竹林诗人群体的人格模式
汉献帝建安年间的邺城，是一个叛逆的城市。邺城之主曹操以“惟才是举”的人才思想，以重才情轻德性的人格追求，公开与儒家以传统礼法为准则的人格模式唱对台戏。邺下人格中，因此有了不护细行、不誉圣人的内容。曹操的求贤三令，实乃“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使得“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失其根据矣”。《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此时，孔儒人格模式之中断与新的人格范型之孕育，其主导原因正是曹操的人才思想。曹操对个体生命的诗性关注，构成邺下人格范型的基本色调；曹操诗文的悲慨苍凉、纵横壮阔、清峻通脱，又铸成邺下人格的美学魅力。无论是曹丕将乃父之悲慨淡为哀婉，还是曹植将乃父之苍凉凝为忧郁，抑或建安诸子的或孤傲如刘桢或沉郁如王粲或舒缓如徐干……均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曹操的诗作与人格的双重投影。
在中断孔儒人格忠孝仁德之传统的同时，邺下文人却有着一种小集团的自觉，一种建功立业的自觉。在自己的政治军事行为与艺术创造行为中，他们袒露着这种“自觉”，他们从东汉末年党人的人格楷模中承续了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邺下文人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在戎马倥偬中，在战场登临处，在西园酬唱时，甚至在“十一年而三徙都”的政治性迫害里，他们执著地咏唱着英雄主义的悲歌。曹植在文学上力盖诸子，政治上更是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即便是那位从未去过邺城的孔融，也在诗中“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六言诗三首》其二）。
后汉“党人群体”的人格建构中，有正统孔儒的圣人崇拜，忧患于国事的大群体自觉，以及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行为准则。邺下人格的心理构成中，同样有着“忧患”与“崇拜”。然而，忧患或崇拜的内容，已多半不是大一统的皇室社稷，以及为此舍生的壮行义举。王粲自己“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邺下文人，为血泊中的大地与饥民而哭泣。对现实丧乱与民生疾苦的忧患，在他们的生活与艺术行为中，升腾为对建功立业的渴示，对乱世豪杰的咏歌：“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诗》)
邺下人格的深层建构中，与“慨当以慷”之高亢相伴随的，是“去日苦多”之低回。邺下人格的英雄主义，早已没有党人的那种义无反顾式的执著，没有那种政治色彩浓郁的生命行为。他们有更重的文人气质，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并打上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印记，全然是一种个体性咏唱，既是唱征夫、思妇、孤儿、游子等别人的歌，更是唱诗人自己的歌，倾诉诗人内心深处的郁闷，以及对生命对感性的独特感受。
建安二十二年（217）前后，七子大半俱去。在这生命悲歌中，传统的士大夫人格模式被消解被中断，一种新的人格范型正在孕育之中。竹林中人不是邺城中人，至少在游于竹林时，无须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嵇康与阮籍，或公开或隐蔽地不与司马氏合作；向秀、刘伶与阮咸，醉心于或庄玄或杜康或丝竹；即便是为时所羁、俗情难免的山涛与王戎，当他们与友人同游于竹林时，也毕竟不乏方外之思与玄远之想。竹林文人淡化邺下文人很强的忧患感和功名心，他们的人格理想，是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是“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是“逍遥浮世，与道俱成”。（阮籍《大人先生传》）
邺下文人那种外化于政治军事行为的执著，在竹林文人这里，却内聚为心灵深处的徘徊。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开篇就是“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徘徊，是以阮、稽为代表的竹林文人的典型心态，是后人理解竹林人格的一个基本点。
竹林中人，首先是在“出”与“入”之间徘徊。“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阮籍《咏怀诗》其十六），大梁是战国时的魏都，后人解是诗，多认为“大梁”代指曹魏；“望大梁”意谓阮籍眷顾曹氏王朝之命运。我以为，对“文多隐避”、“难以情测”(《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李善注)之《咏怀诗》，不宜作板实之论。“大梁”，可视为诗人欲入之“庙堂”，与之相对的“蓬池”，则为诗人欲隐之“山野”。阮籍之叹“徘徊”，是对战国魏公子牟“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庄子·让王》）之问的遥远回应。阮籍将徘徊之苦，化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的诗句。嵇康的好友向秀，在嵇康被杀之后，虽入洛仕进，却心系竹林：“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思旧赋》）
竹林名士狂放任诞。重才情轻德性，与重感性生命悖孔儒礼教，在邺下人格中，更多的还是一种趋向或理想；而在竹林人格中，则成了实实在在的行为。然而，竹林名士的狂放中仍然有徘徊。阮籍常作出越礼悖教的举动，却“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者”(《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李康《家诫》)。嵇康是不惜生命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却仍想师法阮籍的“口不论人过”，他一面放言高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面却崇尚“大水玄寂无声，镇之以静自正”(《六言诗》其三)，向往于“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幽愤诗》）。
嵇康《幽愤诗》作于狱中，真实地抒写了诗人的心灵痛苦与人格冲突，写出了诗人在慎独与狂放、超然与执著、嫉恶与避世之间的徘徊。“性不忤物，颇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显明臧否，乃得祸之由，若玄寂无言，则能远祸全身。但嵇康毕竟是“刚肠疾恶”之人，是“越名任心”之士，在司马氏集团的酷烈政治中，他的死不可避免。嵇康并不畏死，但他并非不恋生。《幽愤诗》中的自责之辞，其实是曲折地道出将死者的“生死徘徊”——这是极为沉痛极富悲剧震撼力的“徘徊”。竹林名士，在出与入、狂与慎之间的徘徊，最终指向了并凝聚为在生与死之间的徘徊。邺下文人从《古诗十九首》承续而来的生命意识，在竹林人格中，采取了痛苦而冲突的形式。
以“大人先生”为人格理想，以“越名任心”为行为方式，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还原为人格建构中的心灵徘徊——这便是“竹林人格”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曹魏时代的诗人的人格模式中还有体任自然的成分。
人格自然说始于东汉，汉魏之际已颇为流行，如郭嘉为曹操分析曹、袁两方的形势，指出曹操的几大优势，其中一条是说曹、袁两人的人格行为不同：“绍（袁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正始时期思想活跃而多元化，各型人物都可以自由地表现个性，发展各自的人格。当时，即使那些服膺儒术、谨守礼教的正统儒士，也受自然人格和清谈风气的影响。如王戎说王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远”(《晋书·王祥传》)。循礼者也并不是不注重容止和言谈上的风流雅尚，他们也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自然”。钟会的母亲张氏教育子女时，“常言人谁能皆体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全三国文》卷二五钟会《母夫人张氏传》)。这话的意思是以体自然为高，即使认为人们难以做到处处体任自然。这话出自官僚命妇之口，可见一般来说，“体自然”并非异端，循礼教者也可以体自然。这当然不是极端派的自然，更非反礼教者的自然，而是礼教基础上的自然。这种自然实际上只是有节制地表现言谈、容止之美，表现一点风流雅尚的潇洒。正始玄学将体自然当做重要的问题来论辩，出现了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和王弼的在自然基础上建立名教这样两种观点。嵇阮诸人具有自由浪漫的精神，他们的体自然中包含了许多批判精神。
西晋诗人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
西晋诗人似乎领会吸取了“自然”之义，但这是循礼教者的“自然”。高平陵政变后，思想与人格上的纯任自然者，即使不被杀害、黜除，也要经受很大的压力，行为也要做相应的调节。西晋文人追求的风流雅尚和正始诗人包含批判性的自由浪漫精神，“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嵇康、阮籍作为某种人格典范，在晋人处只存了一个“影子”，是西晋人理解的嵇阮，而非历史上存在的真实的嵇阮，这是魏晋之际人格模式转变的微妙处。这种转变，首先跟西晋文人的出身和生存处境有关。
西晋文人以寒素为主体，多学而优则仕，行事著文自然与士族不一样。他们博学、慎思、明辨，学问渊博超过前代文人，但他们缺乏磅礴的激情和笃行的信念，也缺乏创造的精神和能力。他们对文学的技巧、体制、风格、渊源流变的研精探微，超过了前几辈文人，但文学观念反比前人保守得多，对文学精神的体验也不及前人。这一切都跟他们独特的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有关。这种人格模式的基本表现是，谨身守礼、儒雅尚文、谦柔自牧、宅心玄远、通达机变，具有浓郁的折中的调和色彩。因而，我们看到，和汉儒相比，明经致用、服膺礼教相仿，但他们外表通脱一些，也更有文采。他们也如正始玄学家那样探寻根本、研精入微，却没有后者那样深刻，也不像阮籍、嵇康那样外表自由放达、内心激烈忧郁。他们的处境与表现与邺下文士有不少相似处，他们的文学也直接继承邺下文学，但邺下文人弘道济世的气概，他们又没有，他们更缺乏邺下文人因颠沛流离养成的对社会人群的广博同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