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告诉我们，在一个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博弈中，最好的策略直接取决于对方采用的策略，特别是取决于这个策略为发展双方合作留出多大的余地。
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国内的家电大战中，虽然不是两个对手之间的博弈，但由于在众多对手当中，每一方的市场份额都很大，每一个主体人的行为后果受对手行为的影响都很大，因此，其情景大概也是如此。
因而，如果清楚这种前景，双方勾结或合作起来，都实行比较高的价格，那么双方都可以因为避免价格大战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有人把这样一种合作的做法，叫做“双赢对局”。而这样的结果，往往双方将都是“双赢对局”的赢家。
可惜这些联盟也往往处于利益驱动的“囚徒困境”。而双赢也就成为泡影。五花八门的价格联盟总是非常短命，道理就在这里。
在囚徒困境中，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背叛而坐牢，一方面的原因是与同伙合作的惩罚远远高于所得到的报酬，另一方面也由于这是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性决策，不存在更多的后果或者后续的博弈。
举例来说，在公共汽车上，两个陌生人会为一个座位争吵，如果他们认识，可能就会相互谦让。在夜市地摊、车站和旅游景点等人群流动性大的地方，不但商品和服务质量最差，而且假冒伪劣横行，因为在商家和顾客之间没有后续的博弈，顾客不大可能因为饭菜可口而再次光临。既然是一锤子买卖，不赚白不赚。
也正是这种心理所驱使，如果一厢情愿地选择合作就要受到惩罚。约翰逊总统在向一群商业界头面人物说明需要大量资金同前苏联进行导弹竞赛时，曾经通过下面这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1861年，一位得克萨斯州人离家前去参加南军士兵阵营。他告诉他的邻居他很快就会回来，这场战争不会费力：“因为我们能用扫帚柄揍这些北方佬。”两年后，他才重返故里，少了一条腿。
他的邻居向这位神情悲惨、衣衫褴褛的伤兵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不是说过战争不费力，你们能用扫帚柄揍这些北方佬吗？”
这位士兵回答：“我们当然能，但是麻烦在于北方佬不用扫帚打仗。”
可是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情境中，人与人之间都会存在一些后续的接触和博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如何决策呢？
显然，一味地以德报怨不可取，因为这样只是将别人的人生成本转嫁到自己头上；而一味地以怨报德也不可取，因为这样将慢慢失去大多数的博弈伙伴和机会。
所以，最好的决策方法还是囚徒困境教给我们的：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反射决策。
事实上，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多数人的理性选择，也是一个很具适应性的规则。它的有效是由于其他规则预料到它的存在，并且被设计得与它很好相处。因为要和“反射决策”很好相处，就必须采取合作态度，即使那些伺机占便宜而不被惩罚的规则，也很快改变，因为任何想占“反射决策”便宜的规则最终将伤害自己。
要使这一决策方式发生作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特征是显著而且容易识别的；
一旦被识别出来，就必须使对方明白会对一切背叛进行报复，并且使对方很难解脱。
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曾说过：“在一个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博弈中，最好的策略直接取决于对方采用的策略，特别是取决于这个策略为发展双方合作留出多大的余地。”
总之，反射决策能够赢得竞赛不是靠打击对方，而是靠从对方引出使双方都有好处的行为。
马太定律
一位主人要到外国去，就把他的三位仆人叫来，要按他们的才干分给他们银子。第一个得了五千两，第二个得了二千两，第三个得了一千两。
主人走后，第一个仆人用五千两银子做买卖，又赚了五千两；第二个仆人用二千两银子做买卖，赚了二千两；第三个仆人则把一千两银子埋在了地下。
过了一段时间，主人回来了，跟仆人们算账。
他听说第一个仆人赚了五千两银子，就说：“好，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让你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
他听说第二个仆人赚了二千两银子，也说：“好，我要派你管理很多的事，让你享受主人的快乐。”
当他听说第三个仆人把银子埋在了地下，就骂了这个仆人一顿，决定收回他这一千两银子，分给拥有一万两银子的人。
这是《圣经》中“马太福音”一章里的一个故事。在故事的结尾，有这样几行诗：“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个故事在宗教上的寓意是：当我们听道以后，应该给更多的人传道，而不是满足于仅仅自己了解。而在心理学的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默顿，最早用这个故事来描述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作出的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出名的科学家，则不肯承认他们的成绩。”
有一幅题为“成名以后”的漫画就讽刺了这种现象：一位编辑指着青年作家身旁的装满废纸的纸篓说：“这些我们全都发表。”这说明。一个人如果出了名，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并不成熟的“退稿”，甚至粗制滥造的“废稿”，也会变为“名篇杰作”。甚至他的一言一行也可能被奉为圭臬，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我每每小声嘀咕一下，也变成了喇叭的独奏。”
在管理的领域，马太定律却有它积极的意义。其体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企业在用人策略上，应该量才施用，对才能大的人，委以重任，对才能小的或没有才能的，则赋予较轻的职责，或者不用。因为管理要避免的是“大马拉小车”或“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出现。
可是，在教育的领域。却有一个对培养人才很不利的“马太定律”存在。比如有的班主任或任课教师，在谈到班上同学学习成绩和纪律时，常爱说：××班，××同学的人品和成绩都是一流的，我们各科教师都要齐心协力，把他的成绩再提升一步，力争在中考、高考中一鸣惊人；至于××同学，可谓是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涂，放弃掉算了，他不仅思想有问题，成绩更是不值一提，无计可施，随他怎么发展去吧等一些漠视的思想。这种现象，就是现今教育的一个严重漏洞。
因为，优等生固然可爱，但是中等生和差生也有权利得到平等的对待啊！作为一名教师，如果在教学中厚此薄彼，以不公正的“马太定律”去对待自己的学生，那么，他就一定是一名严重失职的教师。
从众心理
某餐厅有两位服务小姐，一位叫阿莉，一位叫阿珍。她们为了吸引客人支付小费，都各自在收取小费的盘子里先放了一枚银币。不过，阿莉放的是10元的。而阿珍放的是20元的。结果，两个小时以后，阿莉收到的小费，都是10元的钞票，而阿珍收到的却都是面值20元的。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客人支付小费，大多拿不准以多少为宜，那么就会以别人的做法为自己的标准。而阿珍就是一位有巧妙地利用从众心理的聪明人。
生活中，也许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事情：4个人一起去吃午饭，你看着菜单，小声嘟囔着：“今天吃什么呢？来一份炸酱面吧！”这时同伴中的一个人说：“我要一份牛肉面。”接下来其他2个人也都附和说：“那就吃牛肉面吧！挺香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也会说：“那我也和你们一样吧。”
这种“随大流”的现象，恐怕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吧。
我们都知道“我行我素”这句成语，而在现实中，却很难有人做到这么“潇洒、自如”。就实际而言，人们往往不是自己喜欢怎样便怎样，在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时候。人们要看多数人是怎样做的，自己才怎样做。
在心理学上，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受群体的引导或压力，从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叫做“从众”。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也就是“随大流”。比如生活中顺应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所谓“入乡随俗”，就是人们在吃喝、穿戴、娱乐上赶时髦，追新潮等等，都是从众心理的表现。
当然不可否认，众人有很多时候的确是对的。比如，我们在一个没写明男女的公共厕所前，会观察一下别人是怎样做的：如果男人们都进左边的门，女人们进右边的门，我们也会这样做。还比如一位口渴的旅行家在沙漠的一个绿洲上，看到当地人从一口井里打水喝而不打另一口井里的水，那他同样也会只喝这口井里的水。
这是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生活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都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离开了众人提供的信息，个人几乎难以活动。因此人们往往认为，众人提供的信息更加全面可靠。
但实际上众人并不总是可靠的，它也有出现偏差的时候。有人在商店门口看见“长龙”，不由分说便排到了队尾，然后才问：“这里卖什么的？”有人在马路上看见围着一圈人，不管自己有事没事也要挤过去看一看。
还有的骗子借从众心理骗人。他们玩所谓“三张牌”，让人押宝，猜红桃A在哪里，可押50元、100元、200元。此时，总有三五个人抢着参与，而不明真相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托儿”，被从众效应激化，也参加押宝。当然，结局肯定要输——因为最初参加的三五人同庄家全是一伙的。
甚至还有时候，众人皆是错误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在这种时候，往往由于从众心理，少数正确的人也会放弃自己的观点而遵从众人。这一现象被心理学家阿什的一个实验所证明：
阿什事先安排了6名大学生，让他们一致把两条不等长的线段A、×硬说成是等长的，去影响1名真正的被试者。结果被试者放弃了自己本来的正确答案，而认同了这6个人的观点。
这是为什么呢？人们之所以盲目地从众，是因为有一种害怕偏离群体的心理。
人们大都希望群体能喜欢自己、优待自己并接受自己，更害怕如果自己与群体意见不一致，群体会讨厌、虐待或驱逐自己。所以，为了避免被称为“越轨者”或“不合群的人”，便遵从众人的意见。而群体中也的确有一股强大的压力要求一致性，当某人不赞同群体其他人的意见时，其他人会努力迫使这个人遵从。
比如我们在自己家里可以穿各种奇特的服装，但当我们考虑是否穿这件衣服去上班时，想到同事们怪异和否定的目光，我们就会放弃这个打算。在开会的时候，要表决举手，当我们看到别人都举，自己明明不想举，也往往会跟着举，因为我们害怕“与众不同”而成为人所瞩目或者质疑。
零和游戏原理
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即皇帝位，建立宋朝。
当时国家正处在“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了实现天下一家，版图统一的理想，在讨伐南平、后蜀、南汉等小国后，目标指向正由后主李煜所统治的南唐。
开朝七年。大将曹彬奉命兵伐江南，江南小朝廷李煜赶紧派使臣徐铉等人至宋廷乞求缓师，要求“以全一邦人性命”。并问原因：“我们对大宋天子并没有礼貌不周的地方呀，为什么兴兵讨伐我们呢？”
赵匡胤听了以后，冷笑一声说道：“你不必多说了，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宋军一举灭掉南唐，赵家基本夺得了天下。
实际上岂止是赵家天下，就是刘家天下、李家天下，又何尝容得下别人染指呢？
《汉书》上将天下比作一只鹿：“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也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西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但又因为只有一只鹿，所以一染指便是你死我活的争夺，有你一分，便少了我的一分，岂可儿戏视之？
这就像极了一对一的两位对弈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一就是：“1+（-1）=0”。
赵匡胤和历代“逐鹿者”们所玩的，就是一种称为“零和游戏”的大赌博。
“零和游戏”的精确表达为：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零和游戏原理源于博弈论。一项游戏中，胜方所得与负方所失相同，两者相加，正负相抵，和数必为零，是谓“零和”。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因而，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
但是人们也日益认识到，在一连串的博弈中，零和游戏的观念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双输，而要“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也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双赢理论”也就应运而生。而在现在的生活中，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非零和游戏即“负和”或“正和”观念所取代。负和游戏指。一方虽赢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得不偿失，可谓没有赢家。赢家所得比输家所失多，或者没有输家，结果为“双赢”或“多赢”，称为“正和”。
比如投资股票和债券，投资者一方面可在股票或债券的价格涨落中赚取差价或从每年的派息之中获得利益，上市公司用投资者的钱来经营。创造利润，上缴税金，增加就业等，双方或多方面都可从中获益。这也是如今社会最典型的“双赢”现象。
曾经有15个杰出的人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跨学科学者——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是桑塔菲研究所的，所以我把他们叫做“桑塔菲学派”的学者，他们历时10年，在地球上找了15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小型社会，包括原始土著民族、半开化的渔村、城市旁边的乡村、前计划体制瓦解后的城市等，多次进行了一个名为“最后通牒”的实验。
这种游戏是一次性的，即两人瓜分一笔诱惑性足够强烈从而受试者愿意当真参与游戏的钱财。比如这两个受试者瓜分1000块钱，由第一个人对第二个人提出自己的分配方案，比如“我给你50块，剩下的950块归我”。
如果第二个人同意，那么他们就按这个方案瓜分由实验者给他们的一千块钱，其实是足够多的一份财富。如果第二个人觉得第一个人的方案“不公平”从而拒绝这一方案，那钱就被实验者收回，这两个人就一分钱也得不到。
这样，第一个人实际上拥有相当的垄断权。按照经济人的理性假设，第二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哪怕只是拿到一块钱，也应当选择“同意”而不是选择“拒绝”，因此第一个人可以给自己分配999元，而只给第二个人一元。
然而大部分实验的结果表明，在几乎40％的实验里，第一个人提出的方案是“对半分”，也就是说，第一个人并没有从自私角度出发只给第二个人“一块钱”，换句话说，只有在公平原则主导了个体的选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双赢。
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面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耍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合作者自己。
社会角色转换定律
维多利亚女王有一次和她的丈夫发生冲突，丈夫生气闭门不出，女王来敲门，丈夫问：“你是谁？”
女王理直气壮地回答：“英国女王。”
