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了理由。干干脆脆地。他显然因为出乎意外而有所迟疑：“不会吧？怎么会呢！我那篇东西还不到3万字，可是他的这篇文史资料，据他信里面讲，有整整5万字呀！”“如果这篇文史资料和《淮海战役始末》连字数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就不是抄袭而是复印了！”我也说得硬邦邦的，甚至像针那样带眼带刺，“杜老，你的文章，加上同一本《文史资料选辑》里李以的文章，再加上文强的文章，如若不够，恐怕还得加上杨伯涛的文章，这便是那位先生的5万字了！”
“……”话筒里没有声音，只有仓促而艰难的类似哮喘病患者那样的呼吸。
但是，我很快听见，第一次听见杜聿明这般沙哑、这般愠怒的吼叫：“请你不要尊称他什么先生，他本是一个可怜的人！老实说吧，只要你能够为他解决一点具体困难，我看就比称呼他什么都好……”
我惊愕，惶悚，困惑，然而我发现，即令杜聿明在吼叫，在呐喊，那声音也愈来愈低、愈来愈小了。小到我听起来比他讲起来更费力气的时候，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于是突然问道：“杜老，你在什么地方打电话？”
沉默。沉默以后的爆发。“首都医院！我们这些人，连腰酸背痛都可以住进最好的医院。可是他们——就说这个寄稿子来的副官吧，他家在农村，凭力气吃饭，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了，有什么力气？子女也穷，历史反革命的后人嘛，能有什么好差事让干的。唉唉，可怜人呵，上个月死了老婆，连棺材钱都是借的哩，所以，所以我想……”
我懂得杜聿明的意思了！尽管这个意思所包括的内容比较复杂，但是简单的、也是起码常识告诉我，我没有理由旁观一个住院病人的心灵疾苦，而最好的举动便是与他合作。
“杜老，看看我的想法与你的想法一不一样吧：稿子我不退，稿酬就按照付笔墨费处理。”
“笔墨费是不计算字数的呀，每篇最多才10块钱！”杜聿明居然记得稿酬规定的具体条款，“我看就算作丙级资料吧，每千字至少也有5元。五五二十五，一共是250元。”
我笑了，苦笑：“杜老，你是知道的，稿酬究竟怎么个算法，我说是算不了数的呵！”
“这我知道。反正我找你，你去找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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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主任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人谈话。这个机会是我存心等到的。从文史专员办公室出来，绕过房子当头的一棵老槐树，侧身步入铺砖小径，对直走，进得一座雕梁画柱的四合院，斜过院坝，那窗明几净的东房便是主任办公室了。道路曲折，好在来回不过百米，所以我为了寻得成功的机会，走了3趟哩！
这第3趟该不是空走的罢。董主任正聊在兴头上，那只翘起的摇摇晃晃的脚杆，无疑分散着他的注意力，只要他在我双手呈递过去的钉在稿件之上的审稿笺面前，也这么摇晃几下，就不会在意我故意写得既小且歪的“丙”字，从而就会在“领导意见”的栏目之内，匆匆署上他那个值钱的名字啦！
我想得太天真了，正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不，董主任往日不看稿子的时候多着呢，此刻偏偏相反，他竟收下稿件，拉开抽屉，然后不快不慢地说：“你后天来吧。”
后天？为什么不是明天？杜聿明还等着我的回话哩！回话怎么讲！机关通报？大会批评？停职检查？追究责任？唉唉，天晓得怎么回事！两天之后，上班不久，我垂着脑袋提心吊胆地进了主任办公室。我没有敢坐下。
董主任没有寒暄，却也没有其他异样的表情，他从抽屉里取出稿子递还到我手上的时候，居然只说了一句话，而且连这句话也似乎是多余的：“你拿回去吧。”我有点儿做贼心虚，眼珠子骨碌碌地转，闪电般地扫视过审稿笺。咦，怎么回事情？我揉了眼角，定睛看时，我那个“丙”字没被抹掉，下面反倒添上了他的名字？我愣住了，哦，我不应当发愣，我不应当逗留，他根本没有看过稿件，趁他还蒙在鼓里，我应当拔腿而去！
“你回来一下。”我已经走出房门了，他叫住我，并且在他的办公桌前给我安了藤椅，“昨天我去医院看了杜老，他把情况跟我讲了。”
原来如此！皆大欢喜！
“我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一下——”董主任却愁眉苦脸的，“杜老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已经不允许常有人去探视了。但是，他现在有好些事情要做，你就尽量替他做做吧。”
“什么事情？”
董主任此时才笑道：“你不是已经替杜老做了一件吗。不过，那仅是他的一个副官的问题，何况200来块钱，又解决得了多大的问题哟。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要求在近期内落实好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的政策……”
“有这样一个文件？就是现在！”我睁大眼睛失口叫道。“现在已经着手办啦！”董主任的手指头轻快地敲打着桌面，看得出来，他的激动并不亚于我，“这段时间，我们的文史专员会收到很多信，他们的部下请他们写写证明材料之类的，杜老的信，你帮他先登记一下，行不行呵？”这还用得着问吗！我回到文史专员办公室。房子外边将要发生的事情，房子里面的老人都知道了。知道的那一瞬间，我不在场，不清楚有没有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的气氛。我见到的场面是静止的、凝重的、从而让我感到是庄严肃穆的：他们各自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抽烟，没有人看报，没有人饮茶。有人紧紧闭目，有人轻轻叹息，有人微微颤抖，有人悄悄撩起衣角，沾一沾滚出了眼窝的泪珠……静止毕竟是暂时的。第二天起，全国政协大门虽不见车水马龙，文史办公室小屋却门庭若市。远道的信没有寄拢，近道的人先来了：皮肤黝黑的城市建筑工、搬运工、自由职业者，衣着破旧的农村庄稼汉、手艺人、劳改农场留用人员……而惹人注目的，还是两位西服革履、大腹便便的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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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客人，一高一矮，都是沈醉的部下。
解放前夕，沈醉以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之身被捕的时候，这两位正化装成平民百姓，烂棉袄里夹着金条，趁夜色逃离昆明，借晨雾潜入缅甸，尔后去了香港，开了公司，现在都成了腰缠万贯的经理、董事。此番回国旅游，他们想见到沈醉，所以到京之日，便以极其恭敬的口吻，给昔时的上司打了电话．沈醉接到电话，倒还多少摆出了过去的架子．大概不是带兵打仗的人的缘故吧，他没有什么“爱兵如子”的初衷，也谈不上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邀情，以致他谢绝了对方“登门拜望”的意愿，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见面的地点放在了文史专员办公室．客人先到一步。沈醉进屋的时候，他的部下同时起身立定，虽没有举手行礼，口中也没敢吐出“站长”两个字，但那伸颈缩脖、诡诡谲谲的神态，已把他带进过去严加防范、泰然处之的环境气氛里去了。他对此感到放心，甚至满意。
“请坐，请坐！”
客人欠欠身，慢慢坐下去了——正坐在那张缀有补丁的长沙发上。高的那位，胳膊紧贴着摇摇晃晃的扶手，矮的这位，手板紧贴着方方正正的补丁，而且都像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这张沙发居然成了他们辞别时分的话题。
“沈先生，听说您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学过裁缝，拿过针线，”矮的这位用指头弹着补丁眯眼笑道：“这块咔叽布头，是您老人家给缝上去的吧？”
沈醉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平平静静地回答说：“我的针线活没有这样好，那是杜聿明杜先生缝的。”“杜先生？杜先生亲手缝的！”高的那位大张其口，一巴掌拍打在沙发扶手上，趁势站起身来，“想不到，想不到，真想不到一代名将和一块布头能够连在一起。这张沙发是太有价值啦！来、来、来，老弟你快坐好，我给你拍张照片做纪念……”
他边说边打开挎在肩头的相机，不一会见，闪光灯的指示信号红了，镜头对准了，他把两腿弯曲了，可是，就在他按下快门之际，他真的没有想到，坐在身后的沈醉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对准他的是那双躲在黑边眼镜里边、曾经叫他不寒而栗的眼睛！
“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沈醉的声音也许尖厉得连自己都害怕。来者是客，他的吼叫终于变作了叹息“，这种照片拿回去卖给报馆，又值得几个钱呵……”客人走了，红着脸走的。沈醉没有走，白着脸坐了下来，坐在先前的位置。
对面依旧是那张长沙发，而留在那里的一句话，却如同一块补丁，缝在他的胸口，刺痛了他的心：“您说国家慢慢会变富，这我相信，可是有钱买车票，也不会让您来香港的哟！”
沈醉渴望去香港，那里有他的前妻和儿女，而且要去就要把身边唯一的小女儿带去。但这可能吗？宋希濂可以去美国，因为他的背景是一个单纯的军人；自己不可以去香港，因为自己毕竟有过半生特务生涯，而政治色彩如此浓厚的人如若有去无回，便势必给当今的政治抹黑！唉唉，他实在是心力交瘁，无话可说，明明晓得部下投来的是长矛，他就拿不出自己的盾牌……小女儿来了，叫他回家吃饭，吃完饭后，稍作休息，便去政协礼堂看电影。沈醉走了，跟在小女儿的后边。小女儿过去在内蒙当工人，现在和他同在一个机关……文强也如此哩，小儿子过去在新疆，现在调回北京当演员……沈醉走着想着，忽地感觉到了一种距离的缩短，由此估计到了一种变化的可能，他慌忙叫住小女儿，准备与她商量一下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事，当然，商量这等严峻的大事之先，制造一点轻快的气氛是必要的。
“今天演什么电影呀？”沈醉笑嘻嘻地问。“《解放石家庄》。”小女儿乐呵呵地说。
“……！”如像又一杆长矛横刺过来，沈醉挂在嘴角的笑容倏然消失了，重新发白的脸盘上，顿时浮起抽搐着的肌肉，抖摆着的皱纹，连同那刀刻斧凿般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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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不是寿斑，它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而已。从《解放石家庄》，便可虚幻出一部《进军大西南》，进而臆想到自己的形象，自己在那里曾经有过的不光彩的表演，即将面临着公开再现的肯定要被夸张的威胁，这就是沈醉刚才逆向运行的思想逻辑。
那么他的条件呢？也就是他的依据呢？不用他说，过去看过几部国产战斗故事片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出现在银幕上、出现在青天白日帽徽下的一副副要么阴险狡诈，要么昏庸愚蠢的嘴脸了！沈醉怕得有理。怕得他饭没吃，倒吃了几片镇定药，然后在小女儿紧紧搀扶之下，才硬着头皮进了政协礼堂……看完电影的第二天，又是文史专员们的学习日——从这个学习日开始，他们每到这天都由机关派车接送。小车二辆，分兵两路，一路去和平里接杜建时、杨伯涛、李以、罗历戎，另一路去永定门接文强、黄维、董益三，然后取道东四前厂胡同接郑庭笈。郑庭笈走进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时候，罗历戎已经坐在对着窗户的长沙发上了。前者是原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是何应钦的人，后者是原国民党第3军中将军长，是胡宗南的人，昔日军事集团之间的派系纷争使他们水火不容，今天的同志同事关系却使他们情同手足。唉唉，手足也是冤家，不到时候不得相见，所以他们的目光只要碰在一起，非得劈劈啪啪爆出火花才能了事！
“罗军长！你昨天下午到哪里去了？”郑庭笈一屁股坐到罗历戎身边，声如宏钟，气粗如牛。他知道对方昨天没来看电影，正因为如此，他才故意这样问。
“我在家里看书，哪里也没有去呀！”罗历戎老实巴交地扭过头，莫名其妙地看着郑庭笈：郑庭笈是黄埔五期学生，他是黄埔二期学生，所以素以老大哥称之，今天怎么啦？开口就是什么“军长”、“军长”的！
“我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你了，我都听见你大声武气说话的声音了，哼，你居然还不承认！”
罗历戎急了：“你在哪里看见我？要是我昨天出了门，我情愿不得好死！”“你当然出了门，出了远门哩。告诉我，你是不是到石家庄去了？”“石家庄？”罗历戎皱起眉头。“哎呀，真是贵人多忘事——”郑庭笈依旧一本正经地说，“石家庄不是你的驻防地么？你不是率领第3军主力增防保定，结果途经蒲风店就被晋察冀解放军歼灭了么……”
罗历戎这才恍然大悟，朝着郑庭笈的大腿猛击一拳，咧嘴笑道：“我要建议电影厂再拍一部《解放沈阳》，把你这个躲进大虎山的郑军长，也拖出来亮亮相！”
“亮不到相，亮不到相。”郑庭笈自信地昂起脑袋，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要找我这个模样的演员。那是太难找了。我们广东人的双胞胎都是两个样子。可是演你那个演员，嘿，真是怪事，和你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罗历戎频频点头，他似乎被这样的“怪事”感动了：“这倒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很认真，很负责任。编剧本之前，他们就看过我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上的那篇《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灭经过》的文章，选演员的时候，他们又拿起照片来找过我，以后看了《解放石家庄》的样片，更觉得他们一点没有丑化我，不像过去那种搞法……”我坐在与罗历戎成直角方位的位置上，旁听了他与郑庭笈的对话。我承认，我被一种力的渗透征服了，仿佛是那束透过窗户的紫光，开先是投照在这些老人身上的，然后由于折射的缘故，我的肩头也落满了灼灼的光点，呵呵，我是多么唯愿沈醉也在场，也分享只有在那神奇的境界里才能承受到的温柔的抚摸哟！
他却没有来。以后我知道，这天他在家里写申请去香港探亲的报告。写的是时候。他如愿以偿了。他和小女儿的香港之行，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了。他在镁光灯下笑了。然而，正是这种力的渗透，爱的连结，当他从香港回来不久便得悉身旁失去了一双暖和的大手的时候，他伤伤心心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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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文史专员办公室，沉浸在灰蒙蒙的细雨中。远远望去，恍若一只孤零零的帆船，停泊在无风港里一动不动。只有门扉是摇曳着的，那吱吱嘎嘎的声音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杜聿明去世了！
抽泣，哀叹，怔愣，摇头，垂首，旁无目标的来回走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中断了一切，却把一切都聚集到一起来了。电话是杜聿明的大女儿杜致礼打来的，她刚从美国赶回来，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问“各位长辈”
——“家父生前有什么遗嘱没有”？杜建时握起话筒，他的回话是肯定的。杜聿明临终之前，杜建时去首都医院看过他。如果说，文史专员当中，杜聿明担任过国民党最高军事职务的话，那么，最高职务的文官的担任者，便是这位原国民党天津直辖市市长杜建时了。也许正是这样，当杜建时坐到了病床头，杜聿明艰难地从被子里伸出手来与他紧紧相握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就是杜聿明要说最后的话，或者要说最重要的话的时刻！
“杜老，你说，你说！我记得住，我不用笔，我用心……”杜建时声气哽咽了。
杜聿明点点头，点着点着，随着他嘴唇的缓慢的嚅动，几颗老泪从他深陷的眼窝里滚了出来：“昔时战乱连年，祸及东西南北，田园庐舍尽遭摧毁，无辜的人民死伤万千，延续到今天的国家长期分裂，骨肉同胞不能团聚，连写一封信都不允许……这一切，我们都是要负责任的。负不起，也要负，多多少少总是要负的……”杜聿明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杜建时：“所以，我想请你有机会，一定要带句话给台湾的老长官、老同事、老朋友，希望把国家统一大业，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完成。这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不能留到下一代人去解决……我们有责任，有责任呵！”
杜建时的眼圈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